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讓弱勢的農村社區分配到更多的國家資源，相信沒有人會反對。但是，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對《農村再生條例》的立法心存疑慮？為什麼有那麼多抗拒的聲音來自基層社區工作者？

我們都知道，法律是一個社會過程，是各種社會力的拔河賽。「法治國」不可能一步到位，中間一定要有「發生」的過程，有「社會生成」的階段。動不動就立法，容易流為法律形式主義。

政府透過立法推動政務，法律一旦制定，就必須一體適用。但是，台灣319個鄉鎮，各鄉鎮基層機關良窳不齊，我想這是大家最大的焦慮。《農村再生條例》的原始設計，雖然有意繞過鄉鎮層級，但是，任何對台灣地方政治稍有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以當今地方勢力的狀態，這是繞不過去的。

台灣農村社區的問題，除了美觀、衛生的問題之外，最大的問題其實是基層權力機構的問題。眾所周知，當今的基層權力體系，從鄉鎮長、鄉鎮民代、農會、水利會，乃至村里長、寺廟的廟公廟祝，很少不被黑道、地方政客、開發商三者結合的勢力所把持，《農村再生條例》一旦下放到地方，必然很快成為地方勢力角逐的標的。農再條例雖然強調由下而上，社區自主，但是，由於基層民主已經嚴重敗壞、腐化，所謂由下而上的民主，在地方勢力的宰制之下，很難不淪為一場虛假的遊戲。

政府要透過立法推行政務，但是如果無法掌握社會力的生成與發展，法律一旦到了地方，恐怕很快就會走歪走偏。《農村再生條例》不是不可行，但是如果無法迴避地方既定勢力的干擾，如果無法阻擋黑道、地方政客和開發商介入爭奪利益，那麼，一旦執行，恐怕反而會成為農村社區的浩劫，成為地方基層權力組織貪腐的溫床。

我們要強調的是，法律有其生成發展的過程，草率立法，恐怕淪為法律形式主義，一旦下到地方上無法執行，或遭到地方勢力刻意扭曲，恐怕反而折損法律的威信。

《農再條例》爭議太大，已造成台灣社會內部的分裂。在立法、執法之前，可以考慮由中央政府依現有職權設定專案，先在台灣北中南東各找幾個試點，依據《農村再生條例》現行版本的精神和目標，進行實驗、對照，爾後總結經驗，再考慮如何全面推動，讓「富麗新農村」的想像得以進一步落實。如此一來，立法雖然暫緩，卻不是延宕。因為透過試點實驗，得以讓交織的社會力充分展現，讓法律的生成過程更為完備，這是國家之福，也是人民之福。

在這五一勞動節的前夕，台灣絕大部份的受薪打工族勢必百感交集：為什麼全球的資本主義經濟會淪落到這危機的境地？

許多主流媒體、學者指出：這是過去幾年來的金融投機造成繁榮假象，在這經濟泡沫化過程中，就是表面上的消費需求空前的高漲，生產當然就會相應地源源不斷地水漲船高。然而，一旦消費需求的信用破產，無力再繼續消費時，當然就是生產過剩，而必須急速地縮減產能、關廠裁員了。

顯然，金融投機只是危機的次要原因，根本的原因乃是：長期的消費不足、生產過剩。

若是如此，那為何資本主義會長期、一貫性地生產過剩、消費不足呢？

這當然不是資本家高估市場需求、胡亂擴大生產，而是每一個資本家都必須要求自己的生產效率要不斷提高，以擊敗對手、佔據市場。這是市場競爭的殘酷現實下的鐵律。

但要如此，就必須多多投資於機器生產、不斷裁員。這直接後果，就是生產力不斷提高，但同時就是一般民眾不斷失去工作、收入不斷下降，消費能力不斷縮減的地步。所以，資本主義的發展本質，就是無法避免的生產過剩、消費不足。以此來看，資本主義危機乃是它自身的本質。

五一勞動節又到了。今年台灣的受薪者面對是相當不同的嚴峻現實，如無薪休假、減薪或被裁員失業。

為什麼全球經濟會陷於這空前的危機？其實從上述的現實來看，就可掌握基本原因了。

工作機會越來越少、待遇越來越差，導致了受薪者消費能力當然也就越來薄弱。而消費需求大幅減少，正同時反映了生產過剩，也就是消費需求與生產供應兩端不能順利結合，達到動態式均衡，以致於總體經濟循環崩裂。

一旦投資生產的企業發現消費嚴重不足，當然就會立即縮減產能、甚至關廠裁員等等，這又進一步導致消費不足、生產過剩，而又繼續減產、關廠裁員的惡性循環。

歸根究底地來說，整體經濟危機就是生產過剩、消費不足。我們只要對症下藥，一方面針對消費不足來提供信用信貸讓其消費，另一方面，應以低廉資金、土地等成本讓製造業者減輕成本負擔，繼續擴大投資生產。只要企業不裁員甚至繼續擴大雇用員工，另一方面，只要一般民眾手頭有足夠的錢與穩定工作，就會樂於消費。

一旦消費與生產兩端能有所起色，整體經濟循環就會重回正常的軌道，而脫離危機困境了。

最近興起的中國「山寨」手機、筆記型電腦，被視為新的產業發展方向。中國大量出現這類以模仿、低價、「夠用就好」為起點的產品開發，被看成是形成屬於中國的產品內需規格的可能性，而作為零組件供應要角的台灣廠商，將成為最大的受惠者。

