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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
═══════════════════════《2001/12/05》═════
*****【本 期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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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題 ◎ 他山之石 少數民族的「受害者心理」，是如何導致一個分裂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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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山之石 少數民族的「受害者心理」，是如何導致一個分裂的美國？
編譯賴明芝特稿
這幾年，美國國內有關「積極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的討論，一直在增加當中。其中，最主要的爭論在於，到底是誰要受到這個防止種族與性別歧視的「積極行動」的保護。以及這些從社會福利得到好處的人們，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為什麼他們要「以受害者之名」（by the name of victim），向美國社會要求更多的東西？這樣的「被害者心理」，又如何影響美國，使其成為一個分裂的國家？
■「被害者心理」如何形成的呢
《歷史因素》
對非裔美國人來說，成為美國人的這段歷史，是個非常悲傷又艱困的記憶。被迫離開非洲的家園之後，他們以「奴隸」的身分，在一個「白人的美國」（White American）生活。對亞洲美國人來說，有些人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被視為「麻煩的少數民族」，因為這些亞洲人是以「難民」的身分來到美國。然而，這些被稱之為難民的亞洲人，在家鄉則享有比較高的社會地位，否則，他們也沒有辦法移民成功。這也就是說，對這些亞裔美人來說，「難民」的身分只是過渡時期而已。還有一種人也是以難民身分移民到美國來的，那就是受到納粹政權種族大屠殺（genocide）迫害的猶太人。
《政府因素》
學者芭芭拉．雷斯金（Barbara F. Reskin）認為：「積極行動在消滅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方面，是有幫助的，或是稱為具有『工具主義的』（instrumental）。」但這項政策的前提是，在生活方面有受到歧視的人，才能適用這項法案。「積極行動」這項法案創造出一個把少數民族禁固在社會低下階層的結構。曾經是美國高等法院大法官，本身也是非裔美國人的湯瑪斯（Clarence. Thomas）相信，美國目前的政治體系和司法體系，積極的鼓勵人民稱呼自己為受害者，並且要求社會要給予他們更多的補償（reparation）和賠償（recompense）。另外一個加深「被害者心理」的因素是，美國文化事實上在朝著詆毀或是解構「英雄」進行。
■被害者心理vs.認同問題
研究黑人文化的學者珍妮特．戴維斯．艾德蕭（Jeanette Davis-Adeshote）在《倖存在白人美國的黑人》（Black Survival in White American）一書當中提到：「所有的多數族群（白人），都是種族主義者，而且有些人還對他們的種族主義感到自在。」雖然說，所有的少數民族都可以說是殖民主義下的受害者，但是，「受害者心理」對他們的自我認同，卻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非裔美國人》
約瑟夫．包德溫（Joseph H. Baldwin）在《壓迫的心理》（The Psychology of Oppression）一書當中解釋，為什麼白人應付生活的方式和黑人不同。這些從歐洲移民到美國的人，貶低非洲文化和價值，好使他們的文化和價值感覺起來要更為優越。艾德蕭則說：「從小，大部分的黑人都是生活在一個由白人所建構的世界，而沒有接觸黑人的文化。他們全部的偶像都是白人，不管是現實生活裡的，還是過去的歷史。」對非裔美國人來說，如此硬生生的從非洲文化背景脫離後，要尋找他們的文化認同，是件不容易的事。當這些非裔美國人回頭看自己的歷史，低落的自我評價，使他們容易把自己定位在「受害者」的位階上。即便在今日，雖然有了高爾夫球明星老虎．伍茲和網球好手威廉斯姊妹，還是沒有辦法帶給非裔美國人足夠的信心，好讓他們從受害者情結裡跳脫出來。湯瑪斯問：「按照現代的意識型態來看，人們把自己定位成受害者，並且要求政治體系給予他們特別的地位和應得的權利，難道不奇怪嗎？」對很多人來說，今天，非裔美國人仍然扮演種族歧視、貧窮、生病和被社會忽視的受害者角色，而不去思考究竟在生活芳面，他們有沒有全力以赴。「受害者心理」在非裔美國人的生活當中，扮演相當重的份量。
