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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本文摘取自勞動者雜誌第155期，因受限於電子報版面，未能將其相關資料完整呈現，若讀者想要更深入了解，請看勞動者雜誌第155期。

公民力量在中國

                                            公民力量在中國

                       　　 　　 文/楊建利（美國哈佛大學全校人權教育委員會高級研究員）
　　
　　所謂的公民運動，它實際上就是希望大陸人的公民意識能夠覺醒，認識到自己的公民權利，在目前的大陸，這些都正在萌芽。你看，中國大陸現在每五分鐘就有一場抗議活動，它等於說人們對現狀不滿，有了一定的覺醒，要起來抗爭，這是非常符合我們推動的近期目標的。

　　第一就是權利意識的覺醒，第二，不僅公民權利意識要覺醒，而且公民要形成力量。因為没有力量就形成不了運動，不形成一個有力量的能對這個政權體制造成壓力的一個群體的話，那麼政權依然不會改變。

　　現在在中國大陸有這麼多的抗議活動，仍然不能對它的體制產生威脅。原因就在於我們沒有力量，覺醒的同時要形成力量。力量要怎麼形成呢？我們要有持續性。譬如說我們有民眾就土地問題就搬遷問題等等一些具體的利害起來抗議了，起來了抗議以後我們希望它能演化成持續的改變制度的行動，而不是一哄而上，無論問題得到解决或没有得到解决，或者受到鎮壓而一哄而散。我們不指望所有的人會持續，但是我們希望裡面有一些較有意識的人能夠把這個運動持續下去，上升爲改變制度的運動。它要能持續下去就必須要有個長遠的目標，必須從整體上改變中國的體制，這樣這個運動就可以持續。有持續性才可能累積力量。  

公民力量成功的五個因素

　　第一、世界上不存在一個民族也不存在任何一個個人，不要求受到尊重。也不存在一個民族不要求自己存在的權利。任何一個個人不要求別人尊敬自己的權利，不存在這樣的事。所以這種訴求、這種要求是最根本的，是和人性結合在一起的。所以這樣追求力量無論是多麼艱難，都會存在。換句話說，中國再殘酷，壓榨得再厲害，這種從心中對於自由民主的追求都是不可能泯滅的。這是最人類根本的東西。

　　第二，中國在共產黨統治了這麼多年以後，社會中人們的意識中的民主憲政應該有的元素被破壞殆盡。這個破壞得很厲害，對我們來講，等於一個廢墟放在我們面前讓我們重新建立一個民主的制度，這是相當相當困難的。但是現在的中國每五分鐘就有一起群體抗議活動，說明共產黨統治的正當性越來越受到質疑，再則就是老百姓覺醒的程度越來越高。現在不是說沒有這種需求，是怎麼把這種需求變成現實。所以我們的任務是什麼呢？怎麼能夠讓每一天老百姓對這個政權的不滿和對未來的期待、期望，變成現實中的一個政治資源，這是我們的一個課題，這是一個很難的課題。

　　為什麼我們要推動公民運動呢？公民運動是要從每個人的權利著手，從每個人的具體需求入手，從而奠定一整個社會的基礎，來逐步地走向能夠成立政黨和共產黨進行競爭的條件中去。但問題的關鍵，是怎麼把這些個人連絡起來？很困難，在外面能不能做到？從表面上看，公民力量運動是從海外發起的，其實，更準確地講，它是國內先發起的，我們只不過是其海外的代言人而已。假如沒有國內的根。我們就可能只有信心，需求必須是來自於內部，然後我們從外部進行協助而已。

　　在考慮中國的未來發展中，有五大因素要看。第一因素就是民間力量的成長，沒有這個的話什麼都不起作用。第二個因素就是共產黨黨內的發展，共產黨的統治技巧越來越精細。共產黨完全是一個實用的政治團體。它沒有理想，你說它是民族主義嗎？你說它是愛國主義嗎？它不是，愛國對它好用它就用一下，不好用它就不用。所以當有人讓我來預測一下，共產黨會怎麼做，中國這兩年的走向，我會說預測不出來，這個命不好算，原因就在於中共是十個撤頭撤彻头彻尾的實用派，没有底线的實用主義。假如明天它覺得民主對它有利，它就會喊民主的口號。如果它認為民主對其不有利，它就不喊了，而且還會不遺餘力地打壓民主。你沒法預測一個實用派往哪兒走。你可以預測民主主義往那個方向走，但是你無法預測沒有共產主義理想的共產黨往哪裡走。但是共產黨的實用主義也有可用之處。

