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英
我和小語從桃園機場出來，開上高速公路。經過市區的時候，他看著窗外，悠悠地說：「我們的國家怎麼會這麼醜。」我吃了一驚，這傢伙從來就沒有什麼「眼光」：把自己房間的「市容」弄到沒有人敢踏進一步，是媽媽長久的抱怨──我於是盤算著，等一下「歸還」小孩的時候，就先拿這件事情來講；也許就此可以扳回一城，如果又講到「幹嘛帶他去波蘭」的話。
其實小語的這種「比較之心」，自踩上異國之地從來就沒放下過，只是之前似乎未曾涉及美學。那天在克拉科夫（Kraków，波蘭王國舊都）的主廣場（Rynek Główny），聖瑪麗亞教堂（Kościoł Mariacki）塔樓上的喇叭聲剛停，他就跟我說：「這裡好像到處都有過去牽著你。」是因為他聽說了那個「塔樓號角」的傳統始自中世紀還延續到現在？還是這城市整個的氛圍讓他深有所感，感到我們在台灣的人心裡好像缺少一份歸屬。
這個話題有點沉重，所幸我們很快就到了雅捷隆大學（Uniwersytet Jagielloński），可以追尋哥白尼在校園裡走動的身影。那是一四九一年，還有六十年利馬竇才會出生，還有一百六十年鄭成功才會去台灣，而哥白尼就進來唸書了；專攻天文學嗎？不，他學的是藝術，而且，準備當神父。哇，真的是有夠過去的「過去」。看了在「哥白尼室」展出的手稿，我們說不出話來；我問：「這個過去怎麼會牽著（照你說的）現在的人呢？」他答非所問：「走進台大，會讓你想起誰？」我無語，總不能說是想起管爺吧？
他看出我的尷尬，連忙轉移話題：不管地動或不動，我唯一想不通的是，為什麼有人會去追究這種無聊的問題？我們在哥白尼紀念碑旁坐下，看著那人手拿渾天儀高高站在上面；我拿出口袋裡的詩集，恰好翻到〈在一顆小星星底下〉那一首，於是唸道：
我為稱之為必然向巧合致歉
倘若有任何誤謬之處，我向必然致歉
…
我為將新歡稱為初戀向舊愛致歉…
典型的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波蘭詩人，一九九六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句法，蘊涵著一股莫名的情緒和力量，不由分說地牽著你。隔了五百年，這回是一九四五年，辛波絲卡進到這所學校；專攻波蘭文學嗎？是的，但後來轉去社會系。小語說：她一定也從這裡走過，也和我們一樣認真看著那座哥白尼；只是︱是因為這樣，她和鄭愁予或余光中就會那麼高下立判？（行前他已讀過辛的詩，而鄭余的詩都曾收入國文課本）
我疑惑地看著他，他就解釋：「新歡和舊愛那句我還看得懂，必然和巧合就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然後露出促狹的臉色，再加上一句：「難道哥白尼和她說了什麼暗語？」
我知道這是個「即景」的玩笑，但其中也未必沒有一些意思，於是說：看到宇宙萬物都繞著自己轉，順著自我中心的想法，於是視之為必然；這樣，就忽略了另一種可能，那就是，也許轉動的不是萬物，恰巧只是自己（例如，自己恰巧站在一個「繞軸自轉」和「繞日公轉」的地球上）。有了這一番頓悟和自省之後，不是照課本上說的「三省吾身」以免「一錯再錯」，而是，直指本心，覺得自己這樣偏愛必然，豈非欠巧合一個道歉？︱這種境界，正是你那個高下立判的感受的根源。
小語笑得很大：「被你說的，還真像有那麼一回事。」我也笑著：「其實，思考必然與偶然的對立、與關係，本來就是西方哲學的一個深奧的傳統，辛波絲卡和哥白尼，理當都受到這個傳統的影響；這些事情，長期在『中華文化』熏陶下的人很難想像…」
