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抗工作貧窮，是執政者不可迴避的責任

對抗工作貧窮，是執政者不可迴避的責任

文/洪敬舒(勞工陣線工作貧窮研究室主任)

　　歷來，貧窮就一直是庶民政治的榜首，也一直是紛擾不休的議題，尤其是貧窮碰上選舉之後。貧窮，不必花大錢進行民調或研究，民意自會忠實表達，但最詭異的是，民意對於貧窮現象的不滿早已沸騰，但距總統大選僅不及半年之際，兩位候選人對應貧窮的態度仍是視而不見或模糊以對，在這場攸關國家未來命運的選舉過程中，「貧窮」就這麼消失了。

　　候選人可以避而不談，但人民面對貧窮的無力與真實感受卻無法切離。五月份的報紙有則版面不大的新聞。故事的主角是一名巴士司機，由於長期開車的坐姿，導致腰椎退化，一家生計頓時陷入困境，報導中不僅只是陳述主角所面臨的貧困生活，也點明了他的工作狀況。

　　阿軒無奈地說，一家原本靠他擔任巴士司機每月掙得3萬多元為生，未料2月底因腰椎狹窄併腰椎退化進行手術，現仍需使用助行器輔助行走，因孩子尚幼，需妻子看顧照料，家中又有失智老母親與嚴重肝硬化哥哥。「我不能上工，一家5口不知道吃什麼。」阿軒表示，10多年前當兵有腰傷舊疾，這些年來，「每天坐著開車超過10小時，腰痛情況越來越嚴重。」阿軒無奈地說，最近常痛到半夜掛急診，只能向親友籌借11萬元動手術。

　　阿軒的吳姓同事說，近1年來，常見阿軒臉色蒼白、忍著痛開車，「腰脊痠痛是我們司機工作的毛病，只是沒想到阿軒這麼年輕、病況卻這麼嚴重，希望他能早日康復回來上班。」 (引自蘋果日報2011年5月2日報導)

　　每天開車超過10個小時，是巴士或計程車從業者再平常不過的工時，阿軒一家也絕非特例，命運相似的工作者存在社會各角落。身為經濟戶長的勞動者，經常被迫於利用更多工時換取較多工資，但窮盡一日並不代表就能掙得豐衣足食的報酬，反而讓勞動者易因職業傷害的累積，拖垮身體後也壓垮整個家庭。日愈廉價的勞動報酬，不斷削弱勞動者所能負擔的生活保障與避險能力，「一人倒全家垮」，正是當前近百萬名「工作貧窮者」共同的潛在危機。

工作貧窮的擴大化
　　工作貧窮並非新時代產物，從以往的農奴，到工業時代初期在巨大機器陣裏，冒著身殘風險穿梭其中的工人階級，都是工作貧窮的時代樣板，他們努力工作，每日的工時，甚至遠遠超過上帝為人類制定一天24小時的一半，但是他們仍舊貧窮，連同整個家庭，終其一身都在貧困中渡日。200年過去，文明及科技出現不可思議的進步，連奪走億萬生命的天花都在1979年後完全絕跡，唯獨貧窮，非但未能消失，反而像瘟疫般不斷漫延。

　　1980年代起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勞動巿場出現結構性的變化，新興的「彈性化就業」取代以往的「充份就業」模式，企業大量利用派遣、外包、部分工時及臨時性等非典型就業，減少人事支出與開銷成本。全球化風潮從歐洲擴大至全球的同時，工作貧窮隨之襲捲歐美地區。從1985年到1995年間歐盟境內的自營作業者、部分工時、臨時契約工及派遣等非典型僱用人力增加15%，其中西班牙增加44%、荷蘭增加53%，而整個歐洲早在2001年，工作貧窮人口已經達到總就業人口的7%。

　　隨後，非典型就業模式吹進東亞地區，日本的部分工時者比例從1990年的19.2%到2002年增加至25.1%；同時期的韓國，部分工時者的比例也從1990年的4.5增加至2002年的7.6%。成為國際主要代工生產基本的台灣，也難以脫離這股狂潮，從2002年開始，台灣的部份工時、派遺及臨時性工作人數開始攀升，部分工時從2002年的5萬4000人增加至2010年的38萬4000人，派遣工作人數也從2002年的7萬6千多人，到2010年一舉倍增至35萬人。

　　勞動彈性化的趨勢，不僅造成傳統就業環境的漸進崩解，來自企業、人力仲介等管道的多重勞動剝削，更導致勞動薪資的低價化。主計處人力運用調查2001年的部分工時者，平均薪資尚有24038元，到2010年已經降至13879元。非典就業人數的快速增加，促使勞動薪資的剝削競爭更為嚴重，在勞委會於2005年所進行的「職類別新薪資調查」報告中，各類派遣勞工所得到薪資遠低於同職業的正職勞工，僅及於7至8成，其中派遣至電話客服業的人員，企業平均支付的費用只有一般正職勞工的46%。

