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環境困境系列之一 ─結構性議題舉例

台灣環境困境系列之一

─結構性議題舉例

陳玉峯

2013年4月17日環境天使、俠義人士到環保署抗議，指控高雄南星基地長年來將有毒廢棄物填海造陸，造成鄰近地區如鳳鳴國小的地下水汙染，可導致烏腳病的砷，濃度已竄升為4、50倍或以上，從而抨擊有害廢棄物填海是「錯誤決策」。

環保署官員撇清中鋼爐石等，含有砷的機率不高，汙染不見得來自南星計畫，南星計畫實施20多年，有效解決南部地區營建廢棄物無處可去的困境，並非錯誤政策云云。

南星議題在台灣長期以降，不可勝數的環境汙染、生態困境系列中，只是微不足道的案例之一。爭議兩造或三端(加上業者)的反應大多如出一轍，「標準模式」！

環保官員或業者的典型反射動作，大致「遵循」古老的笑話「地球儀為什麼傾斜？」的模式：第一反應，「不是我弄的！」；第二反應，「買(本)來就這樣」；第三步反應，「誰把督學(環保人士)帶來的？！本來都沒事啊！」(沒有錯誤政策，皇后的貞操不容被懷疑！)。如此戲碼演了數十年，外觀看來，似乎環保公權專為汙染的資本家守護，環保人士淪為雞蛋裏挑骨頭的麻煩製造者，而汙染業者變成天經地義賺黑心錢，遲緩性的殺人兇手似的。

事實上，好、壞、善、惡，並非可如此輕易區分。善心公義人士的確多為打抱不平者，但其知識、認知程度，智慧及洞濁因果、結構的能力畢竟天差地別，何況還有許多環保蒼蠅、蚊子、蟑螂或大惡之人藏慝其中；環保官僚本來是受國人託付，公權把關環境健康，卻因政商歪力介入，加上被抗爭反彈等，多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於淪為政商馬前卒，根本問題不少，例如數據取樣的逢機盲點，以及科學無能處或科技主義的迷思(凡此面向寫幾本書也談不完)；至於汙染業者方面，無論如何惡貫滿盈，基本人性大抵俱在，然而，套用任何古今內外道德、宗教的理論、說法、報應等等，都無法合理詮釋為什麼永遠會有一大票「喪盡天良」的惡魔為害人間。

然而，三端或絕大多數的我們，歷來都漠視環境困境的數大結構性的因果關係。

1980、1990年代筆者曾經調查大林埔地區，或後來所謂的南星計畫，該年代正是台灣營建等各產經企業如火如荼發展的時代，也是台灣環境江河日下的決堤時期。當時，筆者最大的憂慮在於如是發展的代價，終將打造台灣成為垃圾、毒物的掩埋場，因為質、能不滅，環境問題是人造汙染物的破壞與毒殺生界的總和結局，不可能憑空消失；任何開發，得失一定會發生，剛開始發展的國家尚有多餘的空間可以貯存毒物或廢棄物，但像台灣早已過飽和的發展，問題必然變得愈來愈敏感或尖銳，環境問題更被壓縮到約只剩下「分配問題」，也就是誰人獲利、誰人無端受害，乃至少數人獲益，而全民受害、世代受害。

結構性因果關係之一即19、20世紀以降，無限成長、極端發展、物慾至上、經濟掛帥、GDP或GNP無止盡的追求等，誠乃工業革命以來，推展極致的價值觀，蓆捲天下的世界主義，也是中研院李遠哲前院長，在今年某大學畢業典禮演講的「我們這代人做錯了」的大反思議題。

悲哀的是，舉國上下，乃至世界各國，這樣的反思遠比滄海一粟更加微薄，遑論掌權或既得利益的決策者。尤有甚者，數十年來全球唯一不以GNP測量國家成就，而以「國民幸福指數(GNH)」為指標，所謂全球最幸福國家的不丹也已淪陷，2011年他們的GNH顯示，只剩41%的人民稱得上快樂，過半的人已經向資本主義投降，走向物質掛帥的慾望解放！

這是全人類有史以來，人性最大的解放與墮落，迄今為止，幾乎看不見有任何希望的最大困境；2012年6月第三屆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UNCSD)領袖高峰會，繼其20年前(第一屆)推出劃時代的「21世紀議程(Agenda 21)，並發表「里約宣言」，讓當時世人為挽救全球生態浩劫寄于厚望。然而，20年後，世人失望了，大家了知數十年強國的白手套的聯合國，多是說的比唱的好聽，因而第三屆發表的「我們想要的未來(The Future We Want)」，儘管文情並茂、洋洋灑灑，卻被評為「慘痛的失敗」，不能解決全球環境困境與10億人口的貧窮問題。

