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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
═══════════════════════《2001/10/04》═════
*****【本 期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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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或轉變的年代？：世界體系軌跡的長期觀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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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或轉變的年代？：世界體系軌跡的長期觀點（下）
文／因曼紐‧華勒斯坦
譯／王志弘（世新大學專任教師）
階級鬥爭裡政治勢力的函數
第一種世紀趨勢是實質工資水準佔生產成本的百分比（就整個世界經濟的平均值來計算）。顯然實質工資水準越低，利潤水準就越高，反之亦然。什麼決定了實質工資水準呢？答案很顯然是世界經濟既定地區與部門裡，勞動力與其雇主之間的力量關係。這種力量關係主要是這兩個群體在我們所謂的階級鬥爭裡政治勢力的函數。若某人提到市場作為決定工資水準的限制因素，那是個騙局，因為勞動的市場價值乃是世界經濟的各個地區裡，多重力量關係的函數。這些各式各樣的政治勢力，又是既定勞動力形成某種政治組織的效能，以及雇主重新設定其營運位址的實際出路的函數。而這些因素都會不斷改變。
我們可以說的是，經過一段時間以後，任何既定的地理或部門地域裡，勞動力會試圖創造某種形式的工會組織和行動，以便更有效地協商談判，不論是直接面對雇主，或是間接透過他們對相關政治機構的影響力。雖然這種政治勢力在特定地域裡，無疑會遭受資本家集團的政治反擊而撤退，但是現代世界體系的整個歷史裡，政治機構的長期「民主化」，確實讓勞工階級的政治勢力曲線，在世界體系的幾乎所有國家裡，就長期而言都在上升。
全球資本家得以限制這種政治壓力的主要機制，乃是將特定生產部門移轉到世界經濟裡平均工資低的其他地區。這在政治上是個困難的做法，也取決於將技術水準納入最終利潤的計算。因此，這傾向於主要是在孔德拉提夫B階段裡進行，前文已有提及。即使如此，這在現代世界體系的歷史發展裡，曾經反覆操作過。但是為什麼這些部門移轉過去的地區，是工資較低的區域？如果說，這是「歷史性」工資水準的後果，那等於沒有解答。這段歷史從何而來？
真正低工資勞動的主要來源，總是來自鄉村地區的新移民，他們通常是第一次進入工資勞動市場。他們願意接受就世界水準而言的較低工資，理由有二：他們獲得的淨收入，事實上高過原先在鄉間活動的淨收入。而且他們在社會上沒有根柢，因此在政治上混亂無章，無法捍衛自己的利益。兩種解釋都會隨時間而失效，比如說約莫30年後，這種勞工確實會開始施加類似世界經濟其他區域的勞工對工資水準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資本家的主要選擇便是進一步轉移區位。
世界快速脫離鄉村
對利潤水準產生壓力
