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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權知識奠基
--談大學在人權教育中的角色
◎黃文雄〈台權會執行委員〉
摘錄自人本教育札記第147期「人權教育在學校？」
大學人權教育的重要性不只是大學生的人權教育而已。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大學不只是人權知識（或其他知識）的傳播者而已，大學還是上游的傳播者，是人權教材和師資的來源。第二，大學同時也是（或應該是）人權知識的蒐集累積者和生產者，也就是各種形式的人權研究工作。這篇短文主要將針對這兩點來談，因為台灣目前在這兩點上都面對嚴重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如果沒有解決，其他層次的人權教育，甚至國家的政策、立法和行政，都不會有堅實的知識基礎。
這個問題嚴重到什麼程度？不妨先看看幾個指標。
幾年前有個國科會支持的研究，調查了全國最大的七個圖書館的中文人權藏書。研究者只找到一百六十二「筆」和人權有關的中文資訊。這個研究可能不夠精細，但162這個數字還是夠驚人、夠讓人臉紅深思的。
再舉一個例子。全國一百三十幾家大專學院有幾門人權課？新政府宣佈了幾個人權政策後可能有點改變，但之前的情形大致是這樣的：如果不算原來教三民主義的老師「轉型」所教的兩三門，在任何一個學年，包括大學部和研究所在內，不會超過三門到五門。
另一個指標。在先進國家，比較有名的大學都設有人權研究中心，設有博士課程。即使不是那麼有名的，至少在法學院都設有人權課程。即使以「亞洲價值」曾經盛行一時的亞洲而言，香港和泰國也有人權的碩士課程。台灣呢？課都這麼少，其他怎麼談得上？只有今年一月東吳大學才以政治系為主，設了一個年預算不到一百萬的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
問題為什麼會這樣嚴重？也許找出原因來會助於問題的解決。
第一個原因是長達半世紀的一黨獨裁統治。在這段時間裡，人權是不能碰觸的禁忌，以憲法課為例，在憲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思想裡，保障和促進人權（人民權利）是國家存在的理由和目的，因此是憲法的核心；政府組織必須環繞這個目的來設計。因為這個緣故，憲法課幾乎是當時唯一可以偷渡人權訊息的地方。可是因為那時談人權太敏感了，除了少數有心人，大多數憲法教授都儘量規避人權的討論而專注於政府組織。這種傾向餘風猶存，有些憲法教師今天還以政府組織才是「硬」知識為榮。注重人權的人仍然居於少數，能超出憲法的框架去注重人權的，就更少了。
第二個原因是台灣長期在國際上被孤立。台灣一九七一年脫離聯合國時，同時也脫離了國際人權體系。我曾經為文分析過其後果，這裡只提兩個例子。首先，如果台灣還是聯合國的一員，必須不時針對人權議題投票或參與人權公約的草擬等等，則政府和大學裡應該不會像今天這般缺少人權專才和知識吧？而媒體的報導在過去三十年（尤其是過去十五年）裡會提供一般人多少機會教育？又例如如果台灣還是UN（聯合國）的一員，則必須向UN提出國家人權報告，因為報告不能太經不起國際檢驗，政府就會需要學界幫忙，那還會像今天一樣，圖書館裡沒幾本書，那麼多大專學校沒幾門課，政府也沒有什麼人權專才？
所以我們必須面對一個問題：我們是一個嚴重缺乏人權知識和教育的國家和社會：整個國家和整個社會。有人說，民主化後，大家的權利意識高漲了。這個說法是有問題的。比較接近事實的說法應該是：人民容忍人權侵犯（HUMAN
WRONGS）的程度降低了。但這和人權（HUMAN RIGHTS）意識的提昇不必然相等，兩者之間也不應該劃等號。
怎麼打開這個死結？
從這個觀點看，陳總統在就職演說中提出來幾個國家人權政策，是很好的做法。首先，因為這是ROC開天闢地以來第一次有國家人權政策，馬上大大提高了人權問題的可見度。第二，由於他所建議的政策（如設立聯合國提倡多年的人權委員會和把國際人權標準國內法化）都有很高的國際性，馬上把大家的注意力提昇到國際標準的高度。第三，既有政策，就要執行，各部會多少都動了起來，行政院最近成立的跨部會人權小組、和教育部成立的人權教育委員會都是例子。第四，這些政策本來是民間遊說的結果，政策一出，政府和民間開始有了民主多元社會所必有、應有的互動。
這一連串後果，為前述的死結創造了打開的條件，但這只是一個開始。就人權教育（和研究）而言，我有幾個建議：
第一，向所有的人：正視前文所說的「死結」或知識資訊的極端缺乏。談司法改革，過去再差也有法律系和法律所；談教育改革，過去再差也有教育系所，不缺乏最基本的知識基礎。如前文所述，人權的狀況則連這種基礎都缺乏。
第二，向教育部和民間組織：正視前文述及的「上游」問題。在現代社會，大學是最主要的知識蒐集、傳播和生產的機構。必須大學多開人權課、圖書館多買人權書、多從事人權研究、學生多修人權課和人權學位，人權教育的教材和師資才會有真正的著落。這是不可忽略的常識。上游缺水，下游必然只有小魚小蝦。
第三，向教育部：不能只談下游的人權教育，也應該多注重向大學和出版社提供誘因，解決上游問題：知識的累積、研究的展開、教材的編寫、出版書籍的鼓勵。最具體的一步是：台灣至少還應該有另一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
第四，向民間組織：最不能容忍台灣半世紀來盛行的淺碟子╱趕業績╱湊熱鬧的做法的，應該是民間組織。關心人權教育的民間組織仍然應該各盡所能推展人權教育，因為在這個過程裡，我們的「需求」會製造「供給」出現的壓力。但是，我們不能只是在下游的第一線上拼命，事實上，正因為我們身處下游的第一線，我們應該對台灣人權教育問題的特殊性及其貫穿上下游的因應之道，有比政府更宏觀的認識。
因此，我們絕對不能忽略大學這個關鍵的環節。
這篇短文不談價值和理想，而只談建立價值和實現理想的條件。可是仔細想一想，這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同一件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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