事實上，根本的關鍵在於，利益強權大國耗損地球最大資源，生產最大汙染，卻不會受到制裁或懲罰，而各種人道性奧援，也是機關算盡，甚至或總有辦法撈回更多。試看現今二氧化碳排放最嚴重的中國(年排碳100億公噸，且持續增加中)、美國(59億公噸，正實施減少碳排中)，這兩個國家占全球排放量382億公噸(2011年)的41.6%以上，他們完全不理會「京都議定書」的約束。至於台灣，若以人均CO₂排放量計，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打趣地比喻，台灣人的呼吸量是全人類平均值的2倍；若以單位面積空污排放量計算，台灣自從1985年以降，高居世界第一名，是日本的2倍，台灣人在迫害生靈、傷害世代的能力無遑多讓！但因政治上屬於「不被普遍承認的國家」，或被計往最大污染國之內，無恥地免於被正式指責的對象?!

令人難過的是，2013年5月9日，全天監測的CO₂濃度首度飆破400ppm，達到300萬年以來的最高點，人類早已深陷極端化災變之中，卻始終不願更改自己的行為！

此等拚經濟的全球迷思，台灣尤甚，不管什麼黨派得勢或執政，無論中央或地方首長、民代乃至鄉里頭人，除了錢財、硬體建設之外，別無更重要的內涵或價值，全民上下罔顧台灣早陷萬劫不復的險境，而古人所謂「上下交征利」，放在現今世人標準簡直微不足道。台灣人真的窮到只剩下錢財而已?!

英國風險顧問(管理)公司「梅波克洛夫(Maplecroft)」，於2011年8月報導的「自然災害風險圖譜(Natural Hazards Risk Atlas 2011)」宣稱，依據國家經濟對天災的曝險情況，評比196個國家的排名，台灣與美國、日本、中國被列為「極高風險」，也就是支付帳單最高的四個國家。而該年全球7成重大天災發生在亞太地區。2012年則宣稱，2011年全球約有1,490萬人因自然災害而流離失所，且近9成在亞洲。

而筆者在台灣經驗的看法認為，台灣的危機與風險，很可能比上述的估計嚴重許多，因為台灣的城鄉與山地之間，欠缺足以隔離的緩衝帶，百年林業已經摧毀原始天然林保護罩約6-7成，而台灣土地之承受的人為壓力、工廠密度、車輛密度、能源消耗等等指標，均為全球平均或世界各國的2 - 68.5倍，從而造成增溫現象、海漲效應、日照時數減少、降雨時數減少、相對濕度降低、霧露減少、晝夜溫差降低等等現象，一旦極端氣候等天災發生，必需付出的代價高於或多倍於世界各國。

另一方面，半個世紀以來，日積月累的各種廢棄物，表面上靠藉環保法規暨執行，把關或放水，實質上，真正降低污染量者，有賴每年豪大雨、颱風、洋流及季風等充當台島天然「洗腎機」，大量汰洗，傾倒境外！

台灣的生態體系遭受的浩劫、污染的累積壓力、各種爆發的毒害等，筆者調查、研究、觀察、運動3、40年的經驗確知，幾乎沒有一件是獲得釜底抽薪的真正解決，相反的，每下愈況。

台灣環境、生態議題的第二層級結構性因果關係在於政治問題。

百年或20世紀台灣，歷經日治之南進基地、國府之反攻大陸之最高指導政策，台灣的資源開發利用，從來不是為了島內的長治久安、永續發展為考量，此面向筆者20年來已反覆申論多次，在此不贅述，僅以現象一、二交代。

由於半個多世紀以來台灣所謂的環保，都是污染或破壞到超過臨界程度，人民無可容忍或大地反撲之後，政府才設置專業單位來處理，都是後手棋而非有計畫、有規劃防制，而且，從1953年第1期經建計畫之展開，1957年台灣進入塑膠時代(王永慶台塑等生產PVC)，1961年6月9日台銀首度發行新台幣「百元大鈔」，1970年代十大建設等，伴隨著石化等種種污染猛爆，因而1980年代以降，所謂環保運動，才尾隨政治平反，以及其他弱勢運動漸次興起。

然而，除了一些特定官僚體系、財團培殖的團體之外，真正台灣民間的所謂環保團體，唯一的資產只是一顆仗義之心、精神及毅力而已，其餘幾乎一無所有，但他們面對的是國家機器、財團恐龍、黑道黑金等，詐騙、恐嚇、身心迫害，環保人士遭遇的不只是環保污染與災難，他們對抗的是整個政權操控下的不公不義。

