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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
═══════════════════════《2001/10/19》═════
*****【本 期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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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題 ◎ 教育論壇 爭取教師工會應做結構性的檢討
◎ 他山之石 牛津大學日益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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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論壇 爭取教師工會應做結構性的檢討
文／林泉利
你問我教師要不要組工會，我的答案是正面的；你問我教師會等不等於教師工會，我的回應是兩碼子事；你問我10月17日的立院「教師會適用工會法」的公聽會要不要參加，我的回覆是「不」，因為召開是項會議是給立委充業績、全教會做成績，何況已屆改選立委，這一次的結論也無法讓新的委員概括承受，對於往後修法，可能必須重新來過，浪費時間莫此為甚呀！
從教師三法、行政、立法（包括全國教會代表）二者已經出現扞格，迄今仍未見圓融結局，全國教師會挾73位聯署立委所以聲音很大，筆者以為這不是解決問題之道。或許教育部害怕教師會一旦可以決定教師聘任與否等相關大權，相對的對於學校行政或主管單位是一項奪權，以致不能完全接受立委們的版本；至於教師組工會的問題，張輝山理事長抓到教育部的一個「小辮子」，如教育部不容「教師與勞工」畫上等號，張君以為這是充滿「階級觀念」，或許這是可以稱的上理由的「反駁」，但也別忘了軍人、公務員與教育人員一概不能適用「工會」，這是通盤考量，如果教師可以例外，不難被說成是特權呀！亦可能被要求「比照辦理」……因此要組工會或依工法會行使職權，筆者以為有以下幾種可行之道：
首先近程可及的是：將教師會「工會化」，在眼前未修法前，教師會的存在本來就是替教師謀最大福利、權益。結果邇來教師會所爭的是校長遴選權、教師聘任權、導師分配權……凡此種已給人有一種不務正業的感受，至於優良教師推薦也有與相關教育部門、學校「一較高下」的感覺，至於自我形象要求也相繼提出，這與一般所謂「工會」服務項目不合，特別是教師與家長間起衝突，或師生間有不愉快時，教師會有的不僅不站在第一線「奧援」，甚至立即聲明劃清界線，姑不論相關老師是非程度若何，站在同一陣地「抵抗外敵」是必要的吧！可怕的是一般各級教師會「體貼」的表現叫人普遍失望，這就是為何大多數學校沒有全數「入夥」的原因，這一點教師會在轉型前，也請先自我檢討。
其次是在條教師法是中程目標，因為教師是廣義公務員，要調薪、退撫等與一般公務員權益無差，但在任用上卻享有獨立的特權，從近幾年聘選辦法不斷修改造成爭議即可看出「一視同仁」的公務員認定必須要做一刀兩斷的分野，又如國中小的「免稅」也是要在最短期限內做解決的大事，因此把老師的角色定位透過修法，自然工會的問題可以迎刃而解了。
最後是教師的隸屬於國家、政府是遠程目標，前者也是一般勞方，而後者則是所謂廣義的資方，在接受聘雇時的權利與義務規定也由立法及行政、教育團體代表三方做協定，而教師所組成的工會也可以適時介入處理所有「勞方」的傷害彌補。當年陳水扁總統任立委時，他也曾信誓旦旦的捍衛教師工會的存在，如今已貴為一國之尊，讓合理的教師工會成立，讓教師的真正結社權落實，這有何難處？
