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製造工作貧窮?」研討會紀實(3)

本週刊物為2011年7月6日，於台大校友會館舉辦「誰在製造工作貧窮?」研討會紀實，
當日共邀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系林萬億教授、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李建鴻副教授與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林向愷教授，將分成四週連續刊載。

林向愷教授(台大經濟系)：
　　因為兩位教授報告的主要是從比較個體面，那我是從制度面，因為經濟學在台灣的經濟學裡面有幾個迷思:相信開放是萬能的，開放是百利而無一害；市場是萬能的，市場有自我偵錯、自我修正、自我調整的機制，所以市場就讓它放任自由運行應該就對整體是有利，這些都是錯誤觀念。

　　還有幾個錯誤的價值觀念，第一個是「只重國際貿易，不重國內報應」，所以台灣的農業部門，台灣的農業不是提供台灣人重要的無毒安全的生產食用，不是，它都是從外國進口的。在企業經營上，也是低成本考量，哪裡有便宜的勞工就到哪裡去使用。第二個，就是「低成本」的價值觀，這個從政府到企業都一樣，我們政府雖然政黨輪政兩次,但是經濟事務的政務與決策體系是沒有換的。

　　因此，所有的經濟部的官員講的都是低成本、產值，什麼兩兆雙星，講的是高耗能、高污染，所以台灣要發展，要國光石化，都是這樣，不重附加價值，所以都很少提到怎麼樣創造價值。所以這個東西就會毒害台灣很多，剛我講了開放是百利而無一害，所以才有簽EFCA，所以我這邊從簽EFCA開始，我認為簽EFCA，是台灣，不是黃金十年的開始，是台灣經濟發展好日子的結束，以後不會有好日子。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以後台灣的經濟行動，就像某些美國智庫的評估，現在台灣太依賴中國，所以你行動不自由，等於是糖尿病的病人依賴胰島素。所以不自由，不能跑遠，所以以後台灣不只是行動不自由，也會行動不方便，就是沒有能力，你也不敢到哪裡去旅遊，也沒有能力消費，也沒有再投資，也沒有好的工作機會，所以，我是蠻悲觀的。

　　從整體來看，台灣的未來，大概2010年是最好的時光，以後沒有了。所以馬英九講，開放中國觀光客來臺灣，是促進所得差距縮小，我覺得這個是鬼話，他講的道理就是看起來很有道理，但其實沒道理。像他說中國觀光客來臺灣，大企業有受惠，中小企業也受惠，攤販也受惠，所以所得差距改善。但是，數字上並沒有告訴我們說，因為中國觀光客開放，我們這個所得差距就改善。所以我這邊比較大膽的預測，因為台灣的朝野兩黨，在經濟政策上，相信開放是百利而無一害，所以，即使2012年政黨輪替，EFCA的毒害還會持續下去。

　　對台灣的勞工，不要預期說2012政黨輪政了，對勞工的、或是所得差距、或是薪水不漲、工作機會難找的現象就會有根本的解決。不會！因為假如你還是相信開放是百利而無一害、市場是萬能的話，低成本是台灣要走的路，台灣經濟就到此為止。很多人一直問我，薪水不漲、工作難找，是他個人問題還是制度問題？我的回答是制度性問題，是大趨勢的問題。

　　回頭來看，在七〇年代到八〇年代中期前，我們的發展模式，是亞洲四小龍裡面大家都採用的，就是出口導向。出口導向就是我生產，品質類似的商品，跟人家做一樣的東西，但是我成本低，成本低的原因就是因為我用價廉而質優的勞工，來去結合這個進口的半成品、原物料跟機器設備，所以我的商品在國際就有競爭力。商品在國際有競爭力，所以為了擴展我的外銷市場，所以就會怎麼樣，每年用比較高的工資來吸引更多勞工來工廠工作。所以七〇年代、八〇年代，商品自由化，這個商品自由化就是說很多歐美國家，把他的國內市場開放，讓這個亞洲四小龍的生產商品能夠銷到這些歐美日先進國家，這樣的一個商品自由化，導致在七〇年代、八〇年代台灣的出口成長率、經濟成長率、薪資所得成長率是同步的，這個是七〇年代所有採取出口導向的國家都有這個現象。

