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烽益(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

在2012年11月間，馬總統拒絕在野黨呼籲召開國是會議來尋求年金改革的社會共識之後，親自與行政、立法與考試等三院院長於總統府召開記者會，宣示三個月內必將提出年金改革方案，該方案總算在2013年1月30日正式端上檯面，預計將在四月份將修法草案送立法院審議。但從兩黨目前提出的年金改革版本來看，勞工權益受損最大形同砍頭，而軍公教的改革則是挨刀喊痛。

 

 

世界各國的年金改革，無非都是回應高齡化社會危機的降臨，但台灣卻必須同時面對特有的「高齡化」與「職業間不平等」的雙重危機。台灣的高齡化危機，已經迫在眉睫，即將在2017年老年人口達到14%，正式進入「高齡社會」，並很快速地在2025年達到20%，成為「超高齡社會」。人口老化不再是學理而是現實，直接衝擊退休制度的倒閉破產與否。

 

一般勞工意識到在高齡社會下所引爆的退休金破產危機的同時，卻發現軍公教雖也有破產危機，但是軍公教卻享有超高優惠退休福利待遇，並且由納稅人負擔的政府預算來進行填補虧損，這種相對的剝奪感所引發的情緒反彈，才是最大的火藥庫。因此，如何化解台灣職業別之間的不平等，就成了另一個台灣年金改革的特有的障礙與挑戰。

 

 

馬總統在1月30日所宣布的軍公教與勞工的年金改革方案中，勞工被大大砍了一刀，以搶救財務危機作優先考量，拉高費率到19.5%，提高保險收入，並透過領八年後打七折(甲案)或投保三萬元以上年之之給付率降為1.3%(乙案)直接降所得替代率的方式，「繳多領少」這個最簡單、最保險的方式來解決破產危機。對於軍公教則是從85制調整到90制(年齡加年資為90方可退休)、十八趴優惠存款降為7%+台銀一年定存利率等方案。綜觀之，國民黨版並沒有拉平各職業別之間不平等的企圖，只是某種程度減緩各職業別保險的財務危機，職業別的不平等依然存在。

 

 

而民進黨版本，則企圖調整軍公教勞工之間的不平等，在軍公教勞之間取得最大公約數的妥協方案。例如軍公教勞工的領取年金年齡一律調整65歲、並可以提前或延後七年、平均薪資一律以最高十年計算、雇主勞工分擔比一律調到六比四、十八趴納入整體軍公教得替代率並壓低到60-70%。其中對勞工最大改變是分擔比將從7(雇主):2(勞):1(政府，變成6(雇主):4(勞工)，也就是說，勞工的分擔比從20%提高到40%，等於勞工增加一倍的保費負擔，對於基層低薪勞工恐成不可承受之重。雖然，世界各國職業年金勞雇間分擔比，大都採取六比四，但台灣勞工目前的薪資所得一直無法提高之下，貿然提高將對勞工非常不利。

 

 

年金改革不僅僅財務問題，不能以單純解決財務穩健不破產為最高指導原則，年金改革是政治問題，因為它涉及不同世代甚至各職業別之間分配正義的問題。國家執行強制性社會保險，國家如何透過這個保險制度，進行分險分攤、社會互助的社會工程，其制度設計內容到處都涉及分配正義。到底勞工需要多少的退休保障?到底勞工必須犧牲多少當月薪資來做為退休準備?過度的保障與過度的準備是否妥當?這些根本性的問題，都必須進一步仔細思考。如果再加上，目前國家所提供的老年照顧服務體系嚴重不足的情況之下，退休老人極度依賴現金去已經高度商品化的市場去購買服務，這情形如果不改進，台灣老年退休生活的安穩將永遠無法獲得確保。

 

 

單純以財務考量，提高費率，以國民黨版的19.5%為例，若在加上政府強制雇主提撥的6%的勞退新制，勞工一個月的工資將有超過四分之一被扣除，作為退休準備之用。這將嚴重影響企業加薪的意願，讓企業更有不加薪的藉口，以每年攤提的方式，將增加的保費轉嫁給勞工，造成在職勞工的可支配所得降低，這對於低薪勞工的生計將產生重大衝擊，也將降低內需消費動能。同時，薪資的停滯也將造成國家總體稅收的降低，對國家償還國債的能力與國家建設的籌碼也都將減少。

 

 

從國民黨的勞保年金改革方案可看出，它是在費率逐年提高到19.5%的前提之下，才願意承擔保證支付責任。事實上在如此高額費率所形成的超級安全提存準備之下，根本不會有破產危機，政府官員可以高枕無憂，因此政府才願意將最後保證支付責任的文字入法，這已經無關痛癢。因為國家已經將所有破產風險丟給勞資雙方去承擔，國家責任在此完全消失。

 

高齡化引爆世代間的不正義、職業間退休保障不平等導致勞工與軍公教的衝突，因此這些社會情緒都不是目前立法院的法案審查機制所可以承擔的。政黨對決之下，無法有整體性的改革原則，只淪為各個利益團體進入立法院遊說角力的戰場，妥協下的零碎化修正，更可能加深世代間與職業間的不正義。因此，年金改革要竟全功，必須以更大規模的社會對話，以凝聚改革共識，將朝野政黨在國會的政治角力降到最低，以整體性、全面性的原則，進行制度性革新，避免重蹈證所稅與二代健保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