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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

═══════════════════════《2001/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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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題      ◎   教育論壇　那不是我的錯？──從日本拒修歷史教科書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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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論壇　那不是我的錯？──從日本拒修歷史教科書談起

 

呂欣茹

 

從２０００年底至今，一則不大不小的「國際新聞」在亞洲各國的新聞媒體中持續被報導著。如果我們在一般搜尋引擎裡鍵入「歷史教科書」或「二戰暴行」的關鍵字，可以出現近千筆的相關資訊；或者我們翻閱報紙，偶然地在國際新聞版中看到一張照片，畫面是這樣的：燃燒著的日本國旗，背景是南韓人民拉舉著寫滿韓國文字的白布條，單手握拳向前高喊的模樣；而旁邊的說明文字是：「日本拒絕修訂內容極具爭議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引發南韓全民的反日情緒。」

 

透過新聞報導，我們知道最主要的關鍵在於：譴責日本在其新制訂的中學生歷史教科書中，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的「皇國史觀」和侵略歷史。其中包括：日本在１９１０～１９４５年殖民韓國的歷史定位、南京大屠殺對中國人民的傷害、對二戰中的中韓奴工和慰安婦的賠償，以及延伸出來日前極具爭議的日本首相小泉在終戰日參拜靖國神社……等議題。

 

而這個持續性的事件在今年７月９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由於沒有發現明顯違背史實之處，以及日本史學界存在不同說法，不能根據中方的要求對扶桑社教科書作進一步修改；這使得日本與中國、韓國的關係降到冰點，陸續引發亞洲國家對二次世界大戰的記憶，要求日本道歉，並批評日本右翼人士始終無法面對歷史、尊重歷史。

 

南韓更採取具體手段，取消預定今年１１月開放日本流行文化產品進口的計畫，並且調整韓日的外交關係。相反地，日本右翼卻亟欲擺脫國際壓力下長期以來的「自虐史觀」，認為戰爭本來就會有傷亡，這不全是日本的錯；至於教科書的歷史認知，本就因人而異。

 

為什麼承認錯誤這麼重要？「認錯」在新聞媒體的呈現中似乎標示著最終的目標，然而訊息的零碎、片斷讓我們無法有意識地掌握屬於我們共同的記憶對我們的意義。這些對二次大戰的歷史定位所引發的國際性爭論，背後都依循一套相同的預設：追尋歷史事實、歷史真相不容扭曲。

 

作為一個受過正式學校教育的公民，我們會以什麼樣的角度，去理解這個橫跨當代不同國家社會，並在亞洲各國家人民心中縱深出一條歷史記憶的國際議題？歷史教育給予的知識足夠嗎？正確嗎？在引導個人認識世界以及定位與他人的互動中提供了什麼功能？

 

只要是受過國民義務教育的人，在學習過程中，對於「歷史課」存在的目的大都不會有太多質疑。以考試為評斷學習效果的教育中，歷史科目配合著地理科，在高中教育裡成為文組學生所必須學習的科目。１９９７年教育當局新編的《認識台灣》，使「教科書」在歷史教育的定位重新被認識。

 

在這之前，台灣社會輿論並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檢討歷史教科書的呈現方式；學生與歷史課的關係，是把課文中的「歷史事實」背熟，以便在限時作答的考試中能有反射式的精湛演出。「歷史」（或該說「歷史課文」）就是「事實」，「事實」就是正確的、值得信仰的，在學生知識建立的過程中是不證自明。

 

例如：讀到「抗戰」，課文中傳達的是軍隊在何時打到何地；藉由背誦，學生所累積的便是一件件事件的堆疊。然而，歷史是什麼？事實又是什麼？它們之間相等嗎？對這些問題意識是否有積極的反思態度，關係著「歷史課」作為一種教學「課程」的任務能否實現教育目標。

 

