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產業總工會、全國教師會、銀行員工會全國聯合會、團結工聯、青年九五聯盟、中華電信工會、台灣鐵路工會、台塑關係企業工會聯合會 五一反失業聯合行動 時間：2009年5月1日下午1時地點：台北自由廣場（中正紀念堂） ‧五大訴求： 訴求一、創造長期穩定就業 提高公共服務品質 訴求二、限制雇主濫行解僱 嚴格控管非典僱用 訴求三、強化集體勞動力量 落實產業民主理念 訴求四、重構社會安全體系 實現資源分配正義 訴求五、以公營事業為標竿 提升全體勞工權益 ‧遊行路線： 自由廣場集合整隊→中山南路→凱達格蘭大道→公園路→襄陽路→館前路→火車站前(忠孝西路)→公園路→青島西路→抵行政院(暫停半小時)→中山南路→凱達格蘭大道 ‧行動須知： 1.本遊行為和平、理性行動，參加團體或個人應嚴守和平紀律原則，絕對聽從總指揮、各領隊、決策小組、糾察之指示。 2.本次遊行謝絕與主訴求無關以及對立之宣傳與活動。 3.請各工會推派之糾察人員務必要求與會人員遵守相關秩序，如有失控行為請立即予以制止。如有非屬遊行參與隊伍之成員有任何挑釁行為，請糾察立即將該非屬遊行成員予以隔離。 4.本遊行於凱達格蘭大道上備有流動廁所，或可利用中正紀念堂、台北車站、捷運站、國家圖書館之公共廁所。 5.離開前請隨手清理環境 二○○九反失業行動聯合聲明 在全球財團與各國執政當局宣稱的金融海嘯衝擊之下，二○○九年的失業潮彷彿成了全民公敵，台灣政府更以救失業為藉口，推出一連串諸如「擴大公共建設」、濫發消費券等光怪陸離的政策，然而以目前看到馬英九政府提出的對策，我們卻只能看到對財團大開方便之門，對企業紓困、減稅等政策不斷端上檯面，遺憾的是，這些政策卻只會讓我們寅吃卯糧，債留子孫，但是失業率卻不斷攀升，屢屢突破歷史新高，對我們受雇階級的處境，一點也沒有改善！ 更等而下之的是，執政當局還藉口民間企業勞工困苦為由，片面蠻橫地逼退政府主導公股企業與銀行無辜的員工，縮減公營事業勞工獎金、倒行逆施，嚴重衝擊整個受雇階級的生存權！ 其實這不只是政府下錯藥方的問題，真正的原因在於：所謂的「政府挺銀行，銀行挺企業，企業挺勞工」，根本是一個荒謬的騙局！因為這個政府，擺明了要和財團聯手趁火打劫，大撈一票，否則受苦最深的勞工階級，為何被放在最後一位？！等著撿財團吃剩的菜渣嗎？ 是該行動的時候了！ 我們不能再坐視台灣的受雇階級繼續受苦下去！我們決定在今年的五一勞動節，會師台北街頭，不分藍、白領，不分公、民營，不管是還有工作的，正在休無薪假的，或已經失業的，我們將和全世界的勞工階級一起站出來，喊出我們共同的心聲，讓全世界的統治階級和財團知道，為了受雇階級的集體命運，我們一定會戰鬥到底！ *共同發起團體：全國產業總工會、全國教師會、銀行員工會全國聯合會、團結工聯、青年九五聯盟、中華電信工會、台灣鐵路工會、台塑關係企業工會聯合會 （詳情請見）

兩岸國家和解理應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社會、更好的政治生活。和解的真諦是原本抱持敵意的雙方以對等、相互尊重、開放的方式展開交流與協商。但是，國共 兩黨合作演出的是，私密化、黨天下的協商。海協、海基兩會的簽約儀式，只是臺面上的表演。兩岸黨政官員談判與互訪過程，不應該犧牲民主價值（包括程序的與 實質的），以順應中方所習慣的非民主治理模式，以國家機器壓制人民聲音，來迎合中方官員長期處於威權環境中習慣的「舒適感」。

圍繞著國共平台所引發的疑慮，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一組正在發生的關聯現象，可能如「白蟻效應」般侵蝕台灣社會的民主根基：
(a) 北京以其雄厚的經濟規模與財政能力，將台灣視為一個特殊的境外地區，通過給予更多的優惠政策（貿易、投資、市場分享）而形成一個對於台灣內政的「影響力槓桿」（influence leverage, 依賴理論的經典議題）。
(b) 被國共所壟斷的海峽談判，排除反對黨與公民社會的參與監督，是否會逐漸危害台灣民主鞏固的進程？
(c) 由於跨海峽資本的聯盟形成，在台灣國家機構中形成強有力的利益團體，而內建盤附在立法與行政機構？
(d) 北京政府藉著這些準制度化（但不具有民主正當性的）機制，形成對台灣內部事務決策的影響力（例如否決權、政策發動權力、政策干擾權力等）？