　　所以，只要經濟有成長，大概薪資跟著成長，這個舊思維，一直延續到今天，馬政府會一再強調「六三三」的六，是因為他相信經濟成長會帶動薪資所得成長，因為他記得的只是七〇年代、八〇年代中期以前的這個我們的發展模式。

　　到了八〇年代中期以後，台灣的整個經濟結構有改變，我認為其實台灣的在八〇年代以後經濟成長的結構有改變，主要是因為「民主轉型」，包括經濟學家很喜歡講，因為八〇年代後期台灣的勞動成本、台灣的環保成本大幅提升，所以導致產業外移。其實，你要再追根究底，你會發現八〇年代後期，為什麼環保、或是勞動成本會提升，不是資本家突然良心發現，或是他要做一些環境生態的工作，或是要讓勞工有比較好的勞動條件，而是因為民主轉型的過程裡面，這個勞工比較有罷工、組工會、示威的空間，跟環保團體一樣。所以他們在整個發聲的管道裡面，力量比較強，這是因為民主轉型所致，也不是因為威權體制所造成。

　　八〇年代你可以看，所以我們的薪資，不管是服務業、或者是製造業，在1986年到1993年他成長最快，你看每年調薪條最快，我記得我1987年回來的時候，那個每年調薪的速度會讓我嚇一跳，大概到93年以後就停了，就很少、就越來越慢。所以這一段也導致台灣的經濟結構有改變，因為我剛講到，假如企業都是要低成本，他就開始想到，我要去哪裡？因為他也不想在台灣改變他原先的發展策略，他原來的發展策略對他而言就是低成本。所以他成功過，也知道怎麼成功，他也不願意轉型，因為轉型的風險太大，所以他開始產業外移。

　　所以93年正好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通過，我們到中國的投資或資金流到中國開始可以合法，那九〇年代，這一波的全球化裡面，最顯著特徵就是資金跟技術的移動已經沒有什麼障礙，加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通過以後，所以1993年，台灣的資金可以開始向後進國家像東南亞，尤其到中國，他可以移動，這個資金技術一移動，就會產生很大的問題。因為資金技術可以移動，但是勞工跟大部份勞工跟土地是不移動，這個時候就會產生贏者圈跟輸者圈，不移動的人一定是輸者圈，可以移動的人一定是贏者圈。

　　所以93 年以後，但是你會問說1993年到2000年這一段時間，為什麼資金技術可以開始移動，但是那一段我們的薪資所得還有成長？我們的失業率大概在2％到3%之間，所得分配也還好，為什麼？這個必須要歸功於李前總統，他知道資金技術移動，其他不能移動的情況下，過度開放所引發的問題。所以在他主政之下，到了兩千年以前，我們的這個台商投資中國佔了台灣GDP的比重，維持在0.5%左右，這個也符合2008年經濟學諾貝爾獎的得主講的一個道理，他說最有效的方法，在資金技術可以移動，你要停止與減緩對國內經濟的衝擊，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限制資金技術的移動。

　　一個主權國家是有辦法有這個能力去限制資金的移動，但是在現在的經濟學思維裡面，好像這個也不是政府的權利，我覺得這個都錯的。所以他那個時候就限制，維持到0.5%。接下來到了2000年，我在很多場合我都講過，2000年雖然是我們第一次政黨輪替，也是台灣經濟結構最大轉變的時候，因為大家只重視在政治面，可是經濟面的那個問題就忽略掉，從2000年以後，台商投資中國占GDP的比重是由0.5%快速上升到2.61%，這個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所以你讓資金技術那麼快速可以動、那麼沒有限制的移動，就會對於這個不能移動的有很大的影響。