當代英國史學家凱斯‧詹京斯（Ｋｅｉｔｈ　Ｊｅｎｋｉｎｓ，致力於後現代主義史學觀的探討及歷史教育的發展）在其著作《歷史的再思考》（賈士蘅譯，１９９６，麥田出版社）中提出這樣的看法：

 

「沒有任何歷史學家可以涵蓋並因而尋回過去的所有事實，因為其『內容』幾乎是沒有限量的……單是過去的龐大，便使得全面的和完整的歷史成為不可能……沒有任何記述可以尋回過去的真實情形，因為過去不是一種記述，而是事件、情勢等等……我們根據其他歷史學家的解釋來判斷歷史學家敘述的『正確性』，而根本上並沒有真實的敘述，沒有正確的歷史，可以讓我們以它為標準查證對所有其他的歷史是否正確。」

 

這裡詹京斯用「記述」來對比於「事件」，區分出歷史與過去的差異。如何去談論過去的世界？用什麼方式在事件中取得共識？我們需要相同的分析工具和解讀習慣，這個機制在後現代的思維中稱為「論述」；因為解讀習慣可以塑造也可以改變，所以具有可變動性，使得我們對事物的定義（或者藉以表達概念的文字）與我們所生活的世界之間缺乏「必然關係」。

 

有時候我們會感覺到文字與世界的對應關係不是這樣，但更多的時候是接受社會環境下既有的規範（就是文字既有的定義）。「論述」賦予原本日常的或片斷的事件意義，讓它們成為一連串看似連續的且具因果的歷史教訓，這些歷史認知讓人群的互動有時代感而可以被預期，符合人本質上希望得到他人認可的確定感。

 

就是對於確定感的渴望，使得論述不斷地需要修改、重寫；近幾年的歷史教科書爭議就是最好的例子。因為需要一群人能夠在變動的環境裡有大致相同的認知態度，以便利於統治和組織有力量的集體行動；而大家都做的事，常常就是被認為正確的事，儘管其中有少部分人受害，但相對於對生活價值的穩定追求，人們一般也只能視為無奈。

 

對於在既定價值系統下得到較多生存利益的人來說，要繼續維持既得利益，必須讓資源分配的原則不被改變，然而大部分的情況下是困難的，因此不斷的「確認價值」對多數人來說是有實際意義。

 

這些確認的動作，包括：文化的傳承、教育的社會功能、掌握主流價值的發言權或者看似公平的選舉制度……等等。因此，「事實就是唯一真理」背後有太多人為所建構的意義在支撐，通常是有其目的性。

 

由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聯想「閱讀歷史」的其中一個意義：是藉由曾經發生過的事，認識到人類社會的變遷和發展，並透過這種具時間變動感的理解，反饋於當代的生活，包括價值的信仰、生活方式、人群互動等，以便能夠認知自己與世界的關係。

 

這個在集體層次上脫離不確定、恐懼感的目標達成，有賴於歷史教育。作為一門正式教育的課程，是一個有目的、有計畫的方式，受與他人技術或思考模式，這個系統性的過程，教育的經驗是人為設計的；歷史教科書的編寫，背後必有一套國家課程標準制訂的制度。而我們為什麼會選擇特定的「戰爭」寫入歷史教科書中？２０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對人類有什麼意義？

 

戰爭是人群為了生存競爭所展現的暴力極致。因為有一些我們認為不能捨棄的信仰或不能不得到的資源，讓我們刻意忽視平常使用暴力的限制，以消滅競爭對手的生命為手段，達成目的。

 

國家如何看待這些與人類生存渴望相違背，卻又無法避免的暴力？在傳統歷史教科書所習得的理解方式，是一整套能夠自圓其說的歷史脈絡和歷史認知，對每一個接受正式教育的公民來說，這個社會化過程中的認知和集體的歷史定位，鮮少被挑戰。

 