走筆及此，想到全國教師會只希望教師會依工會法行使，而沒有立刻選擇解散「教師會」組織，進而改為教師工會性質的社團組織，已經失去了「誠意」的先機，亡羊補牢的辦法是此刻先不必急著與教育部翻臉，先行內部體質改造，將工會精神全數實踐，在明年新的委員上任之前，多開幾次教師法公聽會，從釐清教師定位到真正工會組合普及至全國各級學校，難有理性、循序漸進的努力，相信遠比衝動式的生氣與集結謾罵式抗爭來的溫和呀！再說社會各界也在冷眼靜觀教師的一舉一動呀！（作者為國中教師）
（續稿未到，「博士女生秘密札記」暫停乙次）
◎ 他山之石 牛津大學日益沒落
編譯／盧永山
當雀兒喜註冊為牛津大學學生時，沒有人──甚至是柯林頓和希拉蕊──比英國首相布萊爾還要高興。布萊爾和柯林頓之間的友誼人盡皆知，但沒有多少人了解，雀兒喜對布萊爾亦產生了精神上的影響力。布萊爾現在經常隨身攜帶一本可蘭經，以作為「鼓舞和勇氣」，這是他學自雀兒喜的一個習慣。雀兒喜現在也是英國的一項重要資產。
在恐怖分子攻擊美國之前，史丹福大學畢業的雀兒喜就被英國政府動員，以說服世界其他國家民眾，英國雖然爆發了口蹄疫，但仍是值得一遊之處。現在，雀兒喜打算花2年時間，取得英國最古老大學牛津的國際關係碩士學位，這項舉動更具象徵意義：對有錢的美國學生而言，橫越大西洋，到英國來念書，目前仍然是十分安全的
（儘管雀兒喜將付出極高的代價：她身邊的安全隨扈將爆增）。
海外學生對布萊爾政府很重要，有2個主要原因。第一，海外學生所付出的高額學雜費，對英國各大學而言是少數幾項賺錢的活動；最重要的是，他們對於未來英國的貿易，這些有遠大抱負的海外學生是明日世界各國政府和商業界的領袖。
沒有什麼可以與牛津大學所建立的國際關係相比。在1968至1970年，一名年輕的羅德島大學學者推薦柯林頓赴牛津大學進修，牛津因此與柯林頓結下一輩子的關係。在牛津大學，柯林頓和一些日後成為作家的人、學者和政客結識，這些人至今仍是柯林頓親密的朋友和顧問。
布萊爾（本身也是牛津校友）深知牛津是少數幾所位於英國的世界級大學，它象徵了古老的學術傳統，它的學術水準──從柯林頓這一代校友到之後世代──至今仍維持世界頂尖的地位。
但情況真的是如此嗎？33年前柯林頓就讀牛津時，這個問題從未被想過，不過現在美英兩國有許多知名的學者卻愈來愈擔心，牛津的學術地位每況愈下。擔心的原因可能很不同──如缺乏經費、管理效率差、或者過於自滿，但診斷出來的結果卻很類似：牛津的地位逐漸地式微，且落後於一些學術重鎮，如史丹福、普林斯頓、耶魯和哈佛大學等常春藤盟校。
當然，談到牛津，我們就會想到它的學術傳統，但我們也聽到近幾個月來外界對它的批評。最近剛自牛津大學潘布洛克學院（Pembroke）院長退休的史帝文森就曾指出：「牛津大學內部的自滿，加上新工黨愚蠢的政治機會主義，對於牛津同樣會造成傷害，而且這個傷害是不可能復原的。」即將卸任的哈佛大學校長魯登史坦也認為：「如果我們回顧牛津和劍橋的發展軌跡，它是一場災難、一個夢魘……，牛津和劍橋正遭遇瓶頸，主要是因為缺乏資源和私部門的參與。」前牛津商學研究所所長凱伊總結說：「牛津缺乏權威、義務和責任的結構，牛津正陷入委員會的困境中，無法做出有助於該校與其他世界名校競爭之決定。」
在此同時，牛津又遭逢另一項打擊，因為聖凱瑟琳學院院長威廉斯爵士在本月初宣布辭去院長一職。威廉斯被許多人認定為是牛津下任副校長人選，肩負著領導學校進入新世紀，並且迎接來自對手劍橋大學的挑戰，而成為英國高科技發展的重鎮──英國的矽谷。
不像牛津，劍橋已打算抑制頑固的獨立學院權力，並且發展一個強大的大學中心，以整合學術事務。在牛津，學術職位的任命仍須各系所和學院聯合決定。在此同時，牛津卻出現了一項困境，即牛津仍靠學術委員會運作校務，這與美國大學校務是由學術菁英組成的專業團隊運作，截然不同。
一名受人尊重但不願具名的牛津學者指出：「美國前總統杜魯門曾說，責任就在眼前，但在牛津卻沒有人有責任。你們能想像一個沒有人出面負責的機構嗎？那就像是在一個中世紀由旁白來控制的法院工作。」
但多數的學者認為，牛津之所以落後於哈佛等名校的重要原因只有一個：錢。儘管牛津有8百年的歷史，它傲人的資產 （約10億英鎊） 與動輒有人捐大筆錢且又收學費的哈佛大學 （約150億英鎊） 相較，是小巫見大巫。劍橋和牛津學者的薪水僅有美國的一半。
