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江陳會剛落幕，期間發生了陸客在台北遭「擊斃」的不幸，又引發陸客開放量過多導致遊覽車不足的配套缺失。但更重要的是，幾乎在同一時間，重創墨西哥的新型流感轉眼讓全球進入戰備狀態。

陸客來台的硬體配套缺失讓高層立即作了調整：一方面降低每日來台人數，另一方面則開放自由行。但坦白講，當下實在不是開放自由行的好時機，因為新型流感當頭，緊縮與管制已經成了應付驚弓之鳥的最常見對策。我們也觀察到，民間已有不少人在同時看到自由行與新型流感新聞時，第一個反應是「敬謝不敏」，擔心來了個傳染者，遭受無妄之災。

我們的衛生署長葉金川有過抗煞功業，台灣的應變經驗也應該不算差。但值得注意的是，葉金川署長站到第一線時的巡視首站便是機場，不啻希望「阻隔境外」。問題是，目前最絡繹不絕的新面孔，不就是來台觀光的陸客？

請別誤會，我們絕非將陸客污名化為潛在帶原者。相反地，我們是理解到，當疫情拉警報之際，政府很可能以公衛防疫之名做出侵犯民權的緊急處置。同樣地，新型流感並不可怕，令人恐慌的其實是傳染病被繪聲繪影，形成多數人排斥特定人的壓迫共謀。

我們不妨揣想，假如有陸客在機場通關時被發現有發高燒症狀，政府基於防疫考量，該不該先送至醫院隔離觀察？若然，則新聞效果會是什麼？再接下來，民眾的恐慌對象便可能不只是特定某陸客，而是全體陸客，則這樣的觀光活動怎麼進行下去？如果事後，發現只是單純的發燒而已，又真能說正常開放就正常開放？

更糟的是，假如中國也同時爆發疫情，那麼已經在台的幾千陸客究竟是該繼續行程？還是一個個召回檢驗隔離？對原本玩得好好的陸客而言，如果是被過當對待，那又情何以堪？最後，已經申請而即將來台的陸客，究竟還要不要開放通關？開放，很可能被批評罔顧人命；不開放，則陸客觀光潮拉拔起來的內需經濟很可能又被打趴，因為短期內根本不可能恢復觀光常態。

我們不瞭解，所謂抗新型流感所啟動的「國安機制」，究竟有無把這些模擬狀況考慮進來。由於台灣的特殊國情，生物性的新型流感隨時可能變異成兩岸的政治流感，如果政府毫無因應，會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但倘若政府只是跟著恐慌意見與反中政見來強化防疫管制，則也可能淪為反應過當。值此，馬政府唯經濟主義的兩岸交流語言，是該作未雨綢繆的打算了。

「沒有雇主，哪有勞工」這句話應該倒過來說，尤其當我們一起走上街頭！我們了解：遊行不見得有用，但不遊行一定無用。要讓遊行變有用，不靠空想、靠實力、憑論據。

首先，今年五一的青年大隊將戳破無薪假的騙局：無薪假＝欠薪假。因為訂單起落而開工不足，是雇主所必應承擔的「經管風險」，不承擔就無理拿走所有利潤。

但無薪假卻將原屬雇主的責任轉嫁到勞工身上：配合公司縮減工時，並從而將勞基法中老闆應付給員工的「全部工時」之全薪，改依「實際工時」來減薪。兩者的差額，當然是老闆用借支方式要勞工放的「欠薪假」，約定結束後理當歸還。畢竟：欠錢還錢、天經地義。

其次，我們提出基本工資＝家庭最低生活費＝23,870元。因現行的基本工資17,280的計算公式，完全違反社會救助法第四條：「家庭的最低生活費，就是各地家庭平均消費支出的6成。」若基本工資低於此標準，則需接受政府的社會救助。

所以，真正合法的計算公式應該是23,870元，依此基本工資標準除以每月平均工時168小時，時薪應該是142元。

你還在猶豫嗎？讓迥於過往的行動，改變你的命運！下午一點、自由廣場、不見不散。快上網輸入：五一遊行！

當失業率直逼6％、2月人均所得較去年同期跌了12％，百萬失業大軍像盲流般在街頭流竄。倘若是一個對信仰懷疑的教徒，他會問：是神遺棄我了嗎？而做為一個誠實納稅的中華民國的公民，他要問：這國家放棄我了嗎？

「一無所有的人啊，你的明天在哪？」跟隨著那些只會抗爭的工會上街，能改變你的明天嗎？又或者，你應該思考在怨天尤人之外的三條新道路。

救經濟、靠ECFA：藉由ECFA（兩岸金融合作架構協議）與MOU (金融合作監理備忘錄)，加速兩岸銀行的資金流通、給予商業投資更寬廣的自由，才能藉由大陸資金活絡市場，有投資才有就業機會。

救失業、靠修法：馬政府的三挺政策無力，應改為：「新三挺政策：即政府挺勞工、勞工挺工會、工會挺企業。」具體而言，速修勞動三法（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團體協約法）鼓勵勞工團結、組織工會以監督企業，促進產業民主與企業透明，並改善勞工的失業現況。

救自己、靠心法：妄想用意志力來克服難題，早晚會讓自己油燈枯盡。找心理醫師談談、提升心靈效率，是在失業風險中保持高效率的不變選擇。換個角度見山又是山！

有此三法，還需抗爭嗎？

WBC兵敗東京之後，台灣的棒球竟然神奇地從躺在急診室病床上甦醒了過來，政府各單位投注經費、中華職棒球迷人數成倍數成長，首位大聯盟級的本土投手曹錦輝返國加入兄弟隊之後，風光拿下首戰勝利，門票數週前就賣完不說，電視轉播收視率更高達1.45，姑且不論棒球只是電擊急救後的短暫心跳，還是就此自力呼吸，邁向康復之路，但目前的確是讓人對前景有所期待。

