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現場】向陽薪傳木工坊的製程與思量

工坊內有成堆的原木料與加工木材
以及數台裁切與度量的器具
每一台機具與每一次的加工程序
都是一道道令災後社區忍不住稍稍皺眉的成本
但是肩負起教育功能的工坊
只滿心期待認真及有興趣的人能成為學員
對於現階段培訓計畫的起步
也令人不禁思索未來的成效
倘若政府資金在三年後抽離
工坊與成員是否有能力獨自撐起一片天
如何自行拓展商機
也許是接下來的重要課題

【重建觀點】大人的世界沒有孩子的基地？大社災童盼樹屋重建

上月25日，位於禮那里部落的長榮百合小學動土，曾在安置期間進駐龍泉營區，陪伴大社部落原住民孩子的藝術家李進賢潘紫云夫婦亦前往關心，部落孩子見到他們，問道：「我們的樹屋，甚麼時候要蓋？」

「親愛的「證服」，你好，我們都希望您不要拆掉我們大家愛的ㄕㄨˋ屋…」這是去年五月大社部落的孩子要寫給政府的陳情信，表達孩子想留下樹屋的小小心願，但仍遭到管理單位以安全考量為由拆除。

知情人士透漏，實為負責管理的社會處人員不願增加業務，再加上部落內部的紛紛擾擾，無人承接管理，只好面臨拆除。屏東縣文化處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願意重建樹屋。

應屏東縣文化處藝術陪伴的邀請，長年致力兒童美術的李進賢及潘紫云進駐龍泉營區，看到安置中心只有一個籃球架可以玩，就拆了自己兒子的樹屋及鞦韆架，費時兩個月，為安置中心內的孩子搭起樹屋。

小朋友在樹屋上面玩耍、看書、畫圖，也因為有了喜愛的學籍及遊戲空間，心中有了歸屬的秘密基地，心也就逐漸安定下來。李進賢說，看到這些因八八水災而流離失所的孩子們，彷彿看到童年無無靠的自己。

【重建現場】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自己的責任－高士社區營造員的故事

(文/李孟霖 本文轉自莫拉克獨立新聞網)

      日前屏北社區大學舉辦名為「重生的力量」的研討會，牡丹鄉高士部落的社區營造員黃雅玲上台分享，八八以來部落的改變及重建的心路歷程。來自偏遠山區，身材個子嬌小的黃雅玲，站在演說台上，只比講桌高出一個頭，也沒有投影簡報，她說：「為什麼沒有製作簡報，因為我很小隻，社區營造員是很微小的，希望你們能多看看社區營造員。」

「我是一個從來不認識部落的，不認識部落的語言，也不認識部落的文化，我什麼都不認識，我什麼都不是，所以我剛進入社區的時候會有一種無力感…」

八八水災之後，高士部落列入災區，黃雅玲也在災後兩個月回到部落，加入家園重建的工作團隊。年少就離開部落求學、工作，對於部落的倫理及派系間生態相當陌生，因此碰了不少釘子，但能回到部落，為自己的族人服務，縱使是悲喜交加，心裡總是比較踏實，她表示：「我的人生才剛剛開始。」

奇怪？我的部落沒有聲音？我的聲音沒人回應

從災害發生到完成特定區域的劃定，短短不到三個月的時間，政府相關部門以極高的效率完成了專家勘定、下鄉說明及公告。黃雅玲說：「看到電視上都由人在抗議：『我不要遷村，我要回到我自己的部落』，奇怪了，我的部落怎麼沒有聲音？上面的行政單位下來的時候，跟他們討論一些事情，他們都沒有任何的回應。」

當初，在討論畫定特定區域，甚至遷村時，在取得「共識」相當可議，高士村共9個鄰，人口約600人左右，但實際被通知參與會議的人卻只有這受災的六、七鄰的居民，卻決定了部落如此重大的決策。

有官員私下透漏，當時專家認為，除了受災嚴重的六、七鄰之外，其他周圍地區都有明顯的地滑也應列入，但當時的村長卻堅持這樣的「共識」，他們也相當無奈。歷經去年的凡那比、梅姬等颱風的驗證，也證實災害面積逐漸擴大中，反觀當時政府所打出的「快」字訣，勢必未來還需付出相當大的社會成本。

令黃雅玲疑惑的是，自己是政府計畫案裡的社區營造員，賦予災後重建工作的任務，為什麼災民會議卻總在通知名單之外，有時還被質疑列席的正當性，鄉公所甚至特別發文強調只承認村長為唯一窗口。種種挫折，讓她懷疑自己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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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現場】台東的文創產業---向陽薪傳木工坊

【環境政策】四大建設條例大舉破壞國土計畫，學者批亂無章法

(本文轉自苦勞網)

三月三日，十多個地方團體代表曾召開記者會，針對「離島建設條例」、「原住民族地區建設條例」、「東部(區域)發展條例」以及「雲嘉農業特區發展條例」等四條例的土地釋出條款提出了批評，三月七日土地相關學者也響應了此行動，在立法院內召開記者會，現場除了邀請到多個行政單位代表進行對話，立法委員田秋堇也到場發言。

