《農村再生條例》的立法在台灣社會引發重大爭議，也意外牽扯出「社區營造」工作者在農村的角色問題。不同系統的社造人士甚至互相放話攻訐，早年台灣鄉間漳泉分類械鬥的場景依稀再現。

1993年底，時任文建會主委的申學庸於立法院的施政報告中，首度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的概念，繼任的主委陳其南進一步將社造發展為政府施政主軸，中央各部會爭相編列龐巨預算投入規劃執行。由於有政府為後盾，又有源源不絕的資金供應，一時之間，「社造」成為熱門產業，吸引了許多學界、社運界和企業界青年俊秀投入，在台灣各地，逐漸發展出系統性的「社區意識」。

然則，不可諱言，台灣的社區營造係從美國的「community building」移植而來，卻又忽略了美國特殊的歷史背景，使得所謂社區營造，在台灣鄉間往往不僅未能促成地方團結，甚至成為分裂對立的根源。譬如，「新港文教金會」創會董事長陳錦煌醫師在《社區營造再出發─ 2008年總統大選後感想》一文中就指出：「社區營造的目的是將選舉轉換成公共參與；將買票的現實利益交換轉換成社區發展的長期承諾；將派系分裂對抗轉換成溝通協調凝聚共識……然而現行的社區發展協會，與村里長選舉方式，一再給予地方派系分裂對抗的機會，耗盡資源，無法累積成果，是社區營造面臨最大的困境。」新港文教基金會一直被當局視為社區總體營造的典範，然而連其領導人都有如是感慨，遑論其他！

從美國歷史的發展來看，早期抵達新英格蘭的拓荒者多是英國清教徒，由於信仰的因素，本來就傾向多元主義。19世紀末以來，不同來源的移民潮大量湧入，更強化了依原鄉、語言、宗教、族裔為參考體系的社區意識。依據當時的情境，來源殊異的移民群體其實是把「社區」做為一條通道，從分散的族群走向整體的美國社會，社區是臨時庇護所，為打造「美國人」的身分做準備。

陳其南等人當年將「社區總體營造」的概念和「同心圓」的認同建構法一起搬到台灣，也許想藉此由社區到全台，打造全新的國族認同，就如同陳錦煌在同一篇文章強調的：「社區營造最終目的是培養土地認同，進一步是國家認同。」

綜言之，美國的社區意識是先分後合，先小而大。台灣社會同樣存在族群問題，然而，在文化、血緣、族裔、宗教各方面畢竟沒有美國那麼歧異。硬搬美國的社造理念和國族認同建構法，結果是分而再分，小而再小，反而在農村社區造成原子化的現象，不同的社造團體或地方組織各持己見，競奪人脈金脈，社區反而成為上述引文所說的，分裂對立，耗損資源的所在。

糧食風暴的爆發不僅會餓死窮人，中產階級亦得繼續縮衣節食。

更糟的是，極可能因全球糧價飛漲帶來糧食爭奪戰，屆時，台灣如何渡過？光靠個人的努力吃素，能否改變現況？

俗話說，打架前先秤斤兩。今日台灣的糧食自給率已跌破30％，再搭配農村再生條例的農地變建地，面對糧食危機，台灣人將會「荒」很大！

然而，農委會卻敢呼籲勇敢的台灣人：「不要怕，台灣26萬公頃的休耕土地隨時可以披掛上陣。」殊不知水利設施、地力荒廢、家庭廢水污染是不可逆的農業破壞。

而這荒謬背後的原因，正是「為利潤」而生產的農業：為了糧商的利潤，政府放任他們將價高的白米賣到國外、價低的白米混更便宜的泰國米賣給台灣人！為了財團的利潤，政府可以把農地變建地、拿糧食餵汽車！

歸根究底，私人利潤與人民肚皮誰最重要？假若，我們期待一個「人人有飯吃、農產價廉而質優」的新社會，那麼就必須要求政府：反對為利潤而生產，轉為以農民與消費者的「公共需求」來生產。

這目標並非天邊一朵雲，其落實正是：反對農村再生條例，同時建立非盈利、不分紅、為公益的產銷合作社。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然而，金融海嘯走了，隨之而來的是什麼呢？

正是「糧食海嘯」：根據4月21日的經濟日報社論，警醒沒得失憶症的世人：還記得金融海嘯前米價、物價百物皆倍數翻漲的日子嗎？

其原因正是國際熱錢對原油的炒作，當時，若非金融危機，逼著能源輸出國家出面制止，今日我們的生活將更加難過。

回顧3年來，全球糧食作物平均漲價83％，小麥更飆漲181％，米價也在金融海嘯前倍數上漲。我們知道當政府用印鈔票來拯救金融危機之後，縱使救活了全球經濟，但隨之而來的將是通膨、油價飛漲，而油價所帶動的肥料、運費上漲，將使全球糧食危機再度陷入恐慌。

糟糕的還在後頭。當原油價漲，生質柴油、酒精將會伺機而動。屆時，我們將看到更多糧食不是給人吃，而是拿去餵汽車油箱。

最後，是全球67億人口中，在過去20年來逐步從糧食、蔬菜果腹，轉向倚賴肉食，然而10公斤的玉米才能養胖1公斤的豬。海地的搶糧戰爭還不能喚醒世人嗎？

至於改變之道，與其唱高調改變資本主義，不如倡議人人「吃素救地球」來得快又有效！

從去年開始，許多大專院校推出所謂的新世代通訊平台，的確是一個很方便的設計，個人手機、網路電話、學校分機都整合在單一平台之下，甚至可以「一號三機共振」讓你不會錯失任何一通電話，在網路內的所有使用者都可以免費通話。

