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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題 ◎ 四退專題(上)

═【立報】════════════════════════════

                                   

═══════════════════════《2001/12/19》═════

 

*****【本 期 內 容】 **********************************************

 

教育專題         四退專題(上)

 

【教育小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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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退專題(上)

 

我們要「黨、政、軍、商」全面退出媒體

 

建立公共媒體在此一舉

 

文/傳播學生鬥陣

 

本事

 

1214日,新科立法委員兼媒體人陳文茜針對同是新科立委羅文嘉以及立委林重謨批評其濫用媒體資源一事提出回應:認為陳水扁、蔡同榮等人同樣是政治力涉入媒體的例子,濫用媒體的帽子不該只扣向她,她要求黨政軍勢力必須全面退出媒體,而她也願意在這樣的前提下辭去其所有媒體的身分。

 

傳播學生鬥陣認為此事件不只是單純的「黨政軍退出三台」議題,也認為不只是陳文茜個人犬儒式抒發的批判,而認為此事件正是重新檢討媒體結構權力矛盾的時刻,也同時是公共媒體建立的時機,因此我們做出了幾點回應,並在以下專題刊載了無盟的新聞稿,希望能做更進一步的探討,更深入的思索。

 

如果小妹真的有理想

 

請還廣電媒體公共化結構

 

勁報董事長陳文茜泣訴執政黨退出媒體,國內各大專傳播學系學生組成的「傳播學生鬥陣」呼籲,政治人物應該一律退出媒體,使廣電媒體回歸公共化結構。

 

除了陳文茜指出的各個「濫用媒體政治人物」之外,陳文茜自己不但擔任勁報、夢想家媒體董事長,更應國民黨邀請出任台視董事;既是媒體主持人、更是擁有媒體經營權的經營人,不分編輯權與經營權,集政治人物、媒體老闆、節目製作多重身分於一身,正是文茜小妹自己所厲聲批判「政治人物濫用媒體」之最佳代表。傳播學生呼籲陳文茜立即辭去所有媒體經營與節目主持職務,並致力於媒體結構公共化事務。

 

政治人物經營媒體、主持節目,將造成媒體結構先天上偏倚,政治人物可以主導內容走向,自己的意見必然於節目中呈現無遺,這是結構上的缺陷導致的必然結果;如同今日台灣商營媒體結構下的許多問題一樣,都是媒體結構的不健全,導致媒體內容上問題。民視董事長蔡同榮與「前政治人物」飛碟電台董事長趙少康,他們所經營的媒體以及媒體內容的強烈政治傾向,恰恰呈現這種結構缺陷與內容偏倚的關係。

 

因此傳播學生鬥陣認為,媒體結構必須真正還歸公共,媒體內容才有訴諸專業、公正的可能。新聞局長蘇正平於13日表示政府應收購無線電視、使之公共化,正是調整媒體結構的對症下藥作法;去年底成立的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致力於「台視、華視公共化」近期目標,正是將現有官營媒體股權回收,建立公共化媒體結構、去除商業、政治力介入的治本方法。

 

至於陳文茜所提出的「釋股」方法,將使媒體股權再次被財團收購,媒體結構陷入財團壟斷的另一種不健全,只怕到時「媒體寵兒」爭相出任媒體董事長、媒體經營者務求出任政黨職(如東森媒體集團的多位國民黨中常委與前新聞局局長),更非媒體與公眾之福。

 

況且,政黨和政治人物非但不會退出媒體,更可以用金錢控制媒體結構與內容,例如國民黨投資中天資訊台(勁道數位電視),以及民進黨在這次國會改選中買下「世紀首航」造勢晚會電視轉播時段,正是其例。

 

釋股結果只會使媒體結構更加扭曲,商營媒體結構追求利潤、忽視媒體應該被視為社會文化的一環,惡果於今至明。新聞台可以在1小時的整點新聞裡,重播4次林重謨罵髒話的相同新聞,正是利用大眾憤怒獲得收視率的惡劣手段,從來不顧重播是否有其意義,以及重播辱罵女性髒話是否帶來負面效果的問題。可見,媒體只有在結構的公共化之下,才有進一步健全的可能!