離開古城之後，我們去了華沙（Warsaw，波蘭首都），一路尋訪居禮的足跡，但蕭邦則是無所不在，想不遇到他都難。皇家瓦津基公園（Łazienki Królewskie）那座雕像真的很巨大，臉側向一邊，身體向後斜傾，衣衫隨風飄起，就那麼定在那兒；既不正襟危坐，也不揮劍或揮手，但最重要的，小語說：「他不是蔣介石。」然後，音樂會就開始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在陽光之下，草地之上，圍著蕭邦坐著；一個接一個的鋼琴家，在蕭邦的腳下的小棚子裡，彈奏蕭邦。
小語說：「怎麼雨滴還沒來？」我一時被騙，還抬頭望向天空；等聽到〈雨滴〉了，才想到他說的是第十五號〈雨滴〉前奏曲。但小雨說：「和霍洛維茲（Vladimir Samoylovich Horowitz，上世紀最重要的鋼琴家之一）彈的不同。」我吃驚地轉向他，他又露出促狹的樣子：「我是說和家裡音響聽的不一樣（並不是能聽出演奏家的差異）。」我轉移話題：「那麼，〈雨滴〉是你最喜歡的嗎？」他說：「其實，我比較想聽那兩首協奏曲。」好吧，這算是對我安排的行程的抗議：不去音樂廳，當然就沒有交響樂團的協奏！
走在路上的時候，我問他：「聽了音樂，你有感覺到他的『愛國情操』嗎？」他說：「心在祖國就好（蕭邦遺囑要求把心臟運回波蘭，我們今天才去過安置心臟的聖十字教堂Bazylika Świętego Krzyża），至於音樂嘛，好聽才最重要。」後來，我們又談起居禮（Maria Skłodowska-Curie，波蘭科學家，鐳的發現者，兩次獲頒諾貝爾獎）。小語發表他的高見：「我當然認為應該稱呼她『瑪麗雅．斯．克．沃．多．夫．斯．卡（艱難地唸出來）』，至少在正式文件上不能只稱『居禮夫人』，姓居禮的人那麼多，誰沒有一個夫人？」如我所料，他果然接著說：「不過」︱不過，我真正關心的是，大家都只講她提煉新元素多麼辛苦，卻不講她是怎麼想到要去找新元素…」（這和放射性強度的測定有關，我和小語就此有許多討論，在此略過）
但我念念不忘在「克拉科夫城」的那個沉重話題，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機會說：「台灣人缺乏歷史歸屬感，可能跟我們是一個移民社會有關，還有…」但小語打斷我的話：「你講的那些都不重要了，我們同學都認為台灣根本不可能再撐很久。」我大吃一驚，這些傢伙心裡想的，遠比我以為的更沉重。
走著走著，我們再次經過畢索斯基（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波蘭政治家，一九一八年帶領波蘭從一百多年的列強瓜分中取得獨立）廣場，悶聲不語許久的小語突然說，而且說得很大聲：「這次回去，我要跟他們講波蘭的事情，包括怎樣亡國又復國好幾次，最後還能把蘇聯老大哥趕出去；過程雖然很混亂，情節雖然很複雜，但我都知道了，知道得很清楚，誰也別想再騙我，騙我說台灣不行…」我別過臉去，沒讓他看到我眼眶裡的淚水。
終於到家了，「歸還」小孩的時候，我當然講了很多，講最多的，當然就是「別想騙我」的那一段；當然的，無論是孩子媽或爸，都再也沒提「為什麼帶他去波蘭」的話。
但是，從小語家出來的時候，卻換我心裡一直嘀咕著：「到底為什麼帶他去波蘭？還有，為什麼是帶他，為什麼是他──他誰啊，他憑什麼獨享這一切？」於是我們決定，這個暑假，一定真的要帶小孩去波蘭，帶很多台灣小孩去，安排更好的行程，讓更有活力的老師帶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