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性研究與理論對話：Latour 的虛擬實境對話例子

Smith（1998）在論述當代社會科學所面臨的挑戰時，曾指出社會科學是存在在複雜而又變遷快速的大環境裡頭的；而這些環境變遷的挑戰，包括：超越國界的全球化、自然環境與倫理的問題，以及人類傳播科技形式的快速發展等等，或多或少影響或已修正社會科學家對研究對象的省思。現在問題在於，社會科學(質性)研究與理論的發展，如何去回應不斷變遷的挑戰，兩者的關係，如何再現於研究當中？ 可能是實作中質性研究者常面臨的切身問題。

​由上述的反思，筆者想提出的問題是，理論究竟在質性研究當中，扮演什麼角色？ 基於此，筆者最近看到登在《科技、醫療與社會》第六期，一篇翻譯自使用者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 以下簡稱ANT）發起人之一Bruno Latour的文章，名為＜關於使用網絡理論從事資訊系統的研究：一個（有點）蘇格拉底式的對話＞（Latour, 2004；傅憲豪等譯，2008），文章中，雖是Latour藉由數個真實對話合併成一個想像對話的形式，來釐清ANT究竟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角色定位問題，不過，對於文中所呈現的種種問題，可視為是一般性質性研究新手皆會碰到的問題，而Latour 亦站在一個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重視描述的質性研究）的角度，試圖釐清研究者在理論之實作之間，一些可能已有所誤解的問題。

​Latour設定的情境正是一位正在寫學位論文的研究生，進入其辦公室敲門，欲請教他，該如何將ANT的理論「套用」到自己所蒐集而來之IBM公司之田野觀察資料之中（見傅憲豪等譯，2008）。以下筆者將僅針對研究資料與理論對話的部份，提出來進行檢視。

​首先，Latour 認為，當世界快速地變遷時，既有理論所擅長的，正面去陳述世界的功能，已無用武之地，而這正是ANT可以發揮之處；然而，它又並非是一個可以應用到其它事件上的理論，並非拿來解釋既有現象的理論。Latour用一個有趣的比喻，即ANT像是一隻畫筆，而非用畫筆所畫出的圖案；也就是ANT是個「消極的」研究方法。它並不企圖去解釋什麼，而是讓行動者有自我表達的空間（前揭文, 203-204頁）。在這裡，Latour 的說明，隱含著研究者應該保持著客觀中立性，與前述站在科學理性立場的學者相同。

​其次，Latour 認為，「客觀的描述」的功夫，在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從一個特定的狀況裡，去尋找獨特又適當的敘述…這是非常高的要求」（前揭文, 207頁）。這點頗與本文前面所提之「厚描/深度描述」意思相近，亦即Latour認為，與其套用理論框架，不如放棄框架，而只是去進行描述。

​再者，主觀詮釋或客觀之間的差異，其實並非研究者時時要去放在心上的，相對地，Latour 認為研究者真正該做的事，是回到研究對象上，回到「物」本身上，那就是最「好」的證據，一種「客觀的」、「經驗主義的」證據（前揭文, 210頁）。

​至此，主張客觀主義的Latour，甚至認為，如果一個研究達到真正「好」的描述，根本不需要「不相干的」（套用理論框架的）「解釋」。所謂「不相干的」，Latour意思是指，如果研究實作中，「解釋」成了這個網絡必要的行動者，那才是必須的，不然它便不帶來任何改變（前揭文, 213頁）；亦即，「解釋」要具能動性，才必須被加入研究之中。

​而且，甚至「資料」、寫就的「文本」、「指導教授」、「必讀的作品」在研究當中，都被Latour視為是一個行動者。然而，什麼時候該「停止」研究了，Latour亦有一個自認為達到「飽合」的說法，「當你寫完八萬字時，或是不管這裡的格式是怎樣…我老是搞不清楚長度限制，你就可以停下來了。」（前揭文, 214頁）從質性研究的相關說法來說，就是當沒有更多「異常」，在自己的研究過程中萌生之時，研究就將告一段落了。因此，Latour 將研究者如何「書寫文本」視為是實驗室實驗一樣的功能，因為只是這裡，才能處理「新」的主題、「新」的方法（前揭文, 216頁）。亦即，「新」理論或通則可能萌生的地方。

​談到研究「證據」，Latour 更是絕對的客觀主義與實證論者。他認為，如果行動者有行動，就會留下證據，僅管「證據有時是間接的、艱難的、複雜的，但是你仍然需要它。」（前揭文, 218頁）Latour 反對研究者「加上」任何無形、摸不著邊際的解釋。

​最後，回到研究對象、回到行動者，Latour 真正要說的是，他們之於研究，是一個(群)具有能動性的行動者，而非在一個理論框架中，單純地、被動地實踐某種(理論框架賦予的)功能。Latour認為，ANT中的行動者與結構主義式的功能執行者，是有很大差異的，因為前者即使在一個系統當中，都是一個改變者，具有轉變（transformation）之能力（前揭文, 223頁）。至此，Latour 說明了他的ANT理論，同時，亦說明研究者、研究對象、理論、研究方法、研究書寫的「網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