反觀籃球，這個也是國人熱愛的運動項目，參與人數甚至遠勝棒球，卻是獨自在安寧病房躺著，沒有電擊、沒有醫生看顧，一切只能自求多福。從今年SBL開季之初，轉播權紛爭不斷，跟緯來和ESPN的合約先後都傳出爭議，兩位數的SBL現場觀眾人數時有所聞，上週末裕隆與達欣一戰更是爆發了裕隆罷賽的爭議。4月初，籃協發佈新聞稿，內容是說，原本6月底預定主辦亞洲盃女籃賽的台灣，因為缺乏合格的場地，硬是被亞洲籃總拔掉主辦權，籃協還甚至還藉此向政府要求興建場館。然而，事實的真相卻是，中華籃協主動放棄主辦權，亞洲籃總從未提過主辦場地的問題。這樣的真相還是由亞洲籃總秘書長楊自福在官網公開籃協理事長王人達的信件才得知的，籃協欺騙國人，卻被亞洲籃總掀了底，豈是羞恥了得。

好巧不巧，回顧台灣籃球的衰落，與1988年王人達主掌台灣籃球之後恰恰符合，過去20年間，國內籃球的發展，大家有目共睹，回想籃球的種種，真的讓人不勝欷噓。從小開始看瓊斯盃，原本還有許多國家派出國家隊與賽，中華體育館一場場經典的中韓大戰不知觸動多少台灣人的心弦與集體記憶，但是參賽球隊水準每況愈下，妙的是，派出國家隊的中華隊，戰績卻也跟著直線下降，到了去年，終於變成了難堪的墊底，連一些國家的俱樂部球隊和大學球隊都打不贏；國際賽場上更不用多說，從原本亞洲四強的局面，直線滑落，深不見底；一些球員卻上綜藝節目高談「態度」，只讓人更覺得諷刺與可笑。

「罷賽」應該是運動場上最被人鄙視的舉動，然而裕隆此舉卻引發國內許多關心籃球人士的叫好，罷賽，是為了凸顯國內籃運的困境，從裁判素質到籃協組織，無一不是讓關心台灣籃球發展的人搖頭嘆息，一向不甚關心籃球的立委，也跳出來砲轟籃協，但王人達時代即將劃下句點，用這樣的混亂來結束，倒也是個適切的結局。20年過去了，不論將來何人接手，都有個爛攤子準備收拾，只是這個病入膏肓病人的復健之路，恐怕將有段比棒球艱辛的漫漫長路要走。

熱愛棒球的球迷，常以統計數據判斷球員的表現。以投手來說，勝場數、自責分率（ERA）是傳統上界定好壞強弱的標準。問題是勝場數極可能因為隊友得分能力強而失準，自責分率能解釋的層面很窄，後援投手在滿壘時上場，即便讓壘上所有跑者都回來得分，自責分率卻依舊是零。為解決問題，現代的棒球統計發明更多指標如被上壘率（WHIP）、三振四壞比（BB/SO）等，期待能更精準地反映出投手的威力。只是對於很多球團、球探和教練來說，反而更重視許多無法量化的能力如心理素質、抗壓性、經驗，並不完全依賴統計數據指揮調度，畢竟數字能解釋的範圍相當有限。

經濟蕭條，評論家不斷地從各項數據裡，希望抽絲剝繭出景氣復甦的訊息，然而卻忽略每項指標在定義畫界的那一刻起，即產生偏差，甚至在政府有心地操作下，更是無法貼近社會的真實性。失業率就是如此。英國保守黨政府在1979年到1989年間，修改失業的定義達30次，每次修改都讓失業率數字降低。雖然包含台灣在內的多數國家，都選擇使用國際勞工組織（ILO）對於失業者的評量方法，即須符合「無工作」、「隨時可以工作」和「正尋找工作或等待結果者」者，才算是失業人口，但這樣的定義裡仍存在著失真的疑慮。

就業市場中可能有人因為一直找不到工作而放棄，稱為「怯志工作者」（discouraged workers），被排除在一般所公佈的失業率統計外，必須從廣義失業率的調查中找到答案。主計處最新公佈的廣義失業率已高達7.40％、人數超過80萬人。求職難度愈來愈高，愈來愈多人退出職場成為「非勞動力」。無薪休假、偏低的勞動參與率，以及兵役、監管人口未列入勞動力人口等因素，往往影響失業率數字的準確度，低估失業問題的嚴重性。

面對百年罕見的金融風暴，企業透過外包、派遣、部分工時等方式，提高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力與應變能力，而高失業會迫使勞工進入門檻低的臨時工、派遣等非典型就業，這類被泛稱為非典型的工作機會，多半不只低薪、缺乏各種社會福利，更且隨時呈現不穩定就業狀態，未來的勞動者將在「失業」與「不穩定就業」間擺盪，社會安全制度又未臻完備，貧窮循環與社會排除的後果將如影隨形。只不過龐大的「半失業」的「工作貧窮」族群也不在失業率的估計範圍裡。

領導球隊不能只靠統計數字，聚集帳面成績優異的球員，未必能奪下冠軍之路。同樣的，搶救失業流於數字管理，就容易便宜行事，將就業市場導向彈性化的道路，非但不能徹底解決失業問題，反而衍生出巨大的社會問題與成本，這將是未來馬政府必須面對的棘手課題。

長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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