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新貧階級的形成─台灣勞工陣線-勞動者電子報─智邦公益電子報
enews.url.com.tw · July 19,2014編按
本文摘取自勞動者雜誌第155期，因受限於電子報版面，未能將其相關資料完整呈現，若讀者想要更深入了解，請看勞動者雜誌第155期。
台灣新貧階級的形成
台灣新貧階級的形成
文/李健鴻(文化大學勞工系助理教授)
一、貧窮議題的轉變：從「舊貧」威脅到「新貧」風險
自19世紀工業化以來，西方社會在工業化影響下，從農業社會轉型進入工業社會，國家所面對的社會風險，主要有三種，包括階級風險、生命週期風險與世代間風險，而三者的共同特徵為「所得不平等」，也就是貧窮議題，貧窮成為廣大受僱勞工階級的普遍處境（Esping-Andersen, 1999），但是當時國家關注的貧窮對象卻局限於少數的赤貧者，消極地藉由傳統的濟貧制度救助。至20世紀中期，西方社會進入福利國家的充份就業年代，國家藉由積極干預市場經濟來創造就業機會，促使獲得就業機會的大量勞工階級脫離貧窮處境。因此，在戰後的西方工業社會中，福利國家所關注保障的傳統貧窮對象是少數沒有就業能力的老弱殘疾等弱勢人口，也就是所謂的「舊貧」者，至於因為失業而導致的貧窮者，則只是小規模短暫性的循環性失業人口，可以藉由社會救助體制來加以協助。
進入1980年代後，受到後工業化與全球化的影響，西方福利國家發現，充份就業不再，勞動市場出現結構性變化，失業者以及不穩定就業者大量出現，福利領受者也大幅增加，不僅造成福利國家的基礎鬆動，同時衝擊個人與家庭的安全，「新貧」風險的議題因而成為關注討論的焦點。「新貧」與「舊貧」的主要差異，根源在於勞動市場工作型態出現變遷，已經從過去穩定全時為主的工作轉變為高度不穩定且非典型的工作，再加上全球化下產業外移，導致低技術者被淘汰而成為長期失業的結構性失業者，與「舊貧」強調因為失業而導致的貧窮者只是小規模短暫性的循環性失業人口，明顯有所不同進。依照Beck（2004: 232）的觀點，當代風險社會系統中的彈性多元勞動市場，形成了就業與失業風險，這是源自於勞動市場結構性變遷所形成的「勞動市場風險」（Labor market risks），充斥在生活週遭，成為當代社會生活的主要風險來源，因此當代社會的最大特徵之一，就是就業與失業風險的高度不確定性。
二、台灣「新貧階級」的形成分析
新貧問題不僅發生於1980年代後的歐美各個國家，1990年代後的台灣社會也開始面臨這樣的窘境。而新貧問題值得注意的特徵在於，它往往是伴隨著勞動市場變遷而衍生的大量結構性失業以及不穩定就業問題，導致勞工階級陷入遭到社會排除的困境中，進而成為社會中的「新貧階級」。具體而言，台灣「新貧階級」形成的結構性因素，可從三方面加以分析。
1.全球化下產業外移對台灣勞動市場變遷的影響
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產業外移對勞動市場造成的主要影響，就是「全球失業危機」現象的形成，其主因在於跨國企業在全球各地不斷地重新複製「資本撤出」，失業勞工隨之出現，對勞工權益產生重大的影響，而這正是全球化時代的主要危機之一。台灣從1987年到1995年間，政府在面對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時，開始採取經濟自由化政策，以因應外在經濟情勢的快速變化。在經濟自由化政策的變革影響下，台灣的產業資本進行跨國移動的限制逐漸減少，產業外移的趨勢日益顯著，快速地改變了台灣以傳統製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自1980年代後期起，原先只是以技術層次較低、勞力密集為主的傳統製造業出現產業外移趨勢，但是在進入2000年之後，資訊電腦與電子科技產業也開始外移，紛紛西進至中國以及南進至東南亞地區，形成產業外移擴張的發展趨勢。