簡化地說，真正的環保團體或人士是弱勢中的絕對弱勢，因為他們「咎由自取」地承擔整個「共業之惡」。相對的，環境或生態系的破壞及污染是由政府、政策啟動的，過往筆者曾總結為：新任院長上台，踏在前任所創造的垃圾之上，繼續創造新的垃圾！因為我們未曾看過真正要由根源或歷史陳疴解決的政府首長，好的官僚只想解決當下問題，儘可能去達成上級所交代的政治或政策目標，但無人願意碰觸結構及歷史大惡。

2012年6月2日，甫任國科會主委4個月的經濟學者朱敬一先生，投書在聯合報的「經濟學家徜徉在產業與農田之間」一文，恰好襯托出此一迷思。他談及中科二林園區紛爭折衝的經驗，先強調：「我儘量不從『當初有誰犯了錯誤』這個角度去切入，而要從『今天環境有什麼變遷』這個方向，去思索可能的變革。基本上，我沒有從零開始規劃園區的自由度，只能在現有的基礎上做最大的改善」，而國科會最後促成「將用水量大幅降低八倍，這樣的改變規模，絕對是台灣甚至其他國家園區轉型所僅見。但我認為，這個案子的指標性並不是在方案實體內容的轉型，而在於『由極端對立到折衷妥協』的氛圍改變。若能藉此個案促成公民社會對話的開端，那才是對台灣社會最大的貢獻。」

朱先生這篇文章感情豐富、理氣十足，充滿有守有為有良心的知識分子，投身官僚體系的浪漫與敦厚，是筆者所知，多年來難得的想做事、肯付出、有愛心的肺腑之言。他敘述國科會的首要任務，「就是要調整產業、節約用水，試圖在經濟利益與環境永續之間，尋找平衡」；他認為「台灣社會運動的動能已經漸趨飽滿，各種NGO、媒體的動員發聲能力，都頗為可觀……但……從豐沛的社會力到理想『公民社會』之間最難跨越的鴻溝，就是對話的勇氣與歧見的尊重。台灣社會在這兩方面，都還有一些進步的空間。」；他肯定環保人士「訴求與自己利益無關；他們關心公益、真情流露」；他也輕輕地抱怨：「如果台灣的社運邏輯太過沉溺於抗爭批判對方，就不容易尊重不同意見者的見解，更不容易坐下來與異見者溝通、聆聽、說理、反思」、「……民間的意見領袖善於動員支持者、製作標語、呼喊口號、到特定媒體發聲，但是卻排斥任何我們安排的對話機制」，更導致國科會「腹背受敵，裡外不是人……本會正副首長因為安排對話所經歷的羞辱不知凡幾。這些，我們雖然能夠承受，但也不免會自問：若促成對話的唯一回報就是腹背受敵，值得嗎？以後，還有公務人員願意促成不同意見交流嗎？」

坦白說，朱先生很有涵養，遣詞用字很是拿捏分寸，換作別人，同樣實質意思可能可以寫成：「這些環保人士堅持己見、拒絕溝通，簡直是為反對而反對，欠缺公民社會理性的修養，很可能逼迫想要化解歧見的公務人員退縮，平白坐失二林園區的轉型，幸虧國科會正副首長忍辱負重，在極端對立的氛圍下，耐心促成交流，終於為中台灣人民促成中科轉型，做好產業與環境的永續，那既是積累功德，也是歡喜甘為……」

筆者未曾參與二林案的抗爭，無從實際瞭解那些環保人士如此「顢頇」，然而，如果有機會讓這些環保人士對朱先生的文章或意見做一回應(但不知報紙會否同樣願意刊登在話題A6版？)，或許會有很有意思的對映?!筆者但就若干現象，略作回應。

1. 中科二林園區開發案是行政院的「既定政策」，國科會盡力去達成任務，讓政策執行，國科會不管也不問此一政策該不該執行。對台灣土地、人民、世代等，是否誠如朱先生所謂的已經「做好產業與環境的永續」，有待時間去給答案，筆者無法論斷，但本案正是不論政治或歷史結構議題的案例之一，科技官僚只是配合政治、完成上級所託而已！如此看來，李遠哲前院長的反思又錯了一次?!