　　那我這邊經常用一個例子來說，說明說為什麼這個移動速度的不一樣會產生這個「贏者圈、輸者圈」的問題。我記得我小學的運動會裡面都有那個兩人三腳競走，兩人三腳競走只有在兩個條件下不會跌倒，一個是原地不動，就所謂生產技術都不移動，像七〇年代，我們的生產要素不太移動、土地、勞工技術不太移動，要不就是所有的生產要素移動的速度都一樣，那三隻腳移動的速度一樣也不會跌倒，但是你只要速度不一樣就會跌倒，有的會贏、有的會輸。

　　所以我覺得2000年以後，一方面政府從相信開放是百利而無一害，所以讓這個資金技術毫無限制的移動，到了2008 年那個移動的限制更少，幾乎完全沒有限制，但是你要知道台灣土地、台灣大部份勞工是沒辦法移動的，所以這個在2008年以後，這個對國內的經濟的問題就有很大影響。資金技術移動到中國，這個在經濟學有一些研究，一個廠商要追求低成本，你不願意轉型，你不可能同時又轉型，又採取低成本服務，代工永遠代工，你看華碩就知道，他要兩個的話最後都要切割。

　　所以一個企業的投資，你選擇對外，就不會對內，國內投資一定相對減少，這個在經濟學裡面有研究，所以假如我們廠商大部份都對外投資，尤其對後進國家投資的話，那我的國內投資減少，所以你可以看2000年以後，我們台灣的國內投資率，跟韓國比起來，韓國一路上升，我們一路下降，這個受到企業選擇到海外投資，他不會在台灣投資，不會在台彎投資的問題在哪裡，第一個「好的工作機會」，像林萬億教授講說，工作機會並不表示好的工作機會，一定要優質。所以國內投資率，假如下降的話，優質的工作機會增加的速度很慢；另外一方面，我廠商到中國去投資，等於是我廠商在中國投資、生產，他就會在中國雇用勞工，這個中國雇用勞工，他在台灣，也會同時怎麼樣？他歇業，他關廠，所以台灣勞工就會失業，所以這個時候會產生一個現象，什麼現象？中國勞工取代台灣勞工。

　　我們並沒有開放中國勞工來，但是因為資金技術會移動，會產生這種跨國的勞動替代現象，就是以中國勞工替代台灣勞工。所以你可以看在2000年以後，很多失業勞工約有 40%都是因為關廠歇業，那很難再就業。所以這種情況之下，你就會發現新的優質工作機會不多，因為很少，錢大部份投入到後進國家，中國沒有什麼優質的技術、優值的產品，可以讓我們在台灣生產。

　　關廠歇業，台灣現有的工作流失得很快，而新的工作機會增加不多，所以到了 2000年以後有三個現象就發生:首先，失業率提高。我們現在的失業率能夠在3%，我想我們吳敦義搞不好就宣布選總統也不一定，3%已經沒有了，2008年以後不會有3%了，能夠4%就差不多。其次，新的工作機會增加不多，舊的流失很快，所以你可以發現怎麼樣？工作機會越來越難找，所以薪水也不會漲，所以我們的薪資所得成長率、薪資所得水準也回到十三年前，這個沒有算實質，算名目的是倒退了。最後，所得差距惡化。

　　台灣的長期負債族有多少？就是儲蓄是負的，就是一直透支的。1993年大概台灣10%的家庭是處於長期負的儲蓄，但是我現在的推測，大概有20%的家庭，15％~20％的家庭長期都是負的，為什麼呢？假如跟據主計處發佈的資料，他2000年到2009年依照所得高低分為五等分。依照所得高低分為五等份，所得最低20%的家庭，2000年~2008年在這個時期GDP成長率是2.36%，經濟有成長你看得到，每人都看得到，官員天天都在講；但所得最低20%的家庭，在2000年~2008年，它的所得可支配，還包括政府移轉性的收入，它的所得是負成長的-0.38%。所以他看到經濟有成長，但看看自己在回家可以支配的所得卻是下降的。另外20%的家庭它的所得也是負成長，是-0.13%，這個數字到了2009年、2010年沒有改善只有惡化。也就是經濟成長的果實至少有40%的家庭沒有辦法享受得到，這個40%的家庭還包括沒有辦法享受到政府任何形式的移轉性收入，支出或收入。

