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本文摘取自勞動者雜誌第173期，因受限於電子報版面，未能將其相關資料完整呈現，若讀者想要更深入了解，請看勞動者雜誌第17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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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的M型化效應

基本工資的M型化效應

■洪敬舒

　　基本工資一向是檢視勞資所得分配正義的重要關鍵。對勞方而言，法定基本工資的提高，等於是透過公權力直接要求資方對適用基本工資者予以加薪，因此基本工資愈高，勞方受益愈多。但相對資方而言，基本工資漲愈多，愈代表獲利的壓縮，以致基本工資漲與不漲，一向是近年來勞資雙方主要爭議的關鍵之一。

基本工資與分配正義

　　面對基本工資的調整壓力，資方總一貫以增加經營成本並直接減損企業競爭力為由傾全力反對。甚至透過全國工業總會、全國商業總會等大型工商團體組織之串聯，一方面透過各場合向經濟部門施壓，另一方面則利用基本工資審議委會力阻調幅，而所謂的工商界大老，更不惜以「基本工資只會好到外勞」的悖論，公然要求「本勞與外勞基本工資脫鉤」，也因此基本工資便淪為企業眼中最大之惡。

　　在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社會現實下，愈是利勞不利資的調幅，愈是符合所得分配正義的精神，因此在每年的審議角力中，只要基本工資的調幅讓資方抗拒聲音愈大，愈顯示資方獲利流向勞動者的量愈多。雖然企業總以「調整基本工資就是從資方口袋強行挖錢分給勞工」表達不滿，但從實質薪資倒退16年的真實巿場結構來看，倘若不以公權力為介入工具，強行提高基本工資，而是放任企業的將本求利思維，則底層勞動者恐怕難以盼到資方大幅加薪的施捨之舉。

　　雖然勞工團體一再主張提高基本工資，有助於解決整體薪資只退不進的困境，而勞委會主任委員潘世偉亦曾公開表示，基本工資調升可以推動整體勞工薪資向上，但近年來基本工資的調整，僅對薪資相對偏低的低薪勞工具直接影響，但對薪資所得原本就較高的勞工而言，感受較為薄弱。這是因為基本工資在政府與資方的壓力下，雖連年略有成長卻幅度相當有限，以致較高薪者相對無感。根據主計總處102人力運用調查統計(見表一)，101年受雇者每月主要工作收入薪資在3萬以下人數高達353萬人。換言之，一旦基本工資提高至3萬元，則感受到薪資所得增加的人口數必然達到400萬人規模，顯示基本工資與整體薪資之間存在連動效應，只是連動範圍受制調幅的多寡而定。

表一、受僱者每月主要工作之收入

資料來源:主計處101年人力運用調查

　　因此，論證基本工資的變化與整體薪資結構的關聯性，即為推動基本工資成長的主要依據。不過，現行政府單位對整體薪資的統計數據多為推估值，僅勞工保險的資料係採申報制，因此採勞保統計相較其他推估數，應更切合薪資結構的實際狀況。

　　以2007年至2013年為例，在此7年間基本工資的變化狀況如表二所示。其中各年基本工資調幅從9%至1%不等，唯獨2007年7月至2010年底的3年半之間，基本工資固定於17280元，等於2007年至2013年有長達一半的時間形同凍漲。事實上此舉並非空前，早在1997年10月16日至2007年6月底長達10年之久，基本工資皆僵固於15840元，以致十年間的GDP與CPI成長，完全未能反應在基本工資數額上。

表二、近年基本工資調整狀況

(資料來源：勞委會)

基本工資對低薪族群的拉抬效果

　　上述基本工資的變化，進一步對比勞保局的勞保被保險人月投保薪資統計，即可看出基本工資對薪資的影響。圖一即為勞保投保薪資在19200元以下，以及22800元以下各別佔全體投保人數之比例，從趨勢可見從2007年6月至2013年6月期間，不論投保薪資低於19200元或22800元的低薪人族群，皆呈現下降的趨勢。其中，19200元以下人數比自35.73%降至28.47%，降幅高達2成；換言之，隨著基本工資自15840提高至19047元，薪資在此範圍內的超低薪者都是直接受益者，且愈低薪者獲益愈大。

　　基本工資拉抬薪資之效應不僅出現在超低薪群體，亦反應在投保薪資在22800元以下群體。同期間，22800元以下人數比亦由48.2%降至41.4%，降幅達到1成4，雖然此群體與基本工資之差距，從2007年近7000元縮短2013年3753元，但此群體人數比例仍持續下降，顯示基本工資的成長已將部分低薪族群「頂」進較高的薪資級距。