國共平台侵蝕台灣民主根基的作用，一般人不容易在短期內感受到。但是，等到中共對台灣內政的影響力槓桿確立之後，則難以收拾。國共平台作為統治菁英與紅頂巨 賈的金權饗宴，其所設定的議題，掩蓋、排除了許多重要的社會議題；而且缺乏正當民主程序。背後的利益集團，是寡頭壟斷資本（台方）與國家官僚資本（中方） 的跨海峽聯盟。對壟斷性財團而言，國共平台很有效率，直航等財團利益在密室中分配，比攤在陽光下協商省事。哪些紅頂商人有資格參與冠蓋雲集的「國共論 壇」？哪些特殊利益可以通過協商而分配？具體回答這些問題，就可以了解這種政治協商模式的本質。

目前仍在發酵的全球資本主義矛盾、金 融危機，可能迫使各國採取自我保護措施，並使得各國強化經濟管制、抓緊對社會的控制與干預，而在全球層次產生民主限縮、或甚至「法西斯化」現象；另一種更 駭人的可能性，則是國際強權通過戰爭來解決爭端。假如前者成真，會使得「兩岸交往國共平台化」的趨勢，得到台灣人民更大程度的默許：許多人會寄望中國國內 市場對台灣資本開放，能夠給台灣經濟帶來好處，而「適度」犧牲責任政治與人權法治是可以容忍的 ─ 儘管與中國更進一步的經濟整合，可以給台灣社會帶來哪些正負面的經濟效果、以及社會成本由誰分攤等議題，到目前都還沒有充分討論。假如後者成真，則台灣可 能不自主地捲入霸權戰爭之中，在極度不確定性或恐慌之中，被迫選邊站，而成為強權的砲灰。

然而，中國因素，對台灣社會內部的作用，並 不必然是負面的，也不必然導致社會內部的持續分化。辯證轉化的可能性之一，在於台灣的公民社會，如何精準理解中國歷經三十年的市場轉型發展之後，在經濟、 政治、社會文化各領域的變化。如何通過正常化的兩岸交流，不讓「中國因素」對台灣民主進程產生負面影響？甚至更進一步，讓兩岸社會健康而正常化交流，促進 雙方對彼此政治歷史感的理解。這樣的互動模式，就比較可能將兩岸交流轉化為台灣內部民主化、族群和解、藍綠和解的資源。以下嘗試從這個方向提出可能的出 路。

五、「兩岸國家和解方案」公民運動

台灣民主的生存發展，遭遇了國家定位的難題。而解開問題糾結的一個路徑，在於如何通過民主開放而穩當的方式，處理與中國的關係。

首先，是社會集體心態的調整。背對中國，無視中國的政治與社會微妙變化，對台灣沒有好處。「背對中國」的社會集體心態，在台灣呈現兩種極端狀態：一種是 無批判性的擁抱中國 ，將中國經濟當作無窮的機會與利益，不在乎中共威權政治的壓迫性（第一種中國想像）。其對立面則是 無差別性地批判中國 ，將中國化約為充斥威脅與風險的社會，無視其廣大民眾追求良好經濟與社會生活的意向（第二種中國想像）。兩種態度都是逃避，無從掌握中國的現實。這兩種中國想像差異極大，卻有共通之處，就是缺乏社會觀點。 台灣需要具有現實感、基於進步價值的中國論述，也需要細緻的社會分析。 這是本文所主張的第三種中國想像 —「面對中國」：面對中國經濟崛起的事實，中國不再是鐵板一塊，中共不再是個極權主義政權，而是具有韌性與彈性治理能力的威權主義政權。 （註9）

經 過三十年市場經濟發展，中國已經不是「共產國家」，而更接近官僚國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使中國更富裕，但是社會不平等也更嚴重。國家機器控制社會的模式更 科技化與細密化，但是社會抗爭的多元空間也逐漸浮現。儘管社會仍受國家嚴格管控，但就像到處都存在的灰色經濟空間一樣，無數NGO活躍於國家監控末梢的灰 色社會空間。抗爭者所從事的，不再是毛主義式的「階級鬥爭」，而是以各種巧妙的論述包裝其權利主張，例如把上街遊行叫做「散步」、包圍官署叫做「上訪」， 就像二十多年前台灣的街頭運動，叫做「自力救濟」。總之，中國各種社會主體正在湧現。

