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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林玉玲
譯者： 張瓊惠
出版社： 麥田
出生證明上，她是「林玉玲」；「雪莉」是她父親給她另起的名，來自雪莉鄧波兒（台灣常譯作秀蘭鄧波兒）；家族裡的成員喚她「雪莉」或「阿雪莉」，以免跟一堆的「玉」什麼的女孩兒搞混；十一歲受洗為天主徒，她必須選一個天主教聖徒的名字，於是她又成了「阿艾格尼絲」；過了幾年要行堅信禮，神父叫她再起一個名字，於是她選了「珍妮佛」。
至此，「她」的名字可寫成：雪莉‧艾格妮絲‧珍妮佛‧林‧玉‧玲。每一個名字就是一段歷史。她出生在一九四四年，日據統治時期的馬來西亞，父親家族說的是福建話，母親說馬來語，而「她」的第一語言，則是英語。
為什麼會這麼複雜？
如果不是因為這本縱深貫穿的精采的回憶錄，那距離台灣飛行時間不過四五個小時，華裔人口佔了龐大總人口數的那塊土地上的歷史，對我而言依然一片模糊。雖然在大學時期，甚至工作之後，總會有那麼一些馬來西亞華人在身旁飄來蕩去，然而，那些標著「馬來西亞史」、「馬來西亞華人史」的書，依然引不起我興趣的，經年累月的任憑他們在書店的書架上昏睡。
彷彿跟我們一點關係也扯不上似的。
英美文學我們可能好歹知道那麼一些些，莎士比亞葉慈海明威馬克吐溫，隨便數都一大串；法國文學這幾年好熱，知道多一點點；俄國文學你一定聽過托爾斯泰杜思妥也夫斯基；日本文學縱使沒研究也知道吉本芭娜娜村上春樹，或者小候大家都看過赤川次郎愛過小叮噹；連遙遠的捷克我們都將米蘭‧昆德拉琅朗上口，義大利的話你至少也喚得出卡爾維諾……馬來西亞呢？有誰？新加坡呢？泰國呢？緬甸呢？柬埔寨呢？
感覺上好像這些地方不產文學作品似的，可是他們卻離我們那麼的近。
或許，「台灣」在他們的知識裡的匱乏正如我們對於他們的。唯一共同有過的命運，是來自中國的漂流，以及被殖民的經驗。而試圖去串起這些命運的線索，卻是上個世紀末我們才開始趕工。
《月白的臉──一個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 An Asian American Memoir of Homelands），是林玉玲在美國女性出版社的請求之下，於五十歲生日時所完成的一本書，在當時，她已經居住美國二十五年。二十五歲之前，她在我難以想像的高度文化混雜的馬來社會裡「漂流」，二十五歲之後，她換到另外一個更為複雜的社會「漂流」──美國。這些漂流，不僅是地理上的，而是更為錯綜複雜的身分漂流。
她，到底是誰？每一個定義都無法囊括她的確定身分，出生地來看，她是馬來人，血統來說，她是華人；她接受的是英國教育，國籍來說，她是美國人。成為美國人，就落地生根了嗎？
「在美國，有許多方式可以告訴你：你不屬於這裡。美國的白人媽媽一見到你，會把眼光移走，看著別人。要一直等到你快走開的時候，她才會放鬆表情、對你身後的人露出笑容。……這些全是有禮貌的美國人，面對跟他們長得不一樣的人，便臉部肌肉緊繃、肩膀收緊、沉默無言，滿身不自在。美國，一個到處是移民的國家，只有對那些看起來不一樣的人才當他們是外人，甚至對這片大陸上土生土長的原住民也一樣。有些教育從小開始，雖然默默無聲，卻清楚不過。」（《月白的臉》，頁三一七。）
面對這些歧異，她必須要找到一個包容度更高的界定範疇，她稱為自己為「亞裔美國人」。「亞裔」，則將世界各地的流離華人全都納入這個名稱之下。
身分認同，牽涉到的不僅是政治的，更多是心理層面的矛盾糾結──我到底是何許人也？具有烏托邦想像的旅人或許可以單純且天真的稱自己為「地球人」或「地球公民」，然實際的生活裡，那些許多用來定義「你是誰」的規格化表單，便一再挑戰這個單純的認同，不想被搞到精神分裂，你可要有妥善的準備。
「一個人意識的真實歷史，往往始自他撒的第一個謊。我恰好記得我的第一個謊。這事發生在學校的圖書館，當時我正在填寫借書申請表。第五欄自然是『民族』。我當時七歲，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猶太人，但是我對管理員說我不知道。帶著疑惑的喜悅，女管理員建議我回去問問父母。我再也沒有回到那個圖書館去，儘管我後來成了其他許多組織的成員，也填過許多同樣的申請表。我並不以是一個猶太人為恥，也不怕去承認這一點。……我僅僅是以俄語中的「猶太人」一詞為恥，因為「猶太人」這個詞的本身，而不是因為其內涵。」（〈少於一〉，布洛茨基《文明的孩子》，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一個圖書館的表格，讓一個七歲的小孩子撒下他人生的第一個謊。翻過一個新的世紀，這樣不得不的謊言會消失嗎？或者，在還疑惑著自己究竟是誰的同時，我們是否也曾在那樣小小的表格上猶疑不決？
被迫漂流跟主動移民最大的區別或許在於，不是你能夠做好心理準備，然後選擇成為誰，縱然這兩者之間可能面臨的問題在某個程度上如出一徹。《月白的臉》，撼動我的不僅是一個人面臨多重漂流之下的不確定──那因為不確定而衍生出來的多重面貌的臉，以及身為女性身份的另一重漂流。經歷那些從未曾停歇的擠壓、過濾、篩檢、必須一層一層撥除自己的內裡外在，讓作為一個人的自信可以顯露出來，成為一個可以穩穩站立的人，是如何不容易的一件事。
這些日子，一直忠實陪伴著她的，是寫作。疲憊的教書生涯，因為身分而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因為身分而產生的自我質疑，她的第一個孩子讓她確立成為一個美國人的接下來更多的問題──她讓這些衝突從自己的筆下滑出。
「我放棄掙扎，不再守著記憶中的家園不放，這大概是我能做得到、最仁慈寬厚的一件事了。不管住在美國哪裡──波士頓、布魯克林、威闕斯特──我總不知身在何處，只覺得自己並不在美國。這種感覺就是母親教給我的故事，也是移入馬六甲的土生華人的故事。然而，或許她也教了我：家就是我們把故事說出來的地方。……在加州，我開始寫有關美國的故事，也寫馬來西亞的故事。因為傾聽，說出自己的故事，我正在回家的路上。」（《月白的臉》，頁三六五）
她的故事，我相信是許多亞裔美國人共同遭遇過的。不論是在台灣，或者在世界的任何一個轉角，生長在台灣，父母可能是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外省人、香港人，或者某一個國度的外國人，你的籍貫可能是山東、上海、新竹、加拿大、美國、英國……我們將用哪一張容顏相認？而你的故事裡，又有多少跟我的相同？我們是否將因為這些歧異，最終彼此轉過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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