2. 誠然國科會可以將用水量降低8倍，試問，如果當初沒有抗爭，開發單位及國科會是否會自動責成如此「功德」？政府為土地、生界、人民、世代把關，不就是本來應盡的責任與承擔，何來「功德」之有？請問數十年多如牛毛的開發案，多少案例願意如本案般降低對環境的傷害或浪費？政府配合資本家到處「放火」，可憐環保人士螳臂擋車，費盡千辛萬苦，偶而「成功地」擋下一、二個小案例，試問何謂比例原則？全國排山倒海地「拚經濟」洪流當中，環保人士只成了潮流的眼中釘、肉中刺，却從來沒有「功德」，還曾經被政府暗中列管為「流氓」，試問他們月薪多少？有何「權利」？為誰辛苦為誰忙而獲得什麼「成果、成就或功德」?!

3. 台灣歷來的環保爭端中，多少官僚、公務人員主動「安排對話機制」？以30年來為例，比例有無達到0.1%？歷來環保人士遭遇何等對待？為什麼環保人士拒絕被安排？其形成的歷史背景如何？朱先生說「三個多月」國科會正副首長因為安排環保人士與產業派對話「所經歷的羞辱不知凡幾」，則30多年來所謂環保人士被關、被打、被恐嚇、被槍擊、汽車被割輪、衣物被偷丟棄……天文數字般的凌虐算老幾？筆者也聯想及前國科會謝清志副主委，以及李賢華、林延旭、林聰意、洪思閩、許澤善、許鴻章、楊明放、蔡崇興、鍾立來等，為南科高鐵振動案被檢調、司法冤曲迫害的人如何？置政府結構以及歷史背景、形成機制於不顧，所有前因一筆抹消，夸夸而論該當如何走向健康的公民社會，是謂理性、公平？試問現今台灣政府、執政者符不符合「健康的公民社會」？放棄對最大惡源、公權怪獸的要求，而對手無寸鐵、貧無立錐之地的環保人士苛責，符不符合社會正義？

4. 筆者十分同意且肯定朱先生勇於承擔安排公民社會對異見的對話與溝通，環保人士何嘗不是熱切期待理性溝通，憑道理講得通，誰人願意倍極艱辛地抗爭？筆者2、30年經驗，我們從事運動的標準模式一向採取：調查、研究與告知；協調與溝通或公聽；不得已才運動與抗爭；然後思考如何協助政府與人民。相對的，政府公權及政商連結體對待我們的方式，從過往之不理不睬、瞧不起你、看你有多大能耐？到動用國家機器、爪牙整死你、困住你，但你還奮戰不懈，則第三步驟，收買你、籠絡你，從人情、親友到直接要給你好處，而環保人士還不肯屈服，第四階段，則複製你，例如森林開發處立即改名為保育處；你早上論述什麼，下午他們就依你的辭彙複製，他們也在做跟你一樣的「保育或環保」。第五階段，也就是近十年來，利用民主機制的形式或票票等值，培養了各式各樣的「NNGO」，搶佔公聽會席次，壟斷發言時間，投票更是一面倒，乃至於近5、6年來，橫幹、蠻幹到底，「你能奈我何」的惡質，傲慢到無以復加，試問現今國家機械的運作，官僚的手腕與技巧或態度，有多少比例如同朱先生等一副天真浪漫的純潔無瑕狀，而願意傾聽、理解、瞭解環保人士的訴求，並公允、客觀地洞燭問題的癥結，並謀求善意的改良？

以筆者為例，2、30年來嚐試向官僚系統的溝通，包括寫信、寄資料報告或書籍給總統府、行政院、各單位，除了官樣應付一紙公文之外，幾乎完全沒回應，整體而言，究竟是誰拒絕溝通？誰在阻止公民社會的健全進展？打人的喊救人，何謂正義？真希望如朱先生等有良心的官僚，可以感染、傳播理念與實踐，影響當權、在位，而不是只向社會作「自憐式」地喊話！

再回原論述，不從因果大義關係釐清，而妄想社會轉變成為理性對話，很難！再也沒什麼比得上從來不公不義的政權，要求人民理性溝通更輕鬆的事啊！

台灣的土地利用、經建硬體建設或開發早就衝破浩劫臨界，當局不思從整體綠能產業作結構性的大改變，而一味推動如核電、石化、鋼鐵……族繁不及備載的債留子孫的產業，台灣已經斷送未來，況且，結構、因果關係不肯改善，從1980年代以降的貧富差距每下愈況，貧窮線以下人民的比例不斷增高，一旦到達特定程度，必然引爆社會動亂，凡此根本性問題不探討、不解決，台灣如何翻轉成為公民社會？

台灣為什麼迄今沒有「轉型正義」？台灣曾經有「政黨輪替」嗎？十幾年前筆者曾撰文提醒：社會一切都在「進步」，包括統治技巧的更加「精進」。而該進行轉型正義者，不只是政治，整體土地、生界更需要深度地反思、扭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