《猶太裔美國人》
猶太人也有一段相長的時間，處於被歧視的地位。在美國的歷史當中，許多在美國這塊新土地的猶太人，是以政治難民的身分抵達。但即使被德國的納粹政權欺負得很慘，這些從歐洲移民過來的猶太人相當具有主動性。他們積極的尋找機會，在這個新世界生存下去，這和非裔美國人相當不同。如此積極的心態使得猶太人較容易從受害者情結當中跳脫出來。猶太人相當重視教育和政治參與。而猶太人在美國政壇上的高度參與，已經吸引人們的注意。史蒂芬．依薩克（Stephen D. Issacs）在《猶太人和美國政治》中提到：「政治人物開始漸漸注意猶太人在政治活動方面的高度參與。舉例來說，民意測驗專家已經發現，在受訪者當中，有相當高的比例是猶太人。選戰專家開始學習，不要把競選策略著重放在猶太人住的區域，因為這些猶太人的投票率和同一選區的選民相比，高出太多。」猶太人在政治、醫學和金融界以及其他學術界的強大力量，使他們減輕了「受害者心理」在自我認同當中所能發揮的影響力。
《亞裔美國人》
在1990年，根據人口統計局的資料顯示，所有的亞裔人口占美國人口的比例為2.8﹪。今天，亞裔美國人的人數已經遠遠超過這個數字。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止，並沒有太多的亞洲人移民到美國。雖然不是所有的亞裔人士受到美國其他族群的歡迎（有些人被當成勞工或是難民），但是，他們心中的「美國夢」，促使他們尋求任何機會，改善他們的情況。像猶太人一樣，亞裔美國人積極的生活態度，使他們成為「非常強勢的少數民族」。但和猶太人不同的是，他們覺得美國社會拒絕他們的感受，要更為強烈。哈瑞．北野（Harry H. L. 北野）和羅傑．丹尼爾斯（Roger Daneils）在《亞裔美國人》（Asian Americans-Emerging
Minorities）書中提到：「有些美國人寧願保留相當強烈的種族連結，也因此，他們對成為美國人的定義是建立在多元論之上。他們也許一開始會把自己視為亞洲人，相信美國是多樣性的國家。其他人則寧願相信，他們是生活在人種的疆界裡，這是因為他們感到美國永遠都不會平等的接納有色人種。」亞裔美國人也許在「成為美國人」方面有困難，但這些困難絕不會只侷限在「膚色」的部分，要放棄固有的文化傳統，而投入主流，也是亞裔美國人得處理的認同問題。然而，亞裔美國人在美國社會的地位愈來愈高。甚至有人把華人稱之為「新猶太人」（new Jew）。而受害者心理在亞裔美國人的自我認同過程當中，所能發揮的份量，也沒有非裔美國人多。
■非裔美國人和反猶太主義
從猶太人移民美國的歷史當中，我們可以發現「反猶太主義」的現象。這當中最有趣的部分，要屬非裔美國人和反猶太主義的關係了。紐約市立學院（New York's City College）非裔美國人研究課程的教授雷納德．傑弗利，是引發這場論戰的始作俑者。他宣稱，俄羅斯的猶太人特別控制了電影工業，而他們在金融上的夥伴，義大利的黑手黨，也是在金融方面「解構」黑人的幫兇。傑弗利的話並沒有得到其他非裔美國人學者的背書，不過，他們心裡頭都有一個疑問。那就是，這場論戰的重點到底是什麼？《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羅森索（A. M. Rosenthal）認為，這幾年猶太裔的政治人物在意識型態方面變得更為保守，而猶太裔的政治人物一直在非裔美國人有關「積極行動」利益的議題上，持反對的態度。但為什麼是這個樣子呢？曼尼．馬拉博（Manning Marable）問：「他們對黑人政治和文化的長程意義是什麼？」像猶太人一樣，美國的黑人文化相當深受「摩西彌塞亞迷思」（messianic myth of
Moses）影響，而這是另外一個支持他們在一個「奴役的社會」中生存下去的信念。非裔美國人相信，會有一個黑人的救世主帶領他們穿越過荒野和約旦河，而抵達樂土（promised land）。但是，猶太人在美國的成功對非裔美國人來說，似乎是個背叛。猶太人怎麼會比他們過的好呢？特別當他們都有受害者經驗的情況下。這個問題，引發種族之間的對話。馬拉博表示：「將近1／4個世紀，在暗殺了黑人民權運動領袖，以及被雷根和布希政府保守回應的欺騙，非裔美國人的政治文化已經往一個新的和非常紛亂的方向進行。」非洲裔美國人對「反猶太主義」的呼聲，是美國少數民族關係當中，相當有趣的一部分。不知道是不是受害者心態在非裔美國人的認同過程中，發揮過多的影響力，以至於當他們看到同樣身為少數民族的猶太人能夠翻身，會有被背叛的感受。
■傷害美國政治的受害者情結