　　除整體人數比例的變化外，就時間序列觀察，基本工資對低薪族群的影響亦有其一致性。當基本工資從15840元增加至17280元後，19200元以下群體比例即從35.73%大幅降至32.45%、22800元以下群體比例也由48.02%降至45.89%，降幅分別為9.17%與4.43%。其後三年間基本工資凍漲在17280元，此二族群比例即隨之產生「固化」，由2008年6月的32.45%及45.89%，微幅降至2010年6月的31.74%及45.30%，待基本工資再度於20011年從17880元逐步增加到2013年的19047元後，兩族群的下降趨勢才又轉為明顯，平均每年以1%左右的幅度穩定下降。可見基本工資停滯，低薪群體的比例也隨著固定，當基本工資上升，族群比例才會出現下降的現象。

基本工資對低薪族群的擠壓現象

 　　有低薪者因基本工資成長而獲利，但相對亦有部分低薪者因基本工資的提高，而被壓入部分工時者的行列。在勞保投保級距之中，凡投保薪資低於基本工資者，理應屬於部分工時，因此透過該項投保級距資料即可掌握部分工時人數。

表三、各年度勞保投保級距低於基本工資人數之比例

資料來源：歷年勞保統計

　　從表三資料可見，自2007年起，投保人數低於基本工資之人數即呈現穩定成長趨勢，6年間成長78.2%。將上述資料轉化為圖形後即為上圖一下方的線段。在基本工資成長的同時，部分工時人數佔總投保人數比例亦從2007年的1.92%緩步成長至2013年的3.19%，顯示基本工資調整雖會帶動低薪族群提高所得，但隨著雇主成本的墊高，在利潤考量之下，亦可能觸發雇主以時薪制取代月薪制的誘因，造成低薪族群或初入職場者被迫接受部分工時，淪為社會泛稱的非典工作者。

基本工資的M型化效應

　　基本工資成長導致部分工時人數增加，雖符合反對基本工資調漲的經濟學者所稱「邊際勞工會因最低工資提升反而受害」。但就整體而言，基本工資對於總體薪資構結具有M型化的雙向效應，在部分低薪者淪為更弱勢勞動者的同時，有更多的低薪族群也因基本工資的調整，帶動薪資及所得的成長。

　　且就統計數據而言，不論是成長幅度或人口數量上，因基本工資成長而增加所得的受益人數，遠較轉為部分工時者比例高出甚多，顯見基本工資為數龐大的低薪族群而言，從中受益的人數仍多於受損人數。況且，若可從法令保護角度，針對部分工時者提供相對應之保障，例如提高時薪、降低勞保強制納保門檻，或限制經常性周工時總數低於35小時，才可採用時薪制等措施，相信對於原本就需要部分工時工作形態者如學生、家庭照顧者，將更助益。

偏低基本工資形成巿場排除

　　基本工資成長導致部分工時人數增加，雖符合反對基本工資調漲的經濟學者所稱「邊際勞工會因最低工資提升反而受害」。不過，該論點亦認為基本工資的提高，使得雇主基於總體成本與勞動力考量進而採取不聘雇的手段，造成邊際勞工淪為失業者。但就圖二資料所示，部分工時人數雖逐年增加，但失業率在2010年後卻反而略為下降，顯然基本工資提高並不等於失業率就會增加，反而是基本工資從2010年至2013年持續成長的同時，總體失業率卻持續從5.21%持續降至4.15%。

　　換言之，近年來台灣是呈現「基本工資提高有助於失業率下降」的現象，而此現象或許與工資誘因有關。根據古典經濟學所主張的「巿場排除」，偏低的工資會造成勞動意願的低落，導致勞動力退出巿場；反之，工資偏高而壓縮利潤，反而變成雇主退出巿場，而當前台灣正同時存在著大量缺工與失業的巿場矛盾。進一步分析失業率，不難發現15至29歲的失業率，遠高於一般失業率，顯然當前台灣的失業主因應屬於「工資偏低造成勞動意願偏低」。一旦投入勞動巿場所能獲得的報酬價值愈高，則鼓勵勞動力進入巿場的誘因意願也就愈高，而前述基本工資與失業率間的關連性，正是反應此一論點。

分配正義唯有靠基本工資

　　台灣拼了幾十年的經濟，勞工卻換來實質薪資倒退16年的代價，足證缺乏分配正義的經濟政策，勞工一切的努力徒然是為雇主作嫁。此一現象不僅台灣，更存在世界各國，但已開發國家如美國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者克魯曼呼籲下，歐巴馬已著手提高最低工資；開發中國家如印尼將最低工資提高至44%，泰國部份地區的調幅更接近100%。

　　反觀台灣，基本工資的漲幅卻如牛步，因為政府至始只知虛假作戲，僅會道德呼籲企業加薪，但可同苦不能同甘的經營生態早已深植各產業的同時，企業怎麼可能自願性的推動薪資合理化？因此，馬政府若真心要促進分配正義，則基本工資將是唯一合理、合法的政策工具與手段。(作者現為工作貧窮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