　　不僅非典工作者如是，一般受雇者亦同。據統計，勞工月所得低於基本工資的人數從2006年的57萬2000人，爆增到2010年的72萬2000人，幾近總受雇就業人口806.6萬的一成，每月工作收入低於3萬元的總人數更高達359萬7000人，已占總受雇就業者的44%。當一個國家有近半勞動人口的薪資遠低於平均薪資（2010年為4萬4430元），貧窮的闇黑之影就已經籠罩整個國境。

　　工作薪資無法隨工作年資等比例累積是工作貧窮的主因，伴隨勞動年齡增長，自身與依賴其經濟收入的家庭，所能承受的經濟風險也就愈低，當勞動彈性化不斷擴張，一失足便陷入貧窮的家庭比例也相對升高。2002年全國低收入戶家庭為7萬417戶，但2010年已增加至11萬2200戶。愈勤勞愈易陷入貧窮，是受雇者的悲歌。

自營作業者的貧窮風險
　　工作貧窮的勞動風險，不僅出現於受雇者身上，同篇頭故事主角阿軒一樣的自營作業者，也是步行在貧窮流沙區的盲行者。根據統計全國目前約有133萬4千位從事自營工作，當然不乏富有與小康者，但絕大多數的自營工作者卻比非典就業的受雇者，更接近工作貧窮的困境。

　　據統計，133萬自營作業者中高達97.8%為全日工作者，僅2.2%的工作時間屬於部分工時，而從事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的自營作業者，其比例更僅有0.75，遠遠低於800萬受僱者的6.51%，因此自營作業者不論是工作時間或工作形態上，完全不同於非典就業者，正因為自營作業者可自定工作時間、計劃，自然也需自負盈虧，因此自營作者業者在工時上自我剝削的結果，甚至較受雇者更為嚴重。

　　根據主計處的每週平均工時所示，受雇者每週平均工時落在40至44小時的人數超過59.54％，反觀自營作業者的平均工時從40至60小時之間的合計比例高達75.94％，等於是133萬名自營作業者中有100萬人的平均工時遠遠超過受雇者，就連工時超過60小時以上的人數也高達11萬6千人，幾近受雇者的6倍。

　　「既然工作時間可依需求自我調配，那就多做一點，多賺一些」。必須完全自負盈虧的自營作業者，只能透過工作時間的展延，換取收入增加的效益，因此不難理解阿軒何以必須每日超過10小時開車的因由。但是超長的工時，並不代表自營作業者的「營收」就能倍增。事實上，正因為自營作業者收入偏低，只能利用更長的工時，儘量提高營收效益。主計處在99年人力運用調查結果顯示，133萬位必須自負營虧的工作者中有18.9%，即24萬人的每週工時超過35小時，但收入卻低於17280元的基本工資，同一情況的受僱者，其比例也僅有3.69%。

　　收入來源相對不穩定，再加上缺乏風險分散與分攤的保險機制，使得自營作業工作者能受承受的生活風險更低，一但受到景氣或疾病的侵襲，就像阿軒一般，個人及家庭都將陷入生計的困境。

對抗工作貧窮是國家不可迴避的責任
　　長期以來，政府將貧窮定位為個人因素，藉以卸除對貧窮國民應盡的義務與責任，但貧窮的擴大化，不僅是勞動巿場的結構性成因，更是政策大幅向企業傾斜所導致，貧富差距的擴大化，歷任執政者皆難以卸責。

　　學者引用《聖經‧馬太福音》第25章中「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多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的話語創造出「馬太效應」，此效應的產生源自於優勢者因自身較強的積累能力，進而獲取更多的優勢；反之，弱勢者也因為自身條件的缺乏，以致失去更多的機會。

　　馬太效應不僅足以說明貧富差距，同樣也能應用於工作貧窮的形塑過程，因為持續低薪化的勞動環境，使得勞動者難以有效儲蓄及積累避險能力，如履薄冰的工作貧窮者，一旦再遭遇如2008年金融風暴，將頓時沈入漫長的寒冷，幸運者或許能成為非典就業的待業名單，不幸的就淪為長期失業者，終其一生為貧困所糾纏。

　　為數眾多的工作貧窮人口，身陷於馬太效應之中，但大選將屆，兩政黨相互攻擊的力道火花四射，唯獨對於如何解決工作貧窮嚴重化，或是語焉不詳，或是欠缺政策主張。對抗貧窮已成全球共同課題，爭取國家領導權的二位候選人，如何還能視而不見甚至獨斷盲行？國家不是只有企業主、政策亦不是僅有ECFA或房屋實價課稅，期待兩黨藉此選舉時機，透過政策辯論，陳述未來將如何引領飽受貧窮之苦的辛勤工作者脫貧，並接受800萬勞動者及133萬自營作業者的選票檢驗，這是兩位候選者，在明年1月14日前不可也不能迴避的責任。
 

編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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