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光華電子報-翻轉台灣電影──李烈(2011/11/30)─台灣光華電子報─智邦公益電子報
enews.url.com.tw · December 26,2024翻轉台灣電影──李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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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蘇惠昭 2011年尚未結束，國內媒體已歡慶年度國片票房上看15億元，從《殺手歐陽盆栽》、《翻滾吧！阿信》、《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到《賽德克·巴萊》，一再改寫票房新紀錄，魏德聖、李烈、九把刀3人笑容燦爛的照片大大地登在報上。長久以來，台灣電影的光環多屬於導演，唯獨李烈因製片身分登上檯面。 繼去年獲頒為金馬獎「年度傑出台灣電影工作者」，今年李烈又成為總統文化獎創意獎得主。她憑什麼以專業製片的角色，連續拿下兩項重量級獎項？ 中華文化總會說明的理由如下：「李烈改變台灣本土電影數十年來的營運模式，不依靠政府的輔導金拍片，以改革、創新的方式，創造商業電影新的營運模式，讓台灣本土電影有新的未來。在《艋舺》的製片過程中，她成功將電影的元素『模組化』，像企業管理一般的營運模式，打破本土片幾十年來手工式生產的流程，製作出《囧男孩》（2008）、《艋舺》（2010）、《翻滾吧！阿信》（2011），如此截然不同類型的3部片子。」 從銀光幕前到幕後 概括來說，她「革新本土電影製作，以大眾電影打開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投資前景。」 李烈的豐功偉業如斯，短短幾行的論定，是她背負著從演員、成衣商人到電視電影製作人，30年幕前幕後的人生歷練，為人生下半場所鋪設的一條路。 這條路上，她匍匐、翻滾，忍住傷痛用盡力氣向著目標前進，每一部電影都像打硬仗，但每一次都漂亮的抵達終點。 每一次完成目標後，李烈都想到一個沒去過的地方旅行，徹底休息，蓄飽電力回來，再為她的下一部電影效力，再走一遭。因為那是她真正想做的事，「如果是我真正想做的，我就會去做，不管有沒有資金，」李烈說。 2008年8月之前，無人知曉本土電影的前景。自1989年《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之後，台灣導演轉向拍攝影展片、藝術片，遠離大眾；另一端則是快速生產低成本搞笑片，類型片、商業片付之闕如，幾乎讓台灣電影奄奄一息。2001年最慘，全年票房739 萬（票房皆以台北市首輪戲院總票房的2倍估算）；2002年出現一部「正視市場」，願意與觀眾溝通的《藍色大門》；2003年，1,200萬；2006年，約8,700萬。2007年，跳到近4億元。再一年，終於等到爆出5.3億元票房的《海角七號》。這意味在嚴酷的環境中，仍舊有一批「打死不退」的電影工作者繼續在為理想拚搏。 《囧男孩》的異想世界 當時李烈監製的《囧男孩》在《海角七號》初升溫時上檔，以包含行銷費用在內的1,400萬成本，靠著6,000人次的大量試片傳出口碑，開出3,600萬元的票房。 對於《海角》創下的國片影史票房數字，影評人聞天祥曾表示，台灣要再出現一部《海角七號》，「恐怕比恐龍出土更難」。 《海角》也許是奇蹟，但《囧男孩》不是。2007 年，當年輕導演楊雅?帶著《囧男孩》劇本來找李烈時，她已在電視製作界練劍多年，並以《MR.COM之死》拿下4項金鐘獎。李烈練劍，為的就是等待拍電影的時機，她不是那種把夢想掛在嘴邊的人。 