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PA簽署十年　職工盟指中國獲利大於香港

CEPA簽署十年　職工盟指中國獲利大於香港

文／編輯室

　　中國與香港簽定CEPA(Mainland and Ha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即「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之後，於2004年1月開始，陸續簽署十份補充協議，最新一份《補充協議十》甫於今年8月29日簽署。由於CEPA架構與中台於3年前所簽定的ECFA即「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頗為類似，皆包括兩造之間如「服務貿易」及「貨品貿易」的相互開放，因此香港經驗一直是台灣評判兩岸協議利弊的先驅。
　
　　由政治大學法學院勞動法與社會法中心與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等民間組織，於11月8日共同舉辦「社會安全制度如何因應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之影響與衝擊：香港與台灣的比較」座談會，會中邀請香港職工會聯盟研究幹事潘文瀚就CEPA成效分享。

　　潘文翰指出，CEPA的內容包括香港產品輸入內地(意指中國)享有零關稅優惠、香港服務提供者以優惠待遇在內地開設業務、專業資格互認，以及通關便利化、商品檢驗檢疫，以及電子商務及知識產權保護等等。他表示，媒體多將CEPA形容為「中國政府送禮給香港」，並以此模式大幅宣傳，以致外界多認為CEPA對香港是利多於弊。

CEPA的零關稅對製造業不具誘因
　　但潘文翰以貨物貿易為例，先前媒體一再宣傳「零關稅」將對香港產生莫大效益，但據統計十年來「港貨」的全球總出口量為8480億元(以下金額皆為港幣)，其中港貨以零關稅進入內地的總額，卻只有524億港元，僅佔香港總出口量的6.17%，減省關稅也只有36億元，顯示CEPA對香港輸出的效益並不如預估。他指出，在CEPA簽署時製造業的就業人數與80年代高峰90.7萬人相較，僅剩下有16萬餘人，但CEPA簽署十年後，製造業的總就業人士仍不增反減至10萬3千多人，而製造業產值規模也從390億退縮至305億，顯示，CEPA根本無助於香港製造業。

　　他指出，有此結果並不意外，畢業香港的製造業早在80年代之後，已經大舉移往內地出現產業萎縮，即使中國政府提供零關稅優惠，也無助於香港製造業的復甦，況且香港的發展除酒類及菸草以外一直都是奉行入口零關稅，因此CEPA對香港製造業並無助益，再加上港府本身缺乏工業政策，對製造業亦甚少有支持措施，隨著地價愈來愈高導致設廠成本居高不下，僅有零關稅對於吸引製造業回流，並無任何誘因。

服務業開放對中國利多於港
　　至於服務業的貿易成效，潘文翰指出，中港之間開放47項服務業領域，但中國至香港開設公司的累計獲批數目僅1817宗，其中有14個領域根本沒有任何公司申請。反觀內地累計批准港資的項目卻高達34.06萬件，他指出，在CEPA架構下，港資在內地創造4萬600個職位，業務收益達到1985億元，但截至2009年底，中資在香港僅創造4400個職位，業務收益也僅616億元的規模，顯見服務業的開放，中國所獲得的利益遠大於香港。

　　他認為，此結果與商界所謂「大門雖開，小門未開」有關，雖然相互開放業別，但內地仍可設限。以香港較強的物流業為例，光是港資在中國要申領許可證，就必須花費超過百萬元人民幣，甚至需要向不同部門提出申請，繁複的流程與高額行政成本，導致香港僅1成較具規模的業者提出申請，再加上內地企業已經佔具有利位置，使得港資進入內地並無任何優勢可言。

「自由化」僅少數人得利
　　面對自由化與全球化浪潮，潘文翰認為，香港在過去十年來也因自由化而吃盡苦頭，雖然目前的香港看似繁華，甚至也被許多國家引為成功的典範，但就香港本地人而言，自由化也只是極少數人能夠得利，他以近年來對中國開放的「個人遊」為例，香港對中國開放個人觀光旅遊，使得前往香港的人數大幅增加，官方也一再宣稱帶動整體經濟、特別是酒店、零售及飲食業的收益，但從民間的感受卻完全不同，大批中國旅客進入香港已經對香港的民生造成衝擊，前陣子中國旅客大肆搶購奶粉及日用品，導致缺貨，搶購黃金又使得一般街道商家只陳列服務中國旅客的產品，再加上商舖租金大幅提升以及公共交通擠迫，已經使得大多數香港人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即使旅客爆增的受益產業，不見得基層勞工也能獲利，例如飲食業與零售業的營業額大幅提高，各相關行業的就業人數有顯著的增加，如下表所示，然而從業勞工的工資增幅事實上並不高，例如超巿的售貨員及餐飲業服務員等基層工作者許多是以最低工資給薪，並未獲利。至於小型業者更是受到租金上升的巨大壓力，更遑論替員工加薪。

香港淪為中國開放的實驗場
　　香港雖然早已走向自由化的開放路線，但長期觀察勞動條件及環境變遷的潘文翰認為香港的工人並未在自由化中得到好處。首先製造業在80年代為大舉進入內地設廠，利用香港欠缺對勞工的保護法令而任意解雇，導致製造工大量失業。大批被解雇的工人拿不到賠償費，但港府卻未協助勞工提出補償救擠措施，亦無支持性的保險措施，直到90年代港府才為失業者提出再培訓計劃，但訓練期僅2至3週，期間所領取的補助津貼也僅有1000至2000港幣，再加上培訓項目都是像保全、家庭幫傭等低階工作，以致自工廠失業的工人只能轉進服務業最底層，薪資與先前在製造業相較也大幅下降。

　　但是當年放手關廠倒閉的企業主，前往中國設廠後利用內地的廉價勞動力使得經營規模更為擴大，在獲取鉅額利潤之後，卻又將資本移回香港開始狂炒香港的房地產，大幅上漲的房價對基層勞工造成二度傷害。潘文翰直指這些資本擁有者才是自由化的唯一得利者。

　　在CEPA簽署之後，香港與中國之間的勞動力更為頻繁，潘文翰指出，香港基於保護本地勞動力而對外勞雇用設限，例如雇主必須提出補充勞工計劃，並在刊登一定期間廣告仍無當地人應徵才能申請外勞，且必須以巿場平均工資雇用。因此每年能入境的人數如家庭幫傭，也只有千人上下。但隨著兩地開放，許多雇主轉而利用內地勞動力，他指出，近年來逐漸出現利用內地的勞工，透過專業人士名義進入香港工作，但最後做的工作根本不具專業性，例如清潔工。

　　潘文翰強調，當初是基於保護本地勞工才會對外勞設限，一旦內地勞動力大舉入港，一樣會對香港的底層勞工造成衝擊，但政府卻無法評估就業衝擊影響，因為香港對中國根本沒有談判能力，每次協議簽署都說是「送禮」。他認為，中國無疑是利用香港實驗協議效應，確保協議內容對中國有利可行後，再開放給其他國家，因此香港充其量只是中國對經貿自由化的實驗場。

編按

本文摘取自勞動者雜誌第174期，因受限於電子報版面，未能將其相關資料完整呈現，若讀者想要更深入了解，請看勞動者雜誌第17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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