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儒賓

台灣鄉（鎮、市）層級之治理，係台灣治理 之盲區，因媒體關注僅在縣市政府層級之上，公民社會亦然，而在鄉村地區，公民社會更加匱微，幾可言，無矣！這也說明，台灣進歩知識份子不願回鄉，只在都市 公共實踐。是以，台灣鄉／鎮／市長選舉，由派系、黑道及「買票執行力」決定，選民對由誰當選，最不在乎，最漠然。

事實上，進歩知識份子對鄉（鎮、市）層級之治 理，也缺乏興趣與想像，甚至不認為一鄉之長能有何作為。然而，鄉長若主動積極，且有謀略，於推動農業合作化，大有可為，必成效顯昭，以一鄉為範圍之品牌行 銷，更屬易事。此外，試行參與式預算，培力社區民主，如定期（如每月）舉辦培力群眾民主討論之村民大會，建立完全透明化（即時上網）鄉政府，開辦以鄉公所 人員為招生對象之公共治理學程，將農村空屋轉作農村民宿，組成民宿合作社，鼓勵鄉內各校成立社團，寒暑假大辦營隊，針對鄉內老師開辦ＤＦＣ／寫作／閱讀教育／科學教育研習營，社區老人共餐，試辦社區養生公共食堂，志工銀行，開辦外配親子共學，組成外配勞動合作社．．．等，平常用心調查、研究及思考，可為者，多不勝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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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映華

中國共產黨之政治教條，是以黨領政與一黨 專政，所謂以黨領政，各級各地各部門之黨委領導政務與業務，各級各地各部門權力之最高領導人是黨委書記，在中央最高層，稱之為總書記。以北京市為例，最高 領導人是市黨委書記，而非市長，通常，市長是由黨委副書記兼任。最後決策，黨委書記說了算。

一黨專政，就毋須贅言。對中共而言，向選舉民主轉型之最難，是一黨專政與以黨領政兩者皆得放棄，這就算由政治自由主義信徒出任中央總書記，也不敢為，畢竟，其所挑戰者，是整個黨之既得利益者與既得權力者，小至村黨委書記。

是以，中國之政治改革，頂多，於中共黨內實施選舉民主，即通過黨內選舉（間接選舉，各級黨員直選．．．）選出黨職幹部及政府要職，於各級人民代表，開放非黨 人士正常參選及當選，立法規範各級政府及部門，開放一定比例，得任用非黨人士掌政務。此外，開放地方媒體一定程度新聞自主權。初期，賄選必嚴重。

台灣最「害」之處，在於，以中國中共為敵，但對中國之政治改革不作為，即不研究，更無能主動積極提出具體之論述與可行方案，以持續影響之。陸委會應設基金 會，專事研究，發行刊物，並定期召開兩岸民主交流論壇，以光明正大地給予直接之影響。如果＜旺報＞膺此任，蔡衍明就不致惡名如斯了。

除了中共反對選舉民主，其實，民間也有反對勢力：

一．新左派／新毛派：

１． 在認識上，將政治自由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即資本主義另一代名詞）兩者，本質地掛勾起來，事實上，兩者雖有親近性，但終非同一。當然，確有部份政治自由主 義者擁護選舉民主，是基於追求「更完善、更健全」之市場經濟與「更優質」之西方資本主義，即無共產黨貪腐濫權及扭曲市場機制之資本主義。

２． 現實世界各國之選舉民主≒資產階級專政，故反對選舉民主作為中國改革之唯一選項或主要選項。然而，這亦有邏輯上之謬誤，現實世界各國之選舉民主不等於理論 上、原初設計精神之選舉民主，也不等於選舉民主制度不可改革，也不等於選舉民主制度不能更新創新設計及實踐，以解放進歩潛能。

二．民族主義者、新傳統主義者：

認為選舉民主＝西方民主，故主張創造屬於中國民族特色之政治體制，這是一種反歷史性、本質主義且邏輯混亂之觀點，試問，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科學、科技、國民教育．．．等無以估量之現實，亦全從西方移植而來，何以不反對？

三．某些大資產階級：

對『仇富（被妒恨化／去政治化之階級意識）心理』深感憂心，預判選舉民主將使工人與農民翻了天，採取「文革」式暴力，對資產階級財富進行共產充公！

不得不承認，台灣目前之選舉民主，及所產生之治理能力及品質，無法贏得大陸人民（包括陸生）對選舉民主之高度好評、信任及支持，更無法提供大陸實施選舉民主 之良好模式與設計依據，所以，若欲減少中國向選舉民主轉型之阻力，加快其進程，台灣，可扮演槓桿性角色，具體言之，即推動三大公辦化選制改革(請參考第三勢力崛起之唯一可能──選制採三大公辦改革)。

以促進中國民主化為由，倡議三大公辦選制改革，對獨派而言，對統派而言，對中華民國派而言，乃最大公約數，或至少有很大之理性說服空間。更重要的是，通過倡 議三大公辦選制改革，將統獨／國族／主權之矛盾逐漸轉化（或謂重構）為民主差距／民主競賽之矛盾，及公共治理差距／公共治理競賽之矛盾。如此，兩岸交流亦 隨之深度化、全面化、良性競爭化，而不再假交流之名，行吃喝玩樂及虛耗公帑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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