　　回到目前共產黨的統治來說。其實共產黨從成立的那一天起，內鬥就不斷，黨內的鬥爭比針對黨外敵人的鬥爭更加殘酷。人們很自然就提出一個問題，那就是說中共黨內一直存在著這麼殘酷鬥爭，為爭奪權力搞得腥風血雨，為什沒有人從黨內公開分裂出來呢？共產黨這麼殘酷鬥爭下都沒有分裂，原因在於說共產黨的專制造成黨外根本沒有政治舞台，黨外沒有任何資源，無論是政治資源、經濟資源還是社會資源。就是，此處不養爺，沒有養爺處。有政治野心的人離開了這個資源，什麽事也做不了，根本無法有作為，更不用說坐牢丟腦袋的危險了。

　　如果民間有力量，如果我們公民力量成長起來了，那黨外就有了舞台，就有了資源，就像當時的臺灣的黨外一樣。實際上早期的黨外的骨幹很多是從國民黨裡面出來的，為什麼就在那個時候出來了呢？因為黨外有舞台了，有資源了。從某種意義上講，目前我們要設法建構一個黨外的舞台，好讓共產黨內分裂出來。

　　假如黨內的有想法的人，認為這個時機到了，只有到黨外這個舞台表現才能成為一個歷史前進的推動者，留在黨內就只能被歷史記錄為阻止歷史前進的人，甚至歷史拒絕給他任何記錄，無論他在黨內的地位再高的話，他就會跳出來了，他就會分裂黨了。這就是第二因素，就是共產黨內的政治發展。共產黨黨內權力鬥爭和政治發展與第一因素──公民力量的成長──是相輔相成的，只有我們成長了，共產黨才能分裂。只有共產黨分裂了，才能創造政治變革的契機。除了這兩個最根本的因素以外，還有另外幾個因素。
   
　　第三個因素是國際關係。因為共產黨已經開放了大門，中國最近三十年的政治經濟社會的變化的一個最主要的外部特徵就是開放，它已經迅速地融進國際的經濟體系，誰都不可能脫離國際社會而談中國問題。所以國際社會對於中國的看法、規劃和策略對整個的演變至關重要。中國的國際關係直接影響到未來中國的發展。比如說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平時來看它對中國政治變革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地邊緣化，這是在常態之下。但是在非常狀態下，在關鍵時刻，國際社會可能起到重要的作用。譬如說中國的變革到了一個分水嶺的時候，國際勢力站在哪一個政治力量一邊，就會幫助使中國的發展往這個政治力量所祈求的方向推進。這時國際力量，包括臺灣，都可能啟動並扮演一個關鍵因素。
   
　　第四個因素是民族關係因素，也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之下的各民族關係的演變，主要是漢藏、漢維、漢蒙等關係的演變。這些關係的演變直接影響到中國未來的走向和憲政。

　　第五個因素是，台海兩岸關係。台灣雖然小，但是它的作用是很大的。尤其是這次二○○八年的大選，牽動了幾乎所有中國網民的關注和評論，這是在以前所沒有發生過的。台灣的政治發展影響到中國大陸的政治發展。最近幾年在中國大陸，大家都在講政黨輪替等議題。台灣的民主化過程作為中華文化下一個政治發展史，對中國大陸它有絕對重要的意義，也就是說它會影響到中國大陸的發展。

　　如果把這五大因素分析清楚了，就找到了著力點。要死死地抓住第一因素，在國際上，我們也做很多的工作，臺海兩岸做很多工作，民族關係我們也做很多工作，如果我們把這五大因素或四大因素都可以做得很好的話，那個共產黨內的政治發展一定會為我們創造一個往我們所需要的那個方向發展的契機。

公民力量運動適應於人民實用主義心態
  
　　不能指望每一次參加抗議活動的每一個人到最後都走向持續的、長久的民主運動，這是絕不可能的。但是其中的核心人物、關鍵人物、骨幹分子一定要有沉澱，轉化和發展。現在要做一個工作叫做對接，公民力量對接，就是在海外成立聯絡站。公民力量和以前的所有民運組織都不一樣，沒有主席，沒有具體的職務。沒有成形的權力，沒有剛性的權力形式，這樣就可以避免以前奪權內鬥。不怕分裂，只要建聯絡站，建的越多越好，不怕分裂越分越大。和以前的組織不一樣，具有剛性權力架構的組織怕分裂，我是XX黨、爲什麽你也叫XX黨，我才是正宗的，爲什麽我是主席，你也是主席，然後大家就分裂了。而我們，主要是創造政治品牌供大家使用，只要你喜歡叫公民力量，我們就高興、就支持。但是你要保證我們的理念是一致，同時遵循非暴力的方式，這個就是公民力量。