要評量一所大學的國際地位十分困難，但在過去幾年，牛津已出現了一些不祥的徵兆，包括近年來獲得諾貝爾獎的學者相對減少。衛報今年所委託的一項研究，以各大學學者發表在生物或物理雜誌上的學術報告所造成的影響力為標準，將牛津列為世界30所頂尖大學之一。不過，這項調查是在牛津歷經生物研究人員大失血前所做的。今年初，90名生物研究人員離開牛津，前往倫敦帝國學院創設一個新的研究中心。
在教學領域上，牛津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去。今年公布的一項研究總結說，英國大公司的老闆喜歡用外國大學畢業學生的比率高於用劍橋和牛津的。還有一些小道消息說，英國最聰明的學生愈來愈喜歡陽光歷歷和獎學金豐厚的美國常春藤盟校，而不喜歡牛津。
前往大西洋彼岸深造的風潮，在勞拉．史賓塞（Laura Spence）事件之後，獲得極大的鼓舞。勞拉是提尼塞高中學生，她的中學學生一般學歷測驗（GCSE）有10科拿A的成績，卻因家庭背景因素遭牛津拒絕入學，但稍後哈佛大學卻給她一筆豐厚的獎學金。
英國教育大臣布朗曾針指控牛津資訊不透明和入學程序不公平，並稱該校的面試系統僅有利於舊有的人際網絡，無法達到真正的公平。
然而，當牛津學者試圖替學校名聲辯護時，牛津校方卻在討論史賓塞事件的公開場合坦承他們的錯，使得事情變得愈來愈糟。這個反應顯示牛津校方缺乏敏感度和專業主義的傾向，因而印證了外界對擁有8百年歷史的牛津之勢利和菁英主義的刻板印象。
從那時起，為了吸引一些家勢背景不錯、成績優秀且也可能跑去雪菲爾德、里茲或曼徹斯特的學子就讀牛津和劍橋，工黨政府和兩校高層設計了許多「入學」（access）計劃，但這些計劃卻忽略了幾乎沒有多少機會可以讀大學的勞工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最新的政府指標顯示，在所有的英國大學中，牛津所收的公立學校學生比率是最低的。在1998至1999年，牛津所收的學生50%來自於私立學校，而私校生不過占學生總數的7%。
牛津無法處理教職員和學生的問題，亦反應在其他領域上，例如，最近至少有4件種族歧視的個案，學生的對校方的處理態度甚表不滿。牛津校方對這些指控提出辯駁，但許多牛津學者質疑，為何校方無法在校內就處理好這些指控，以避免它現在所面對的法律訴訟？
其中一件歧視案與牛津研究生阿美德有關，阿美德宣稱自己是種族歧視的受害者，因為他在1999年參加一場有明顯暇疵的考試後，被要求離開該校的東方研究中心。這件案子已獲得該校英語教授寶琳的支持。寶琳寫了好幾百封信要求校方重新思考這件案子，但校方卻依舊默不作聲。牛津副校長迄今仍拒絕與寶琳見面，討論此案。
這種種一切與柯林頓在牛津的時光截然不同。儘管面臨到一些年輕且生氣勃勃的大學（如蘇塞克斯）、正在發展中的開放大學以及美國常春藤盟校的挑戰，牛津和劍橋仍是世界難以匹敵的學術重鎮。有人說，牛津使得柯林頓成為世界最大強權的候選人。但現在的問題顯然不是牛津能為雀兒喜做什麼，而是雀兒喜能為牛津做什麼？
許多牛津學者相信，雀兒喜讀牛津，讀得正是時候。牛津學者公開地討論廢除行政職務的可能性，以讓他們能各擅其職──包括研究和教學，這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但對牛津某些學院主管而言，要保存牛津獨特傳統的唯一方法便是，學美國大學一樣向學生收學費。牛津大學新學院會計員暨高教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鮑弗利曼警告，如果缺乏額外的預算，牛津大學古老的個別指導（tutorial）制度將難以持續。鮑弗利曼說：「除非收足高額學費，或獲得額外的捐款，不然，牛津大學各學院將慢慢地、集體地陷入衰弱的命運。」
鮑弗利曼建議牛津學生，在個別指導制度還存在的時候，要充分加以利用，因為他們很可能是受益的最後一代。當然，牛津個別指導制度的存續，取決於雀兒喜的好友首相布萊爾。英國大學是否可免除政府有關大學不得收費的限制，布萊爾有最後的決定權。（取材自英國衛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