由於種族的面貌已經重組，少數族群的受害者心理變成了一個不定時傷害美國的毒藥。整個美國社會必須為這些「受害者」的「徹底革命化」（revolutionize）所帶來的壓力，付出龐大的代價。從1964年的「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到1990年代的「積極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美國政府負擔了更多的責任，為少數族群重新分配「財富」。這是為了社會正義嗎？如果這個說法是真的，那要如何解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同意支付60萬美元給27名前來應徵工作卻被拒絕的男男女女？儘管學校聲稱，他們事先並不知道前來應徵的人是什麼種族或是膚色，而這些應徵者被拒絕的原因，只是因為他們不具有符合工作要求的條件，該校仍然承認有罪（guilty）。「罪惡感的政治」（the guilty politics）讓美國付出不必要的代價。如果這種行為能夠被稱之為符合「社會正義」，那這世界上還有土匪可言嗎？因為非裔美國人是占少數族群裡相當大的部分，我們很難不去特別檢視他們的受害者心理。過去，這些非裔美國人是「奴隸」的受害者；今日，他們則是種族歧視、貧窮、疾病和被社會忽視的受害者？為什麼非裔美國人老是受害者呢？罪惡感的政治是一個力量如此強大的武器，以至於我們不能忽視少數族群所提出來的革命，因為他們從別人身上得來的好處，是靠著激發旁人的同情心而來的。這對美國的政治來說，很傷。民主需要「寬容」、「原諒」，而受害者心理恰恰缺乏這個東西。
此外，受害者心理對一個人的自我認同也有非常負面的影響。如果說，非裔美國人對自我的評價是負面的，他們又要如何建立起國家認同呢？非但如此，受害者心理也無助於建立「公民責任感」（sense of citizens'
obligation），而這正是對美國民主相當重要的成分。
少數族群應該要被保護嗎？美國憲法只有保護個人（the individual）的權利。美國政府對保護團體干預太多的做法，只會引發更多的人以團體之名起而要求特權。而美國也將成為一個紛亂的國家，美國人也將不需要為自己的義務負起責任。自此，美國人民將只需要靠罪惡感的政治生活在這塊土地。最後，美國將分裂。受害者心理將使美國人培養出低落的自我認同，而這將削弱國家的團結性（solidarity）。
■自覺：少數族群唯一的希望
不同於其他少數族群，非裔美國人喜歡被人以「團體」相對。他們傾向將自己定位成受害者。如此不道德的做法，使得其他人對非裔美國人總有「心生畏懼」的感受。換句話說，「會哭的小孩有糖吃」。難道沒有任何反對受害者心理的聲音，是來自少數族群本身嗎？
本身也是少數族群背景的學者索莎（Dinesh D'Souza）在《狹隘的教育》一書中質疑，「積極行動」的「正當性」。由於過度使用「種族融合」（integration）的精神，成績低落的少數族群得以進入相當具有名望的大學就讀。「最後一名，成了優先的人。」索莎警告：「由於大學一直付出對受害者起義最讓人同情的鼓吹者的耐心，對優先對待和敏感教育的反彈，將持續變糟。沒有人會這麼說，但是，事實的真相是，很多的學生和科系完全對少數族群持以雙重標準和敵意。除非他們改變政策，否則，（美國的）大學在種族關係緊張和種族事件方面，將面臨戲劇化的暴增，隨之而來的，是暴力的大幅增加。而最糟糕的情形，還沒來呢！」
■結論
「奶媽國家」（Nanny State）將創造出一個依賴的文化。任何國家都應該要避免實施不是保護個人而是保護團體的政策。羅斯（John Rawls）所提出的「社會正義」（Justice and fairness）觀念，其立論基礎在於，任何社會不正義可以被合理化；而重新分配和福利政策，則必須符合公平性。但什麼叫做公平性呢？如果人人宣稱自己是貧窮的受害者，那賺大錢的人，又得為那些不事生產的人，負單多少責任，才能被稱之為公平呢？毫無限制的社會福利將會傷害個人的權利。英國前任首相「鐵娘子」柴契爾夫人認為：「沒有什麼要比社會更令人擔心，只有個人和家庭才是真實的。」如果少數族群想要改善目前所處的情況，則必須重新思考「家庭」的價值及功能。如果少數民族無法彰顯，或重新開啟家庭的功能，那麼，不斷的抱怨和自認為受害者的心態，將救不了他們。健全的家庭功能，能夠培養一個人正面的生活態度，唯有積極的去面對生活，才有希望。
反觀台灣社會，政治人物不斷以「悲情」作為競選主軸，這樣的氛圍，能夠帶的出台灣的生命力嗎？政治人物動不動就鼓勵人民採取抗爭的行動，表達對生活的不滿，這除了激化國家的分裂，能改善得了人民的生活嗎？筆者個人並沒有對台灣原住民或是其他弱勢團體不友善的意念，但卻要提醒大家思考，不斷對這些少數族群實行「保護政策」，能發揮多少積極效用？俗語說：「與其給他魚吃，不如教他釣魚。」保護政策，難道不是更加強化少數族群的弱勢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