　　第二，主計處公布儲蓄的數字，2000年~2009年的平均，有20%的家庭的儲蓄是負的，也就是透支；所以我認為台灣的長期負債族大概介於10~20%間。這些低所得的家庭，它的整個所得已經低了，已經非常接近最低維生的水準，然後他儲蓄能力又差，所以他沒有辦法應付很多不確定的事情。

　　所以我最近碰到很多人，他的心情就先譴責自己，認為是他的錯，他沒有辦法找到好的工作；但我覺得這個只要從整體的角度來看，是一個制度的問題，不是個人的問題。

　　現在台灣最大的危機在哪裡？在民主化過程中，很多弱勢團體或個人經濟弱勢者，他享有發聲的權利，有比較平等的發聲權力；但是全球化之後，像郭董等等很多董，他都比各位都多了一個選項，就是「出走」的選項；所以當勞工要求好的勞動條件的時候，他就會跟你講，對不起他就會把工廠遷到其他地方去，這就是出走的選項。再加上台灣的大企業在IMD國際競爭力的評比中，企業的社會責任很差的，排名大概40幾左右，也不會改善，一個沒有社會責任的企業，加上又有出走選項，這對於台灣勞工與環保或其他運動都是不利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圈地的運動，這邊大埔也要那邊也要，為什麼？你不要，我就走！那你再跟我講你要加薪，我就給你出走，所以這出走的選項會讓我們未來的勞工運動面臨比較大的。

　　除非政府相信民主的基本價值，讓出走的選項對行政部門決策的影響力，能夠降低，不然台灣很多民間團體會越來越弱，越來越弱的結果，就會導致我們民主倒退、獨裁，不要不相信台灣的民主是不會倒退的，台灣的民主現在倒退很快。

　　台灣能夠被世界接軌，會得到先進國家肯定的，就是民主、人權、環保。只要這三個都沒有的話，那台灣真的是要變成無法想像的地步。國際在看中國、印度還有其他新興國家，一定只拿韓國來比較，台灣已經不見了！因為韓國是在亞洲四小龍中從事代工地位完之後，就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台灣在代工完了以後，走的路就是要依附中國；所以我覺得是這整個問題的所在。

　　其實我剛剛聽到兩位教授的講法，我有幾個想法，第一個要解決窮忙族，用負所得稅制，那是最壞的，你只要看美國你就知道那個制度，你看那個制度搬不了台灣不能使用，所以我會覺得解決這個窮忙的，可能不是用稅制，而是整個要重新調整我們的發展，或找出我們的未來發展價值。我們發展的價值如果不改變，窮忙的問題不可能解決，稅制那個是最壞的，稅制應該在高所得上面讓所得差距現象減輕；但如何提升有好的工作機會產生，我們現在必須思考台灣好的發展價值在哪裡?台灣在國際社會能夠生存，你有什麼東西能夠拿出來？現在台灣能夠拿出來的東西越來越少了，最近都敗壞掉了。

孫友聯(勞工陣線秘書長)
　　謝謝林老師，尤其是提出一個經濟學思維替代的選擇，的確，我們主流經濟學的思維絕對是製造工作貧窮的主要原因，還包括說所得分配的問題，還包括認為經濟發展會帶動新的薪資成長，但是這個事情已不是一個事實，在1992年以後經濟成長是經濟成長，薪資反而是下跌的。這是我們要看到的問題。

編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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