我們知道，這種處理階級鬥爭的模式，取決於世界體系裡總是有新的地區可以移轉區位，而這又取決於有尚未進入工資勞動市場的大塊鄉村部門存在。但後者的減少正是個世紀趨勢。世界的脫離鄉村是個快速上升的曲線。這種現象已經綿延了超過500年，但在1945年以後最為劇烈。很可能可以預見，在未來25年裡，鄉村大體上會消失。一旦整個世界體系都脫離了鄉村，資本家唯一的選擇，便是在他們目前的區位上進行階級鬥爭。這時情勢便不利於他們。即使不僅在整個世界體系，在較富裕的國家裡一樣有實質所得的日漸兩極化，但是較低階層的政治與市場熟練度也在增長。就算是在有大量人口在技術上失業，而從非正式部門取得收入的那些地方，置身世界體系裡的城郊與貧民區的勞工，他們實際上可以選擇的出路，還是在於能夠要求合理的工資水準，以便進入正式的工資經濟。這一切的總結果是對利潤水準造成嚴酷壓力，而且會日漸加重。
化解成本內部化
污染生態圈
第二個令資本家煩惱的世紀趨勢則相當不同。這與工資勞動的成本無關，而涉及了投入原料的成本。投入成本牽涉了什麼呢？這不僅是從其他公司購買的價格，還有加工處理的成本。雖然購買成本通常是由最終會從中獲利的公司完全承擔，但是處理原料的成本，經常會由他人負擔。舉例來說，如果處理原料時，產生有毒或零碎的廢棄物，有部分成本要用於拋棄廢棄物，或是以安全方式處理有毒廢棄物。公司當然希望把清理成本降到最低。其中一種廣為使用的方法，就是在最低限度地除毒後，將廢棄物丟到廠址以外，例如將化學毒素傾入河流。經濟學家稱之為「成本外部化」。當然，這不是清理成本的終點。繼續用這例子，如果毒素倒入河中，就會毒害河流，最後（也許過了幾十年）會損害人類或其他物質（縱使代價難以計算，也非常真實）。或許會有清除毒素的社會決定，在這種情況下，負責清除的組織，通常是國家，就要負擔成本。另外一種降低成本的方式，是利用原料，卻不予以再生（亦即不為此付錢），這對有機物質而言特別會造成問題。這種成本外部化顯著降低了特定生產者的原料成本，並提昇了利潤差額。
這裡的問題類似於以移轉區位來解決工資成本的問題。只要還有尚未利用的地區能夠傾倒廢棄物，就可以運作下去。但是最終會沒有溪流可以污染，沒有樹木可以砍伐，或者至少是若繼續傾倒，便會對生物圈的健全造成嚴重的立即危害。在如此做了500年後，這正是我們當今的處境，也因此，我們今日會有在全世界快速茁壯的生態運動。
怎麼辦？世界各國政府可以實行大規模清理運動，以及大規模的有機再生運動。問題在於有效執行的成本非常高昂，因此，必須透過某種稅收而由「某人」支付。只有兩種「某人」：要麼就是被認定為廢棄物罪犯的公司，要麼就是我們其他人。如果是前者，那對於利潤差額的壓力就會非常大。如果是後者，稅負就會大幅加重，那是我們正面臨的問題。再者，如果目前的操作方式不變，那麼清理和有機再生就沒什麼用處，因為那形同要清掃歐金王的牛廄（譯按，希臘神話裡Elis國王Augeas的牛廄30年未掃，很髒）。因此，合理的推論是要求一切成本完全內部化。然而，這會對個別公司的利潤造成更多壓力。我看不出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架構下，這個社會難局能有什麼可行的解決之道，所以，我認為這是壓迫資本積累的第二個結構性壓力。
滿足民主化需求賦稅
危及積累成本
第三個壓力在於賦稅領域。賦稅當然是為了撥付社會服務，因此被接受為合理的生產成本，只要不過高。那麼，什麼決定了賦稅水準？當然，有對於保安的持續需求（軍事、警力）。如我們所知，這部分由於保安手段的相對成本、軍事行動的範圍，以及對警察行動的需要增加，而在過去幾個世紀裡穩定提昇。第二個穩定增加的是世界公務官僚的規模，其功能首先在於徵稅的需要，其次在於執行國家漸次擴增的功能。
主要擴增的功能是供應某些群眾需求。這並非可以選擇不做的花費。這些供應的成長向來是確保相對政治穩定的主要手段，以便回應較低階層對實質收入逐漸兩極化的日益不滿，而這是世界體系的恆常特性。政府的社會福利努力，乃是用來馴服「危險階級」的給付，亦即將階級鬥爭侷限在有限範圍。
我們稱對這些群眾需求的回應為「民主化」，這也是非常真實的世紀趨勢。這種群眾需求有三種主要類型：教育制度、醫療設施，以及個人一生的收入保障（特別是失業保險和老人的社會安全）。在這種需求裡，要注意到兩件事。首先，它們在世界體系裡的越來越多地區達成，今日幾乎已成普遍。其次，需求水準在每個世紀裡穩定提高，而且沒有可預見的清楚界線。