例如：相對於《認識台灣》教科書的大中國歷史教育，也是在政治民主化情勢下被改寫、重新定位。日本新編的歷史教科書中，右翼史觀的抬頭，對二次世界大戰的自我歷史定位，也有其國內政經權力運作的環境因素。但二次大戰的歷史，關係亞洲國家人民的意義，應該是正視戰爭給人類的傷害，以及戰爭的動員所爭取的資源滿足了哪些少數人？如何打破這些「論述性歷史」背後的權力操縱？

 

歷史教育也許有它特定的國家立場，但就二次世界大戰的事件而言，教科書的安排和架構是否能讓學生清楚了解：「現代戰爭」的發展所帶給人類更形巨大的災難？曾經被人類視為積極進步的工業化，促使現代戰爭的三大技術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研發出來：火箭推進的飛彈、用於攻守戰略的雷達以及核子武器。

 

這些軍事技術的發明，使２０世紀的戰爭轉為總體戰爭，全面的傷亡往往只需按下一個按鈕的力氣。在我們疾呼日本不尊重歷史、忽視人權的同時，是否也想起在廣島、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的傷害？現代戰爭所符合的國家利益和榮耀，是一種什麼樣的價值？

 

認錯的意義，不只是對於侵略行為的反省，歷史教育是否提供學生對「戰罪」的思考？為什麼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還會發生二次世界大戰？霍布斯邦（Ｅｒｉｃ　Ｈｏｂｓｂａｗｍ）在《極端的年代》中提到：

 

德國不分黨派，從最左的共產黨到最右的希特勒國社黨，都異口同聲地指責凡爾賽合約的不公平，根本無法接受。罰約性的和議，立論點在於國家應該為戰爭、以及戰爭的結果負擔唯一的責任（也就是所謂的「戰罪」），主要是用來對付德國，好壓得它不能復起。

 

因此，就算和平還有那麼一絲希望，也被勝利國不肯讓戰敗國重建的私心給毀了。配合著１９２０年代的世界經濟不振，德日兩國正由極右派當權，軍國主義出頭，便一意孤行，決議以對抗代替協商，以巨變代替漸變，既使訴諸軍事武力也不惜。

 

在人權成為普世價值之後，如何追求這個價值？歷史課程談論到戰爭時，人權教育提供了人類如何面對衝突的方式。聯合國日內瓦人權中心製作的一本冊子《人權教學入門──中小學生的人權實踐活動》提到：

 

《世界人權宣言》所針對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那場浩劫。所以，第三條明確地指出：「人人有權享有生命……」。本書試圖宣揚一些社會準則，一旦普及，應能使戰爭較難爆發，並且應能阻止再度發生像上次世界大戰中的那種種族滅絕行為。

 

種族滅絕並非是新的東西。不過，我們這個核時代的技術卻能使種族滅絕的規模較以前大得多。我們生活在核陰影之下，每日面臨著核戰爭的威脅。目前地球上的核炸能力已相當於平均３噸常規炸藥對付每個男、女和兒童。因此，「生命權」有了它以前從未有過的新含義。……和平、裁軍、發展和人權是相互聯繫的問題。

 

加入人權教育的概念後，反思現在的歷史教育，在提供學生獨立分析事件的知識能力是不足的。學生無法質疑教科書傳遞的知識不足，電子媒體每天的報導只限於事件的交代，配合著播出激烈暴動式的遊行或血腥的斷指畫面，填補了我們接觸其他觀點的心意。

 

而二次大戰的意義，便聚焦於日本是否修改歷史教科書的內容、小泉是否在８月１５日參拜靖國神社、是否承認錯誤……等可以激情但又似乎與我們陌生遙遠的新聞話題。歷史教育裡什麼時候能夠教會我們，面對苦難的責任和寬恕？讓「戰爭」的意義不再是年代、地點、人物的符號堆積，並真正理解衝突和我們的關係！（本日稿擠，「法蘭西視角」暫停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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