根據主計處在2006年公布的國情統計通報資料顯示，就國內的整體製造業而言，海外生產的比例已經高達42.3%，比起2004年的28%高出14.3%，顯見台灣整體製造業的產業外移趨勢嚴重。再就資訊產業來分析，台灣資訊科技產業在2006年所生產的資訊硬體產值高達730億美元，其中在台灣生產的比率已經低到只有6.8%，主要生產線多數都已經外移至中國與東南亞，海外產值中則有高達85%集中在中國。傳統製造業與電子科技業的生產線大量外移，就業機會也隨之大量減少，對勞動市場造成重大的衝擊，首當其衝的就是工廠作業人員，其次是中低階管理人員，引發嚴重的失業潮。
2.後工業化社會的勞動市場新結構
隨著傳統製造業衰退外移，高科技業與服務業興起，台灣開始進入「後工業化社會」的勞動市場結構型態。根據主計處的調查資料，從1998年到2008年的10年間，台灣的工業部門就業人數比例，已經從40.62%下降至36.8%，農業部門更是從11.38%急速下降至5.3%，相對的，服務業部門的就業人數比例則是從47.95%快速成長為57.9%（主計處，2008）。後工業社會的勞動市場結構，代表服務業部門已經成為就業機會的主要來源，工業部門的就業機會則相對萎縮，而這種勞動市場的結構性變遷，引發了勞動市場發展上的二項問題。
首先，第一項問題是勞動市場出現高技術與低技術人力的二元化發展傾向，使低技術勞動者面臨著高失業風險。隨著傳統製造業與科技業外移的衝擊擴大，以工廠作業人員為主的低技術勞動者面臨的勞動市場風險急遽上升，尤其是從2000年到2002年期間，承受勞動市場風險的人數大幅增加，不僅失業率從2000年的2.78%大幅上升到的2002年的5.02%，這是台灣歷史上首次出現失業率超過5%的階段，而且非自願性失業者比例，也從2000年的30.85%上升到2002年的45.41%，增加幅度高達14.56%（李健鴻，2008:118）。
其次，第二項問題是由於服務業部門的工作機會多數集中在都市地區，農村勞動人口為尋找就業機會，而向都市地區流動，使得以農業為主的鄉村地區失業率相較偏高，進而造成都市與鄉村之間出現地方失業性質差異的結構性問題。根據調查資料，台灣在2007年11月時，暫離戶籍所在地的就業人數共計有215萬6千人，占總就業者的20.83％，就暫離戶籍所在地就業人口之居住縣市觀察，以暫居臺北市者居冠，占15.52％；其次是臺北縣，占14.49％，合計暫居臺北縣市地區之外縣市就業者高達30％；其餘依序為桃園縣8.48％、臺中市6.47％與高雄市5.60％；而暫居澎湖縣、臺東縣及嘉義市之就業人口則十分少，比率均不及1％。顯見國內就業者遷移暫居地多數是以城市區域為主，相對的，遷移到鄉村的就業人數則是十分有限（主計處，國內遷徙調查，2008）。
3.勞動市場彈性化的興起
在勞動市場朝向後工業化發展的結構性變遷下，勞動市場彈性化發展的趨勢也日益明顯。勞動市場彈性化，往往導致從事彈性就業型態的工作者面臨勞動市場的高風險，而所謂彈性就業型態的主要特徵，可以從四個面向加以分析。首先是在「時間」層面，彈性就業型態的工作者往往未能持續穩定就業，而且彈性工作何時會中斷，並非彈性就業者自己能夠決定，而是由雇主決定，因此經常被迫面臨出現工作中斷的不穩定現象；其次是在「所得」層面，彈性就業者的收入往往低於法定的基本工資標準，使其面臨收入不足的生活難題；第三是在「社會」層面，由於就業保障制度的缺陷，國家提供給微薄就業者的協助資源有限，使得彈性就業者所能夠獲得的就業安全保障不足；第四點是在「環境」層面，彈性就業者往往處在艱苦的工作情境條件中勞動，因而遭受意外風險的可能性很高（Laparra,2004:45-46）。
根據調查，在勞動市場彈性化發展的趨勢下，台灣勞動市場的各類彈性工作者人數，自2000年起至2006年之間，均呈現增加趨勢。從下表可以看到，部份工時工作者從2001年的10萬2千人增加為2006年的18萬1千人，派遣工作者人數更是上升明顯，從2002年的765,74人增加為2005年的129,929人。即使在2004年後失業率逐年下降的情況下，彈性工作者人數卻仍然在上升中，顯見已成為值得重視的問題，其中部份工時工作者從2004年的9萬4千人快速增加為2006年的18萬1千人，三個月內的定期契約工作者人數則從2004年的16萬4千人增加為2005年的17萬人（主計處，2006），派遣工作者從2004年的11萬3千人增加為2005年的12萬9千人（勞委會，2006）。