 

黨政軍退三台之後……

 

文/管中祥(「傳播學生鬥陣」成員、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執委、世新大學講師)

 

陳文茜在面臨各界對於身兼媒體人與政治人的不適當行為猛烈炮轟後,巧妙地使出脫困之計,轉守為攻要求:只要阿扁總統宣布政府人馬率先撤離三台,民進黨立委蔡同榮辭掉民視董事長的職務,並釋出股分,她就立即辭掉電視和電台節目的主持工作。對此,行政院院長張俊雄表示暫不釋出官股,而新聞局長蘇正平則進一步表明,新聞局將研擬讓台視和華視進行公集團策略聯盟的可行性,同時強調官營媒體和媒體公共化不同,公共化指的是媒體經營受一定程序監督,不受政府掌控,確保不被單一勢力操控。

 

其實,阿扁在競選總統時所提的「傳播政策白書」中便已宣示「黨政軍退出三台」的決心,並進一步揭示台視、華視公共化等進步性的政策說帖。而蘇局長將無線電視公共化、集團化的作法,不僅可以解決目前黨政軍控制三台的問題,亦能免除惡質商業媒體對台灣本土文化的侵襲,以及未來加入WTO後,對媒體產業的影響。

 

黨政軍退出三台長久以來一直是台灣媒體改革的重要主張,特別當新政府上任後,台灣的政治與文化面臨新的轉型與希望,免除政治力對媒體的干預顯得格外的迫切。然而,黨政軍該「如何」退出三台?黨政軍退出三台後,該換成什麼樣的機制來維持三台的經營的問題,似乎比單純的提出「黨政軍退出三台」的口號更重要。

 

不過,依照陳文茜及李慶安的說法,黨政軍退出三台的作法,便是透過股票公開上市,來免除政治力量對媒體的操控。陳文茜等人的想法有點天真,三台釋股後誰有能力購買股票?答案很明顯,絕不是市井小民的你跟我,到頭來還是那些資本強大的財團可以進入董事會操縱媒體。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的政黨向來與財團關係密切,甚至大型政黨本身便是不折不扣的大財團,誰也無法保證,財團化的大型政黨不會轉個彎、弄個控股公司、找個人頭戶再度控制三台。最後,政黨依然控制無線電視台!

 

進一步來看,被視為台灣亂源之一的有線電視頻道中,幾乎看不到什麼黨政軍直接控制的痕跡,他們大多數是民營媒體、私人擁有。然而,這些媒體的表現是否已符合主張釋股者所謂的「回歸專業」、「全民共享」?

 

當然沒有,大部分的商業媒體是以獲利為目的,因此節目大多呈現強調感官刺激的消費資訊與同質節目,而電視台為了得到更多的收視率也不惜犧牲專業、追求只重八掛、對立的口水新聞。我們只要用簡單的數學計算便能說明:目前我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每天至少提供15百個小時以上的節目,而在這1千多小時的節目中,真正專為老人、原住民、客家族群、特殊品味者、聽障者製作、服務,或促進其與其它社群互動交流的節目卻是寥寥可數,本地製作的節目更是越來越少。因此,從現實的層面來看,陳文茜及李慶安等人的意見不但無法解決政治控制媒體的問題,反而更會引來商業勢力對媒體的覬覦,如此媒體結構所建構出的台灣文化,不僅難以保有原有的台灣優質傳統,台灣新文化也會日漸趨向同質與單一。

 

媒體不只是產業,它還是文化,透過媒體呈現的文化類型不該只是同質和娛樂,更應該是多元和豐富。但若以「釋股」作為三退之後的解決方案,無疑將會是緣木求魚、引狼入室。財團及重視感官刺激的庸俗文化正悄悄地等待黨政軍退出三台,因此,思考台灣的媒體的發展,必須以建構台灣在地、多元文化的態度來關照,解決台灣媒體問題的根本方法需要從制度層面著手,才有根除沈痾的可能。

 

單純的開放媒體所有權,或透過股票上市的方式,不但難以達到全民經營,促成多元文化與民主的目的,反而可能引進現有的黨政財團,穿戴各樣的白手套,控制股權,進而導致媒體財團化與私有化。