這（必然）意味著幾乎每個國家的稅率都會提昇，頂多偶見些許調降。但是這種重分配的稅賦當然會在某一點上，達到嚴重干預積累資本可能性的程度。因此，當今對於察知到的「國家財政危機」的反應，就資本家而言，便是要求降低賦稅，並且以個人稅負也大幅提昇為基礎，試圖贏取群眾支持。反諷的是，雖然群眾經常支持限制賦稅，卻沒有任何群眾支持刪減福利供應（不論是教育或醫療或收入保障）。事實上，在爭執高賦稅的同時，群眾對於政府服務的需求正在增長。所以，在此我們也有個限制資本積累的結構性壓力。現在，我們有了三種限制資本家積累資本能力的結構性壓力，那是世紀趨勢的結果，不斷往上推高。這種不是成長危機、而是資本積累的危機，由於國家結構喪失正當性而更加複雜。國家是資本家積累資本能力的關鍵要素。國家讓擬似壟斷成為可能，而那是顯著利潤水準的唯一來源。國家透過壓制與安撫，馴服了「危險階級」。國家是意識形態的主要根源，勸服大量人口相對地有耐性。
保持耐性的主要論據，乃是改革勢不可免。事情會好轉，即使不是馬上，也對子孫有好處。更繁榮，更平等的世界已經進入眼界。這些當然是官方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十九世紀以來支配了地緣文化。但這也是一切反體系運動的主題，不僅是那些宣稱自身最具革命性的運動。這些運動在佔據國家權力之後，特別強調這個主題。他們對自己的勞工階級說，他們正在「發展」經濟，而這些勞工階級必須有耐心，經濟成長的果實終究會改善他們的生活情境。他們宣揚的耐心，不僅涉及生活水準，也涉及政治平等的闕如。只要這些反體系運動（不論是共產黨、社會民主主義，或是國族解放運動）處於動員對抗不平等、黷武、獨裁、法西斯、殖民，或甚至只是保守的政權的階段，這個主題便噤聲不語，不會干涉反體系運動確保廣泛群眾支持的能力。然而，一旦這些運動掌了權，誠如1945至1970年期間（我們提過的孔德拉提夫A階段）遍及全世界的情況，它們就要接受檢驗。而在全世界，它們都做得不好。後「革命」政權的紀錄是，它們無法顯著降低全球或甚至是內部的兩極化程度，也未能建立認真的內部政治平等。它們確實達成了許多改革，但是它們所承諾的要遠多於改革。由於世界體系還是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核心地帶之外的政權在結構上就無法「趕上」富裕國家。
這不是單純的學術分析課題。這些現實的結果是對於反體系運動的深刻幻滅。如果它們還能得到支持，那是在最壞情況下，它們作為改革團體，或許比偏右翼的選擇來得好些，但肯定不會是新社會的先驅。主要後果是對國家結構的廣泛幻滅。世界的群眾曾經期待國家擔任轉變的作用者，但現在卻轉而對國家推動轉變，甚至是維持社會秩序的能力，產生根本的懷疑。
全球反國家主義的興起，有兩個立即後果。其一是社會恐懼昇高，各處的群眾都從國家那裡取回保障自身安全的角色。但這當然會引發惡性循環。他們越是這麼做，混亂的暴力就越多，混亂暴力越多，國家就越無法控制情勢，就有越多人不信靠國家，這又進一步削弱了國家限制循環的能力。我們在世界體系的不同國度裡，以不同的步調進入這種惡性循環，但幾乎各處的步調都是越來越快。
第二種後果影響了資本家。若不提馴服「危險階級」的能力，喪失正當性的國家發現自身日益難以執行保障資本家所需之擬似壟斷的功能。因此，資本家在面臨三種擠壓全球利潤率、因而影響積累資本能力的結構性壓力的同時，發覺國家不像以前那樣有能力幫他們解決這些難局。
新世界經濟擴張階段
強化終極危機
因此，我們可以說，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現在進入了終極危機，這個危機可以延續長達50年。我們所面臨的真正問題在於：在這次危機裡，在從當前的世界體系朝向其他歷史體系或諸體系轉變的過程裡，會發生什麼事。在分析上，關鍵問題是我首先描述的孔德拉提夫循環，與我現在討論的系統性危機之間的關係。在政治上，問題在於體系轉變期間，什麼樣的社會行動有其可能又可期待。
