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密暴力被害者 近八成遭伴侶跟蹤騷擾

　　這些遭跟蹤騷擾的被害者雖曾報警、提告或搬家、換電話，希望斷絕伴侶的跟蹤，但調查顯示48%的受害者目前持續被跟蹤騷擾，顯示現今法制無法成功嚇阻跟蹤行為並有效保護被害者。或許有人認為離婚或分手後就不會再遭伴侶跟蹤，但統計數據顯示目前持續被跟蹤者，以分居/離婚者佔最高的比例，因此離開關係並不是騷擾的終點，更可能是危機的開始。

　　一位曾遭到前夫跟蹤的李小姐表示，遭受家暴離家後被前夫跟蹤騷擾了兩年多，前夫常到她上班的地方堵她，因此她只能趁夜晚前夫回家後進到辦公室工作，清早離開來躲避跟蹤並兼顧工作，作息完全日夜顛倒。前夫除找親友四處打探她、毀謗她，也會混進她住的大樓，甚至騎機車尾隨，她終日惶惶不安，卻因保護令過期，警方也只能載她到安全處所，深感求助無門。

　　實務經驗發現，跟蹤行為具有下列特殊性：跟蹤是目標導向的暴力行為，加害者為達到目的，隨時隨地、如影隨形糾纏，讓被害者無法擺脫。其次，跟蹤很容易實施，加害者可透過各式各樣的跟蹤方法讓被害者困擾恐懼；跟蹤也是一種心理攻擊戰，讓被害人時時刻刻活在恐懼之中，喪失生活的控制力量。最嚴重的是，跟蹤與致命危險有高度相關，國內外研究皆指出，絕大多數被謀殺或幾近死亡的女性都曾有被跟蹤的經驗。而除了生命安全遭到威脅外，被害者長期處在恐懼與驚慌的狀態，身體與心理健康都嚴重受到影響，不但精神耗損，也可能產生心理創傷。此外，加害者常前往被害者工作場所跟監、電話騷擾或闖入，都迫使被害者可能丟掉工作而影響經濟收入。因此，跟蹤行為不是微小的事件，而是讓被害者生活受影響、時時恐懼遭受傷害的犯罪行為，應盡速制定反跟蹤法加以嚇阻規範。

38婦女要安全 給我反跟蹤法！

　　跟蹤騷擾是全球婦女人身安全最大的威脅之一，一般認為的跟蹤，就是尾隨在後的跟著，但所謂「跟蹤騷擾」，是加害人故意對被害人或她的親友，進行一連串重複發生、違反他人意願的言語或行為，讓被害者感到困擾、恐懼，甚至安全遭到威脅。除了大家熟知的「尾隨」以外，加害者跟騷的手法更是五花八門，像是通訊騷擾、侵入被害人日常生活出入的場所(如住所、辦公室)、透過第三者跟蹤(如徵信社、親友)、運用網路科技或衛星定位騷擾或竊取被害人資料，或是不斷引發各種告訴使被害者感到困擾等，都是跟蹤騷擾的型態。

　　有一位女老師，因為通報孩子被父親性侵，該父懷恨在心，也知道女老師的住所，後來老師常在進出家門時看見有死老鼠吊在門口或窗戶前，嚇得她只好搬家換學校。第二個案例是一名女子因檢舉鄰居違建而遭報復，鄰居時常躲在停車場突然跳出來嚇她，或是知道她開車回來，就把電梯按住，讓她在地下室枯等許久無法坐電梯上樓回家。一日不慎她回罵對方「神經病」，反被告毀謗起訴，弄得她身心俱疲、不勝其擾，卻無法可管。從上述案例可知，跟蹤的認定不是去看行為本身，而是應理解事件發生的脈絡，因為跟蹤騷擾的行為都具有持續性，也應去看跟蹤者與被跟蹤者間關係的特殊性，才能了解被害者隨時都處在危險情境、無法正常生活的恐懼。

　　目前台灣僅以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第2款「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經勸阻不聽」試圖規範，不但無法涵蓋跟蹤騷擾的所有態樣，且3千元以下罰鍰更無法有效嚇阻及懲罰類似的犯罪行為。此外，家暴法中雖有保護令的設置，但因適用對象狹隘無法涵蓋非同居親密伴侶、追求者、甚至是陌生人跟蹤。再者，現行法律裁罰是將跟蹤行為視為一項項個別事件，無法顯現被害者長期、持續遭到跟蹤的傷害嚴重程度，這些都是現行法規無法規範之處。

　　1990年美國加州訂定了世界上第一部反跟蹤法，日本也在2000年公布了纏擾防治法，法令的發布總在發生重大跟蹤死亡案件後。台灣已落後於世界整整20多年，實在不應再以「社維法就是反跟蹤法」或是「已有家暴法」作為推拖之詞，也不應等到重大傷亡案件發生，才在檢討聲浪中亡羊補牢。因此本會將著手推動反跟蹤法立法工作，期待能制定一部獨立的反跟蹤法，將跟蹤犯罪定義明確化，期許能遏止跟蹤犯罪，讓每個婦女都能擁有不被跟蹤騷擾的安全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