國民黨將近半個世紀的反共、恐共教育，是台灣「鎖國心態」的歷史根源。這種教育妨礙台灣人民健康而自信地看待中國社會。但歷史的反諷是，灌輸反共教條的國民黨，如今跟共產黨把酒言歡，台灣民間卻還在背負著「紅色中國」宣傳的債務。

北 京對台灣的威脅（軍事的、政治的）是真實的存在，但是「紅色恐怖」失之誇大。確實，對中共政權生存或其統治正當性有威脅的主張與活動，例如最近由自由派異 議人士發動的「零八憲章」，馬上遭到鎮壓。但是，對不具立即政治威脅性的集體行動，北京當局則經常默許、或放任人民「依法抗爭」，來增強其威權治理的「效 率」。總之，台灣經驗倘若對分析中國發展有所啟發，則中國市場經濟轉型之後，「社會力」的發育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

第二，民主的公 共生活需要一個具有「生活化共通感受」的政治共同體為前提。不同的認同主體之間，互相傾聽、感受對方的歷史感，進而存異求同，獲致共同政治生活的基礎。例 如，近年來一些NGO與學者提倡社會內部的溝通實踐，講自身族群身世的流離悲情，以族群對話來化解認同分歧。這些當然是必要的社會實踐。然而，藍綠國族認 同紛爭，固然因為政黨競爭、兩個「民間社會」對立等因素而激化，但最重要的結構性因素是：台灣的國家地位受制於國際強權政治格局，使得「國家定位爭議」， 在民主化的過程催化激盪。 （註10）

因此，「超克」藍綠分歧的前提是，真實面對結構困局，而不是提倡唯心的和解論。因為，抽離現實 條件的超克論，不會為多年來不斷「內捲化」、自我再生產的兩個民間社會內部各自的集體焦慮與「妒恨心態」，帶來任何舒緩效果。藍綠各方應該在「台灣是一個 主權受挑戰民主國家」這個前提下進行公共對話，尋求政治生活的共通點。換言之，差異國族認同之間的互相肯認，需要以對於台灣外部結構處境的共識為前提；以 此為基礎，擴大政治社群（共同體）的認同範圍。

統獨未來的選擇，不是不能談，而是如何談，基於何種社會共識來談？台灣十幾年來關於國 家定位的民調，「維持現狀」大致超過半數。這個「維持現狀」的意見，涵蓋了很大部分的「中間選民」以及「淺藍」、「淺綠」的支持者。本文提出的台灣國家狀 態，可能相當接近「維持現狀」的陳述，但是過去缺乏以分析性的語言將其內涵講清楚。維持現狀是指：台灣是一個民主國家，已經實施了十多年自由開放的選舉制 度，並且由全民直選產生國家元首。就此而論，台灣的主權國家地位乃是完整而自主的。然而，問題在於外部環境。台灣在國際外交活動上受到限制，是因為「一中 原則」對台灣的壓迫性。在國際強權結構的現狀沒有突破性的變化之前，北京與台北之間存在著「主權爭議」，乃是台灣無法迴避的政治現實。因此，任何與北京展 開正常化交往，必然會觸及這個「不舒服的事實」。要言之，處理外部困境的必要性，並不亞於內部困境的疏通；外部困境的緩和，有助於改善內部的爭擾。

在適當的條件下，兩岸的國家和解，有助於台灣內部分歧國族認同的和解。其中，一個必要條件是民主程序的正當性。 兩岸政治交往不應該由兩個代表政商利益的政黨壟斷。凡是任何涉及台灣民主國家地位的兩岸協商事項，必須事先取得民主治理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因此，筆者提議兩個層次的公共對話：

(1) 在台灣內部，應該開展「兩岸國家和解方案」的公民對話，以公民社會為主體，邀請各主要政黨與公民團體代表，召開一系列的公民會議，溝通辯論兩岸政治經濟交 往的原則。在民主國家，國會（立法院）本應承擔起大部份的職責。但是在國族認同紛擾，以及國民黨全面掌控行政立法資源的局面下，立法院似乎已經失去履行此 項職能的能力。因此，公民社會更須承擔起此一責任。這個公民對話不是短期的會議形式，而應視為長期而持續性的公民社會運動。

(2) 另一個層次的公民運動，是跨海峽的公民社會對話。台灣的公民團體，應該積極與中國社會各界展開交流，而不是自動放棄，將兩岸發展方向與交往內容，任由國共 兩黨操作。兩岸交流，也絕不應該由代表兩方財團與官僚利益的資本聯盟所壟斷。以公共領域的形式，尋求與中國社會的自由派進步力量連結，形構一個「兩岸公民 社會平台」，讓兩岸社會開啟互相理解。