孔德拉提夫循環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正常」運作的一部份。這種所謂的正常運作，不會因為體系進入了系統性危機而停止。擔負資本主義體系行為的各種機制依然存在。當目前的B階段耗盡之際，我們無疑應該有個新的A階段。然而，系統性危機嚴重介入了這條軌跡。這有點像是嘗試開著一輛發動機完好，但車體和輪胎已經損壞的汽車下坡。汽車確實會往前開，但肯定不會依照先前的預期走直線，也不保證煞車能夠同樣有效運作。情況會怎樣，變得很難事先評估。替發動機添上更多汽油，可能會有非預期的結果。車子可能會毀了。
熊彼得在很久以前便讓我們習於一種觀念，即資本主義不會因其失敗而崩潰，而會因為成功而崩毀。我們在此嘗試指出，這項成功（在世界經濟裡對抗衰退的模式，極大化資本積累的模式）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如何造成了束縛它們意圖確保的資本積累的結構性限制。這是熊彼得假說的經驗證據。繼續故障汽車的類比，一位聰明的司機無疑會在這種難局下相當緩慢地駕駛。但是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裡沒有聰明司機。沒有個人或群體有權力單獨下必要的決定。這些決定由大量行動者所為，各自操作，並且有其自身的立即利益，這樣的事實幾乎確定了汽車不會慢下來。它很可能會越開越快。
因此，我們可以預期的是魯莽而不顧後果。隨著世界經濟進入新的擴張階段，會強化引導它進入終極危機的那些條件。從技術角度看，波動會越來越猛烈，或者更為「混亂」，而且軌跡移動的方向越發不確定，因為路徑會以越來越快的速度，產生越來越多曲折。在此同時，我們可以期待集體與個人的安全程度下降，也許令人頭暈眼花，因為國家結構失去越來越多正當性。這無疑會增加世界體系裡的日常暴力。這對大部分人而言十分駭人，也確實會是如此。
政治方面，這種情勢會是個大混亂，因為我們發展來理解現代世界體系的標準政治分析，似乎不再適用，或是過時了。這不見得是真的。但是這些分析主要適用於既有世界體系持續中的過程，而非轉變的現實。這就是為什麼明白區分這兩者是如此重要，而且必得釐清這個雙重現實會如何展現。
就持續進行的現實而論，政治行動幾乎不可能對它有多大影響。回到故障汽車下坡的類比，我們可能很正確地感到有點無助，我們能夠做的頂多只是嘗試降低對我們的立即傷害。但是從整個轉變的角度來看，事情正好相反。正因為結果無法預料，正因為波動如此猛烈，最細微的政治行動也有可能產生極大後果。我很願意認定在這個時候，正是歷史上自由意志真正能夠發揮的時刻。
我們可以將這種長期轉變設想為兩大陣營之間的劇烈政治鬥爭：一方是所有那些希望維持既有不平等體系優勢的人，即使它們形式各異，或許差異極大；另一陣營則是所有那些想要見到顯然更民主、更平等的新歷史體系創生的人。然而，我們無法期待第一個陣營的成員，會以我過去描述他們的面貌出現。他們會堅稱自己是現代化推手、新民主鬥士、自由捍衛者，以及進步人士。他們甚至會提倡革命。關鍵不在於措辭，而在於所提議的實質現實。
政治鬥爭的結局，部分會是誰能夠動員誰的結果，但有很大部分也取決於誰能夠針對發生了什麼，以及什麼是我們集體面對的真正歷史出路，提出比較好的分析。也就是說，這是個我們必須統合知識、想像與實踐的時刻。否則，我們膽敢說，此後一個世紀，無論如何變化，還是一個樣子。我堅持，結局本然地不會確定，也正因為如此，才有人類介入與創意的餘地。
（王志弘譯）
pih10031：國家馴服所謂「危險階級」的能力，是保障資本家的必要功能。（圖／中央社）
pih10032：為了降低工資、轉移成本，區位轉移是跨國企業普遍使用的策略。（圖／本報資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