百花齊放的產品開發，常常會被當成是技術創新的指標。但是，從歷史來看，這可能都是曇花一現。

最典型的對照，就是日本秋葉原，以及台灣的光華商場。日本的秋葉原，從1970年代開始，就是電子研發人員的天堂，大廠、名不見經傳的小廠，都曾經將此地試賣試驗性的產品，許多研發人員都是定期前往當地蒐集產品、激發靈感。台北的光華商場，在1980年代後期，也曾經在國外電腦品牌中殺出一條血路，從開發「蘋果二號」的相容電腦開始，台灣的工程師在仿製、降低成本的基礎上，累積了許多技術的小創新，連帶的，也養活了許多小型的零件供應商。

但是，到了今天，秋葉原、光華商場都轉變成電腦賣場，當年在技術創新、產品開發所呈現的多變、靈活，幾乎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大廠主導的產品開發、技術規格。1960年代，從台北中華路的中華商場發跡的小型電子零件商，現在幾乎消失不見，冒出頭的，則是大型的零組件通路商。

其中的關鍵，是大廠從技術的制高點所進行的反擊。秋葉原的發展基礎，在於日本業者拆解歐美的儀器、電路板，在模仿過程中激發創新；光華商場原本具有的創造力，則是台灣工程師從公開的文件中汲取知識，然後再尋找降低成本的替代方案。這個過程，最後是被積體電路（IC）的發展所終結。

1980年代時，電子技術的學習，仍可以從公開的電路圖、電路板當中取得。但是，當積體電路成為主流，工程師的技術累積只能跟著大廠的規格，圍繞著特定IC進行。於是，電腦主機板業者，從1990年初期的近百家，縮減成現在的數家，零組件供應商也隨之進行大整併。

「山寨」的現象也有類似的狀態。「山寨」沒有太多的技術創新空間，他們只有決定要跟著哪家的IC、技術規格的選擇空間。至於「具有中國特色的內需規格」，相較於日本的國內市場，或是台灣廠商在加工出口年代的放眼全世界，大致可以看出產業發展的潛力。

簡單的說，中國的「山寨」風潮，並非史無前例，將時間軸放大，它只是產業結構過渡時期的現象；值得觀察的，是技術的制高點，而不是螞蟻雄兵的現象。

自從行政院會通過工會法修正草案以來，各界對教師工會表達了高度關心，並提出許多不同觀點。有趣的是，這些對教師工會的看法與想像，有的觀點竟然南轅北轍、毫無交集。

歸納起來，反對者所持的理由不外是：組工會後，教師身分變更，必須放棄原有權益；教師工會只顧爭取自身權益，無助於保障學生受教權；若教師工會無法維護權益，為何要成立？亦有支持者樂觀地認為，成立教師工會後教師權益即可確保。

過猶不及的兩種觀點，其實都意味著對教師工會的誤解。

毫無疑問，在各種反教師工會的理由中，最荒謬可笑的就是組工會後就要放棄原有權益的說法，或許此說真正要表達的是：不組工會，權益即無須變更。此說之所以荒謬，不僅因其毫無學理依據，更因其完全無視政府早已推動一系列削減公部門員工的措施，甚至反過頭來以此要脅教師。

相較於此，教師工會將侵害學生權益的說法，表面上似有正當性，實則此說植基於一個完全錯誤的假設：行政部門推動的政策都有高度專業，而教師工會則只顧著維護自身權益。此說同樣違背現實，試看：誰才是造成教育亂象的元兇？又是誰批判力擋違法亂紀的大小教育軍閥？難道是當年附和九年一貫課程、今日卻又追隨長官力挺一綱一本的校長協會？專業也者，口說無憑，從教師會過去幾年對教育專業的堅持，相信取得完整協商權的教師工會，將是提升台灣教育專業的最佳守門人。

最後，有關教師工會與教師權益的關係，亦應做一澄清。成立教師工會後，就能完全保障會員權益嗎？其實，任何受僱者想要爭取更好的勞動條件，固然取決於受僱者團結組織是否能有效運用勞動三權，更與各種社會力量之角力息息相關。法律不是封建王朝的聖諭，而是社會總體意志的反映，有些事情連政黨都不見得能夠力守或力擋，遑論受僱者團結組織。

例如：雖然免納薪資所得稅亦係國中小教師之勞動條件，但在各種社會力量不斷角力下，教師組織所能爭取的，不外是與雇主立基於對等立場進行配套協商，若誤以為組織教師工會後，教師即可永享免稅優惠，不惟高估了工會的能耐，亦錯估了社會基本形勢。再如：面對即將進行大幅調整的教師退撫制度，未來的教師工會若不能深刻理解退休制度的內涵與學理，而一味採取反對任何變革的立場，短期或許可以阻擋變革，長期來看，則不啻是赤裸裸的跨代剝奪，甚至是對全體教師的災難。

討論至此，吾人實不應將工會任務侷限在維護權益上，更不應以此小看工會價值，未來的教師工會如果要贏得社會肯定，取決的將是教師工會對教育專業的堅持與作為。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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