 

黨政軍退出三台的主張絕對正確,其實,台灣並不缺少商業媒體,我們欠缺的是多元意見發聲、關懷不同社群需要的公共媒體,如果黨政軍退出三台後,起而代之的是能夠防止政黨干預、保障多元文化的公共媒體集團,先將目前具有官股色彩的台視、華視朝向公共化制度的發展,雖不至保證所有的媒體都可「回歸專業」、「全民共享」,至少也能多點多元品味、少些口水煙硝。

 

莫讓「政治力退出媒體」成為掩護的迷霧

 

文/黃浩榮(傳播學生鬥陣成員)

 

陳文茜女士召開記者會表示願意退出一切的媒體工作,對此,我們相當認同與鼓勵;不過她又提出但書表示:「三台的扁系人馬以及民視的蔡同榮也退出媒體後,她才會跟進」。此語一出,不禁讓人質疑,陳的這席話只是一個有名無實的口號,是藉著他人的錯誤來為自身行徑合法化的煙幕迷霧。

 

陳文茜要求扁系人馬退出無線電視台(台視、華視、民視),這和「無線電視民主化聯盟」、「傳播學生鬥陣」等媒體改革團體多年來的訴求不謀而合:政治力應該全面退出無線電視的操控,建立起中立、超然的公共傳播制度,為全國公民、各個族群提供多元而專業的傳播內容,避免媒體的政治偏頗,真正做到「認同多元、尊重差異、促進民主、服務社會」的理想。

 

然而,儘管政治力介入傳播的惡質現狀仍舊,扁政府的「傳播政策白皮書」仍未兌現,但這也不應成為陳文茜作為合理化自己「媒體人兼政治人」的遁詞。見到一個人犯罪,理性的人不會跟著他犯罪。「政治人物全數退出媒體」,是民主社會的傳播制度所追求的理想。但在混沌亂世中,我們顯然需要一個有前瞻性的魅力領袖來樹立完美的典範,以期能拋磚引玉,匯聚更深厚的民意共同致力於傳播環境的改革。

 

再者,像陳文茜這等身居媒體要角(包括行政職位、節目主持人等)的政治人物,在社會言論場域中,往往占據著權力位階最高的中心位置,具有利用個人魅力來引導群眾輿論的潛在力量。其他缺乏媒體資源的政治人物,則處於乏人聞問的邊陲位置,若非如林重謨那般有著高媒體曝光率,處境勢將更加邊緣化。

 

而長期的資源不均與權力壓迫的結果,將可能造成不可預測的反抗力量。正如社會學者史古尼克(J. H. Skolnick)所指出:「當體制內的宣洩管道受阻時,人們便會非理性地轉向體制外的途徑來做訴求。」非媒體人的政治人物,一旦受到來自媒體上的權力壓迫,而又缺乏平等的公共媒體管道可供答辯時,極有可能採取最激進、最非理性、風險最高的抗爭策略,引來商業媒體的垂憐,換得有限的媒體近用權,但卻也將造成社會成本的虛躑。

 

是以,倘若媒體政治人的現象始終未能解離於台灣的政治場域、公共傳播體系未能建制化,讓所有公民回歸到媒體使用權的「平等」。我們可以預見,任何沒有媒體資源、卻又被媒體權力邊緣化的政治角色,都可能再次透過極端的、激進的、非理性的體制外途徑,爆發其與媒體政治人之間的權力抗爭。而性別、族群等二元乃至多元區隔「他、我」的元素,一旦被引入這樣的抗爭過程,不僅造成抗爭更為升溫,也將使得媒體政治人這項深層導因焦點錯置而受忽視。

 

因此,倘若陳文茜真的有意改革當前「政治-媒體合流」的社會亂象,則應效法大選前的李慶安退出媒體主持、或師法英國廣播協會(BBC)新任主席戴維斯(Gavyn  Davies)退出政治職務,真正地以身表率,而非一味地宣稱「天下烏鴉一般黑」,否則,陳的呼籲終將只是個藉口、口號。

 

 

(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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