但她想拍什麼電影？ 「我想拍好看的電影，任何題材、類型都可能，沒有設限。」似乎沒有比這個更簡單，也更複雜的答案了。 那一年，春江水微暖，《練習曲》、《盛夏光年》、《刺青》都開出1,000萬元基本盤以上的票房，《刺青》甚至衝到5,000萬元。李烈「感受到一種脫胎換骨的萌動，結冰有鬆動的感覺，可以投入的時機到了。」而擺在面前的《囧男孩》，讓她邊看邊哭，她決定賭一賭，監製人生的第一部電影，「這樣的機會只有一次，也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後的一次戰鬥。」 李烈的「賭」，是先把最壞的狀況想好。沒卡司，沒話題，李烈知道《囧男孩》是一部一不小心就會失敗的片子。 「我算過，就算賠光，就是一千萬，但不可能賠光嘛。我還可以去打工、接案子，頂多七、八年就可以把債還清。」 底線設定，就撩下去了。缺少父母關愛的兩個頑皮孩子，透過幻想抵抗寂寞心靈的故事，片中的騙子一號、騙子二號，是李烈千挑萬選出來的孩子，就因為做過演員，在看劇本和選角，她磨練出精準的眼光，這兩個孩子的超自然演技也果然成了全片的靈魂；後來的故事則化成一則傳奇，為了籌措資金，李烈跟身邊每一個能借錢的朋友借錢，到最後，戲拍到只剩下四分之一，能怎麼辦？她沒有房子，只好拿媽媽的房子去抵押。 從「導演制」到「製片制」 她賭贏了，取得了製作《艋舺》的通行證。 製片是一門李烈沒有修過的課，但她太熟悉這個環境，懂得把問題一一拆解，也知道什麼問題問什麼人，一切從頭學起。台灣沒有電影工業，很多人把責任推給「導演制」，一切以導演為中心；而製片的功能除了找錢、想辦法省錢，就是打理行政庶務，但李烈並不想做這樣的製片。 她希望全方位參與一部電影，進而把本土電影帶向「製片制」，從判斷劇本、發展劇本、選角、演員訓練、籌措資金、控管預算到規劃行銷。「每一個環節製片都要有概念，都要能夠指出對或不對。」而只要是為了電影好，能夠為電影加分的事，她都做，特別在與導演溝通這一塊。 「就像看著自己的孩子一天天的長成。」她描述自己的工作，「每天要面對大大小小、紛紛擾擾的問題與困難，而你要做的，就是解決所有問題與困難。」 台灣電影沒落太久了，李烈很清楚，當務之急就是拍出讓觀眾願意買票進戲院的片子，讓市場活過來，而事實已證明「導演制」行不通。導演是創作者、藝術家，電影是他的作品，他寶貝他的每一個鏡頭，不忍割捨，因此有盲點，無法理智的跳出來，但作品中的某一塊，可能是敗筆，拿掉就完美了。 作為全程參與的製片，李烈一路給導演提點、建議，一直溝通到「對電影最好」為止，「所以製片是必須精算的生意人，但除了精算，對電影的sense更重要，不能只是生意人。」 《艋舺》攻下春節檔期 刻畫台北萬華黑幫兄弟情誼的電影《艋舺》是一部「一定賣錢」的大片，但電影要賣座的條件很高。 首先，它要有好看的故事。有電影研究者曾歸納1999~2004年10部票房超過10億美元的好萊塢電影，得出一「米達斯（Midas）公式」（米達斯是希臘神話裡點石成金的國王），洋洋灑灑9大條，包括「以兒童或青春期少年為主角」、「劇情如童話，軟弱或無能的少年歷經艱難、蛻變，成為找到人生方向的成人」、「衝突場面」、「圓滿結局」、「演員尚未有大明星身價」等。 除了結局，《艋舺》充分運用了「米達斯公式」，李烈更進一步做到，先談下春節檔期。春節檔期是中外大片必爭的黃金檔期，過去幾年只有港星周星馳有此優勢與魅力。 美商華納兄弟公司台灣分公司總經理石偉明明白告訴李烈：「要讓觀眾有『哇』的感覺。」為了這一聲「哇」，李烈丈量《艋舺》的尺寸，知道它必須完全的商業操作，必須有老少咸宜的商業卡司（阮經天、趙又廷、馬如龍）和商業宣傳手法。 商業規格換算成數字，就是7,000萬的製作成本，再加2,000萬的宣傳發行費。由於投資龐大，只准成功不許失敗，李烈冷酷而精準的控制拍攝時間，不惜讓自己化身為導演鈕承澤背後的一把刀，她同時經營官方網站培養觀眾，定時「餵」新聞給媒體。 