兩岸公民社會平台，不但迥異於政黨私利導向的國共平台，並且是促成兩岸社會正常交往的催化機 制。首先是「地緣政治的考量」。台灣處在亞太地緣政治環境中，經不起「背對中國」而自我傷害。同樣的，中國的持續發展，也需要一個和平共榮的海峽關係。在 決定與彼岸進行任何方式的政治協商之前（或反之，力求維持目前的政治地位），台灣社會有必要同情地理解中國社會的現狀與處境，同時也要求中國社會以對等態 度理解台灣歷史。其次，台灣人民不論對中國社會是否懷抱「同文同種的情感認同」，都需要理解：兩個社會之間並無任何理由抱持敵意。兩岸敵對，倘如國共兩黨 所宣傳的，是「國共內戰遺緒」所造成，為何兩岸人民要承擔雙方統治政權的包袱？台灣自許為民主社會，在處理兩岸關係時展現開放多元態度，是我們珍貴的資 產。

台灣人口中有幾十萬人常住中國。中國是台灣最大資本輸出國，也是台灣最大的進口國。兩岸經濟社會關係無聲無息地影響台灣，但是社 會之間的隔閡卻難以想像的鉅大。台灣方面的情況前面已經提過。在中國，許多新聞界與學界人士，對於台灣的民主政治都抱持著一種嘲諷的態度，或是認為「台灣 民主不過是民粹的翻版」。（2008年馬英九當選總統，北京傳媒有不同於先前的報導方式。）

2005年底，一位中國知名的新聞專業學者錢鋼，到台灣觀察三合一選舉之後，曾經寫下一篇精彩的「遊記」，其中一段文字：

在臺灣的一個月，我同時觀察著現場和傳媒，看到媒體總是反映著現實的局部。那是媒體追逐的局部：最聳動、最激烈、最有戲劇性、要被渲染被廣泛散播。然而，已 然成為常態的那些事物和細節，媒體似乎沒有關注的理由。我也同時觀察著兩岸的傳媒。發現內地對臺灣選舉的報導，往往是對臺灣媒體報導的再取捨，即：凸顯民進黨的慘敗、更多展示臺灣的「亂象」。有的媒體流露出一廂情願的欣欣然之色，甚至分析這次選舉綠敗藍勝的原因是「大陸對台新思維撼動臺灣島」。經過二度取捨，媒體展示的圖像更加失真… 有人說：「誰想知道文革是什麼樣，到臺灣來看看選舉吧！」大謬。（註11）

錢鋼的分析，精準表達了多重扭曲的資訊傳播，如何阻斷正常的社會溝通。這當中有台灣媒體市場政治化、綜藝化的因素，再加上中國媒體政治宣傳的作用。從錢鋼的話語中，我們警醒到兩岸之間自由無礙的溝通何其匱乏而迫切。

兩岸公民對話，根本的精神在於交換歷史經驗，兩個社會如何各自在帝國主義以及威權政治陰影下追尋自由與解放。通過與中國進步力量的接觸，來活化台灣對於中國的僵化想像。台灣遭受殖民外來統治的傷痕，與中國被帝國主義欺凌的經驗，兩岸社會可以在此尋得共通的歷史脈絡，而獲致共通感受。正因為如此，中國社會需要敏感而細緻地處理跟台灣的交流對話，理解台灣人民對中國的防衛心理從何而來。從一方來看，一千顆飛彈是對準「分裂祖國的力量」；但對於另一方，這些飛彈是在呈現「外來殖民者對弱勢本土力量的欺凌」。

歷史交付給我們的使命，是不容片刻鬆懈的永恆磨練。「一邊是魔鬼，另外一邊則是汪洋大 海。」這是漢納．鄂蘭在思索「獨裁政治下的個人責任」時，提出的警語。這句話，也適用於今日處理兩岸歷史性和解的情境。民主的新生力量，不玩魔鬼的遊戲。 航向汪洋大海 － 我們還在冬夜的旅途中。

註解：

7.見陳芳明，〈從反共到親共之間的斷層〉，《聯合報》，2008?/?11?/?27。
8.徐斯儉最早對於國共平台的協商模式提出批判。〈藍綠溝通比國共溝通還難？〉，《中國時報》，2008/10/31。

9. 參見Nathan, Andrew, 2003,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14 (1): 6-17. 黎安友（何大明譯），2007，《中國政治變遷之路：從極權統治到韌性威權》（臺北：巨流出版）。

10. 「民間社會」不同於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構成要素是公共領域。而民間社會是由私人利益、「常識」、情感認同、族群語言、文化慣行等日常經驗所構成的常民世 界。兩個民間社會在此是指「藍」、「綠」二者。參見吳介民、李丁讚，2008，〈生活在台灣：選舉民主及其不足〉，《思想》，第九期，頁33-68。

11.錢鋼，〈我所看到的臺灣：一個大陸人眼中的臺灣地方選舉〉（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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