　　公民力量在海外建聯絡站，聯絡站的主要目的就是和國內朋友對接。國內有抗議活動，我們就找到骨幹分子、活躍人士，我們給他們對接起來。對接起來後，我們就可以提供理論方面的幫助，就可以提供資源上的幫助，我們希望每個地方都有一個人不為了吃穿犯愁，能夠全心力的投入這個工作。職業性的、或半職業性的從事民運，這樣就可以持續了，持續性來自於兩個方面。一個是理念方面。第二，要有糧草，你糧草跟不上他要怎麼持續。公民力量聯絡站就是要解決這兩個問題。
      
　　但是不能因為困難不做，總得想出辦法來。現在要做的事情就要和以往民運相比有兩突破。第一，「他們」犯的錯誤我們不能再犯。我不能說是「他們」，我是其中一部份，所有的錯誤都和我有關係，就是我們犯的這些錯誤我們不能再犯。第二，也就是說以前我們找不出的辦法，現在我們得找出來，所以現在就是在這兩點上要有突破，而且的確有突破。   
      
　　是找出了新辦法而且積極在推動、在做，所以我想持續性要求我們找到骨幹，找到能夠可以傳播理念的連接點，同時試圖可以解決糧草的問題，這樣地慢慢能夠連在一起，所謂的一盤散沙的問題就可以解決。一旦一個歷史的契機到了，大家可以聯合行動的時候，力量就顯示出來了。美國的實用主義、國際的實用主義、台灣的實用主義、共產黨的實用主義，到最後都會圍繞著這個主軸來轉。也就是說，用它的實用主義為我們的理想而服務，這個我們必須做。我們必須讓自己有力量，自己沒有力量談什麼都沒有用，你指望別人來幫你嗎？

　　台灣反對運動成功的例子，黨外當時就啟到了這麼一個作用。把大家連結起來要品牌，這個品牌要符合普世價值，同時它帶有內涵，有何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向結合，便於推動。當年，黨外它是一個非常好的品牌，它把大家連結起來了。那公民力量我希望它起到這個作用，它是個品牌，但是同時隨時可以擁有實際的內涵，就可以把大家連在一起了。共產黨給造反的人提供了一個品牌，紅軍。抗議的人很多，抗議當時不合理的現狀的人很多，但是那些稍微有思想的人他不能叫自己流氓吧，他總得找一個好帽子戴吧。紅軍是個最好、合適的帽子他就戴上，就叫自己戴帽子自己接品牌，自己編番號。那黨外當時有這個意味，大家都借這個牌子用嘛，主動戴著頂帽子，自己編番號，這種組織不就自我成長了嘛。
  
公民運動從人權普世價值出發
  
　　中國的儒家文化在漢朝立為一尊，是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結果。我相信中國文化裡面有很好的東西被罷掉了，很可惜。現在人們談中國文化，一般就是指儒家文化。目前很多人認為中國的文化可以解救世界的問題，我覺得這是可笑的。為什麼？如果說我們中國的儒家文化要解決世界問題的話，首先我們先回答一個問題，為什麼它兩千多年了年沒有解決中國問題。如果這個問題不回答清楚的話，我們就不能有下一步的狂想，不能夠狂妄。

　　有一種東西，是比文化更根本的東西，超越所有文化的東西，我們需要把那個東西給挖掘出來，才可以突破文化對我們的束縛。這種東西是什麼呢？實際上就是人們最根本的尊嚴的需求，對生命財產的自然保護和對自由的自然追求，這個東西我們可以說就是人權。

　　我們可以做這麼一個試驗，就是我們把〈世界人權宣言〉，今年已經是六十年了，十二月十號，六十年了，把它具體的內容用中國人可以聽懂得語言告訴他們，問他們需要不需要這些權利，每個人都會告訴你我需要。無論你生活在什麽樣的文化環境之下，這些權利都是人們嚮往的。因此有些東西是超越文化的，我們要做的工作就是把那個給挖掘出來。

楊建利小檔案:
　　生於一九六三年，北京師範大學數學系碩士，一九八六年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柏克利分校攻讀數學博士，創建柏克利分校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並當選會長，一九八九年六月，他返國加入北京天安門廣場學生行列，六四屠殺事件發生，他逃離現場，返回美國後，放棄數學的教學研究工作，全力投入到中國民主和人權運動當中，進入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就讀，而於二零零一年獲得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
 
　　二零零二年，持友人護照潛回到了中國，考察當時中國東北的下崗勞工人權問題，而在乘機前往雲南省大理市時不幸被捕。之後他在大陸獄中待了五年，台灣人權促進會等組成救援小組關切。獲釋回到美國，發起公民力量運動，他對中國大陸民主化的發展，現在著眼於從民間公民的力量來啟蒙、喚醒人民的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