《艋舺》和《囧男孩》的宣傳策略完全不同，上片前只做一次媒體試片，戲拍得轟轟烈烈，內容又高度神秘，引出「非看不可」的期待。 《艋舺》成功突圍，不但擠進春節檔期，還寫下首日票房1,800萬元的佳績，6天全台票房破億的紀錄，情勢大異於《海角七號》撐到第3星期才成為票房冠軍。當時李烈估算，這股氣勢再延續下去，《艋舺》少則3億，甚至有可能打破《海角七號》的紀錄，沒想到後來被疾風野火一般的盜版打敗，票房燒到2.6億元戛然而止。 國片太久沒被盜版了，《艋舺》萬萬沒料到，缺乏防護措施，以致有華人的地區就有盜版，這是一個用上億元買來的教訓。「這個疏失，犧牲了《艋舺》，但成就後面其他的台灣電影。」 國片行銷新紀元 《艋舺》成功後，坊間媒體下了一個很猛的標題：「李烈把國片帶向行銷新紀元」；她的「電影教母」地位隱然成形。 然而，相較之下，好萊塢電影志在「贏得全人類」，但李烈並不認為台灣電影有「走向全世界」的能耐，「不是我只想拍給台灣人看，而是人家不要看台灣電影，甚至包括大陸。」 在這樣的現實下，「血統純正的台灣電影」是李烈唯一的考量，這樣的電影絕不是大片，「即使《艋舺》成功，我也不可能一直做大片，台灣市場一年有一兩部大片就飽和了，要存活，就要做中小型的片子。」 《鐵達尼號》、《阿凡達》贏得了全世界票房，但無論從市場面或感情面，李烈只聚焦在「贏得全台灣」，用本土的元素講台灣人的故事，她的第3部片《翻滾吧！阿信》也是如此。 導演林育賢帶著《翻滾吧！阿信》第33版劇本來到李烈面前，又是另一個讓李烈感動的劇本。「你想用多少錢做？」李烈問。「2,000萬，」林育賢說。 為什麼是2,000萬？因為林育賢已經被拒絕到怕了，他之前尋求的「金主」動輒砍到1,800萬、1,500萬，李烈卻是第一個拉高製作成本的投資人，「把錢壓這麼低，能看嗎？該多少錢就多少，一部該3,000萬的片子壓到2,000萬，傷害太大了！」 每一部電影都是一個冒險，一次操盤成功不代表未來仍會成功，就算好萊塢，10部片子也只有一到兩部賺錢。但《海角七號》和《艋舺》之後，電影人對台灣電影有了新的想像，台灣電影可以「很好看」，而且賣錢，把基本盤的魔咒甩得遠遠的。 至於誰來飾演片中那位靠體操改變人生的主角？彭于晏是李烈和林育賢的共識。 翻滾吧！台灣電影 《艋舺》時李烈就想用彭于晏，可他沒有片中阮經天的陰鬱、趙又廷的陽光，也沒有鳳小岳的土台味，太子幫5人沒一個合適他。而飾演體操選手阿信，彭于晏得面對嚴峻的挑戰，他要從跑步、倒立和重量訓練開始，接下來是單槓、雙槓、雙環、跳馬、鞍馬、地板動作、前空翻後空翻，他必須練就體操基本動作並鍛鍊出體操選手寬厚的上半身，否則無法說服觀眾。 在真正的阿信教練指導下，彭于晏苦練3個月後脫胎換骨，體脂肪降到6%，還可以說上一串聽不出ABC口音的台語，這也成為電影的「爆點」之一；彭于晏的表現也得到金馬獎評審的肯定，入圍最佳男主角。 「台灣一直有具潛力變成明星的藝人，但環境太壞，偶像劇是一個對表演沒有幫助的戰場，講話都還講不清楚就上場。」要演李烈的片子，不管這位藝人有多紅，都要通過3個月的表演訓練。 「有些電影之所以能長駐在我們的記憶中，是因為它讓我們看見自己如何過日子，我們的希望與恐懼，我們的渴望與挫敗，我們的企盼與挫折，我們的愛與恨。」國外電影學者霍華蘇伯在《電影的魔力》一書中說。 《海角七號》擊中了社會的集體情緒，給予很大程度的心靈慰藉；《翻滾吧！阿信》則訴求所有在人生中翻滾的台灣人，曾經迷途過的你我。 人人都需要一個翻身的機會，李烈翻轉了她的人生，成為台灣電影的王牌製片，她投資大片的膽識，更讓台灣電影有了全新格局。 （本文節錄自台灣光華雜誌2011年11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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