看似方便又經濟，不是嗎？

然而，學校推行了好幾個月，我還是不願意加入如此「便利」的網路，自認一向是走在三C產品前端的我，怎樣都不像是會錯過這種「好康」的人，然而仔細深究「不會錯失任何一通電話」這樣的便利，反而成為我的恐懼。

傳播科技帶給人類生活許多的改變，只是許多面向我們都太習以為常了，絲毫不以為意，例如摩天大樓，儘管是建築技術的極致展現，但如果缺乏了最基本的電話，那麼一層層之間，也就像是個個孤島一般，大大減低其實用價值。無所不在的即時通訊工具，從家用電話、無線電話機、手機乃至現在將應用網路的全方位通訊平台，人似乎已經喪失了「獨處」的權利，這些傳播科技的存在與演變，不斷削弱不在場的藉口，就算找不到人，好像只要在手機語音信箱裡留了話或是傳了簡訊，就已經完成任務，「溝通」完畢。但是這樣的動作，根本不是雙向溝通，而是單向傳輸而已。

社會學家羅伯‧帕特南（Robert Putnam）曾經以「獨自打保齡球」（Bowling Alone）來說明現代社會中公民社群逐漸瓦解的現象，追憶公民群體運動的消逝，但或許我們可以問，一個人打保齡球，也沒什麼不好吧？記得在香港看過一個威士忌的廣告，是這樣說的：「常常一個人，是寂寞；偶爾一個人，是幸福。」現代消費社會當中，孤獨甚至是被排斥的，麻辣鍋一個人起鍋要加價、速食店第二份餐半價、牛奶買一送一，個體是不被主流價值所見容的，人類是群居的動物，不應該離群索居，所以「宅男」們也因此而被污名成為一個個好像只會沈迷卡漫、線上遊戲和對著童顏巨乳辣妹流口水的不正當人格。

不管是學校、公司行號也好，一個科層體制想要將所屬每一份子納入體系下管理與掌握，當然是結構上之必然，以往的聯繫限於桌機，但是一旦將分機也行動化之後，個人甚至沒有漏接電話的權利了。如同麥克魯漢所言，科技是人類身體的延伸，但是我們想把身體延伸到什麼樣的程度？是否毫無止盡的延伸才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社會心理學上基本的實驗，在公車上或是廁所中，如果原先已經有人在的話，我們總是會與那名陌生人保持適當的距離，如果刻意靠近，我們就侵犯了人與人之間的隱形泡泡；傳播科技不斷在壓縮這泡泡的範圍，但「你」卻可以選擇維持住這泡泡的基本領域。

去年9月雷曼兄弟倒閉造成金融風暴擴大，歐美市場萎縮，訂單也大幅銳減，仰賴歐美過度消費的出口導向國家紛紛不支倒地。今年春節後，部分訂單開始回流，但很大比例是急單。珠三角不少工廠產能恢復滿載，卻讓員工滿腹牢騷，先前因為產能縮減被逼「共體時艱」，降低勞動條件，現在訂單暴增，資方卻維持已降低的勞動水準，員工不滿的情緒，常常一觸即發。

這就是上週台資勝華科技東莞萬士達廠爆發7千人大罷工的主要背景。從去年底開始，勝華也因為訂單銳減，在台灣及大陸廠分別實施無薪休假、裁員、降低勞動條件等因應，但隨著Apple、宏達電等公司看市場有起色，卻又想以金融危機為由，降低過度生產、庫存等風險，訂單給的出貨日極短、價格又差，供應商為求生存，只能咬牙硬接，然後就把成本轉嫁給勞工。勝華不論在台灣廠或大陸廠，都仍只想要維持去年因金融風暴創造的「cost down」成果，將急單造成的加班成本減到最低，當然會引爆抗爭。

這一波急單效應，可以說是將全球化供應鍊的即時生產發揮到了極致，過往至少有一定比例的定時、定量訂單，就已經有極大的爭議，為了因應瞬息萬變的市場，即時生產制度，讓品牌商的庫存及資金壓力轉嫁到製造商，想當然爾，製造商當然會硬操第一線的勞工，以降低生產成本。現在連過往的固定訂單都急速壓縮，供應商失去議價議量權，高比例的急單，不僅僅勞動條件下降，許多工廠中的勞動結構，也採取保留少量核心人力、急單時招募臨時派遣工的作法，「極彈性生產」造就了「極彈性雇用」。

目前包括兩岸在內的出口導向國家，呈現出企業急單多，對外招工、對內趕工，急單趕完，就大量解雇新募工、派遣工，不僅勞動條件低下，工傷事故也頻傳。但全球化供應鍊下的品牌商、供應商關係及勞資關係，呈現的是越快才能生存，越慢就只能被淘汰，從金融風暴產生的極致即時生產方式，有可能變成是新標準。

所以在這種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結構下，多年來的反血汗工廠運動才會把抗議目標鎖定在品牌商。在這波金融風暴下，不少品牌商仍然大賺其錢，例如Apple昨天公佈最新財報至3月28日為止獲利暴增15％，從整個生產鍊結構來看，這些品牌廠的獲利實在不是高層的決策正確，而是靠著壓榨勞動力成本，裡面的確有亟需改善的空間。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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