台灣各類彈性工作者人數的變化趨勢（2001-2006年）
|
年份
|
低薪部份工時工作者佔就業者比例（%）
|
部份工時工作者人數（人）
|
部份工時工作者平均薪資（元）
|
三個月定期契約工作者人數（人）
|
派遣工作者人數（人）
|
|
2001
|
1.28
|
102,000
|
24,038
|
122,554
|
－
|
|
2002
|
1.12
|
54,000
|
14,073
|
143,860
|
765,74
|
|
2003
|
1.10
|
107,000
|
20,736
|
156,657
|
78,000
|
|
2004
|
1.01
|
94,000
|
19,951
|
164,248
|
113,829
|
|
2005
|
0.88
|
70,000
|
19,970
|
170,764
|
129,929
|
|
2006
|
1.19
|
181,000
|
14,717
|
162,249
|
114,506
|
三、新貧階級形成的社會影響後果：社會階級矛盾擴大趨勢
上述三項結構性因素，共同促使台灣的新貧階級形成，而對於台灣社會發展造成的影響，就是社會階級矛盾擴大，此種矛盾可以從「所得不平等惡化」以及「低收入家庭激增」二項發展趨勢指標來分析。將台灣社會的所得結構區分為五等級時，前20%所得者與最後20%所得者的所得差距倍數，從2000年的5.55倍擴增到2002年6.16倍。此外，更不利的現象是，從下表可以看到，台灣在2000年至2002年之間，歷經歷史上第二波失業潮時，所得分配朝向不平等發展的同時，台灣的就業成長率卻是朝向明顯衰退的相反路徑發展，形成「所得不平等」與「就業機會成長」二者之間的「負向交換」（negative trade-off）現象，代表台灣的工作者一方面所得減少，同時就業機會下降。
台灣「所得不平等」與「就業機會成長」變化情形
|
年份
|
所得差距
|
就業成長率
|
勞動參與率
|
|
2000
|
5.55
|
1.32
|
57.51
|
|
2001
|
6.39
|
-0.77
|
56.84
|
|
2002
|
6.16
|
0.58
|
57.31
|
|
2003
|
6.07
|
0.90
|
57.13
|
|
2004
|
6.03
|
2.17
|
57.79
|
|
2005
|
6.04
|
1.60
|
57.72
|
|
2006
|
6.01
|
1.46
|
57.72
|
|
2007
|
5.98
|
1.80
|
58.25
|
|
2008
|
6.05
|
1.05
|
58.28
|
此外，低收入家庭激增也顯示出社會階級矛盾擴大的不利後果。依內政部統計，2009年第4季落在貧窮線以下的家庭戶數達10萬5千餘戶，創下歷年新高，低收入家庭比87年整整增加了1倍，戶內的人口首度升逾25萬人，達25萬6千多人，也是史上新高。顯示台灣家庭所得兩極化問題，非常嚴重，台灣民眾需要的是長期的工作而不是臨時性工作，在目前市場釋出的臨時性工作愈來愈多下，這些人雖有工作，卻愈來愈貧窮，這由去年第4季景氣回升，但貧窮的家庭卻比第1季增加1萬2千戶即可明白。2009年第4季落在貧窮線以下的10萬5千多戶，其中屬於「全家均無工作的最窮家庭」有4千2百戶，「平均每人收入不到最低生活費的2/3的次窮家庭」有2萬3千多戶，「平均每人收入低於最低生活費，落在貧窮線邊緣家庭」有7萬7千多戶。若與去年第1季相比，前兩款變化不大，以第3款增加1萬多戶，最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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