四建設條例與易受天之敏感區國土高度重疊

上述四建設條例草案中，由於部分條文有方便財團炒土地嫌疑，而引發數個民間團體連署要求修改條文，也因為排除多項土地法規，大幅破壞國土規劃、國有財產法的制度，致使多位土地相關學者起而抨擊和連署，並引發更多其他領域學者的響應。學者表示，由於台灣是土地資源稀少的小島，且地勢山高水急，全島73%以上的土地屬於「山坡地」，也就是容易有土石流等災害之地區，再加上四面環海易發生海岸侵蝕，因此國土規劃更需慎重。然而前述四建設發展條例的行政區，卻與這些易受災地區有高度重疊，涵蓋台灣將近2/3面積，一旦這些土地可輕易釋出，勢必造成國土開發的失控、加劇災害頻仍情形。

若將台灣的土地大致分為易受災的「山地」、「海岸」及較容易開發的「平原」地區，稀有的平原成為了人口稠密的地區，而人口稀少的山地及海岸則成為偏鄉，城鄉差距與地形有明顯相關。四建設條例此次瞄準了未受惠於縣市合併的偏鄉地區，因此恰好和易受災地區高度重疊。各條例預計大幅釋出的土地中，離島條例針對了土地最為稀少的各個海島，原建條例的範圍絕大部分位在山區(各原住民鄉鎮)，雲嘉條例所針對的雲林嘉義兩縣，雖位於平原，卻是國內重要的優良農田分佈區及易淹水地區，仍屬於國土計畫須謹慎為之的地區。

至於東發條例所針對的花蓮台東兩縣，由於恰好是全台灣僅有的兩個「全縣皆屬原住民鄉鎮」之縣市，因此同時受到東發、原建兩個條例夾殺，加上近來東海岸觀光旅館投資案急遽增加，亂無章法、爭議頻仍，例如花蓮七星潭BOT、杉原美麗灣BOT等誇張的違法個案，業者竟把飯店直接蓋在地基不穩的沙灘上，而縣政府為了保護財團利益不擇手段地規避環評。除此之外，台東尚有三仙台BOT以及都蘭灣上的七、八個大型觀光旅館開發案在等待著突破重重土地開發限制來進行動工，東發、原建兩條例正好替業者解套，兩草案通過後，花東地區縣政府將更明目張膽地為所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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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觀點】長榮百合國小：新的一個契機的開始

(文/柯亞璇 本文轉自莫拉克獨立新聞網)

前言：
禮納里部落在去年12月有三個部落入住之後，開始新的部落生活。在今年2月25日，即將開辦的長榮百合小學也即將舉行動土典禮，預計在今年完成硬體設施的建設，並在9月招生第一屆的學生。

而由台大城鄉基金會與部落族人共同舉辦的山林小學計畫，也在這個過程中積極的推動部落教育的觀念，與校方積極合作共同討論未來禮納里部落原住民教育的新展望。

台大城鄉基金會的承辦人黃舒楣表示，透過山林小學在禮納里部落的舉行，希望透過這個過程，有能力的部落大專青年，透過他們的創意，將耆老以及老人家拉進來一起來做一些有特色的課程。以下是禮納里部落長榮百合小學近況籌備相關整理報導。

在今年2月25日，即將開辦的長榮百合小學也即將舉行動土典禮，預計在今年完成硬體設施的建設，並在9月招生第一屆的學生。

在這裡的一切都將會是新的開始

現在禮納里部落裡的三個部落，以前並沒有再一起。黃舒楣表示，因為現在三個部落居住環境的調整，教育的關係就會變得不一樣，所以在這裡的一切都將會是新的開始。

長榮百合小學校長陳世聰表示，也希望這幾年可以培養這樣一個可以與部落溝通的教育人才。他說：「其實禮納里不只三個部落而已，而它是我們未來整個台灣原住民教育的一個典範，因為以後那個地方，會是一個我們的理想目標，會是我們原住民地區老師一個進修教育的中心。」

台大城鄉基金會黃舒楣也表示，期望借由這個過程來協助家長對於教育的關心。然後，也同時是一個機會讓我們更了解，到底家長對於小孩的成長，以及對教育的期待是什麼？

她表示，藉由這個籌辦的過程，把年青人拉起來變成一個社群。那未來這個社群其實是部落一批很重要的心血。不管是針對學校，不管是針對部落社區營造，這都是一個跨部落的人力資源。

部落教育：老師、父母也是要再被教育。

參與山林小學部落的馬秀幸老師表示，每次孩子帶到田裡面的時候都很開心，他們都很知道在田裡他們的位置在哪裡，他們不會用錯那個在田裡做事的順序。她說：「在部落的教育功能，老師教小朋友而老師也是再教育。」

對於家庭教育與文化的關係陳世聰校長也表示，文化為什麼會斷層，都是我們父母親那一層造成的。父母親斷層的問題，已經都是世俗化的觀念，那這一層人也是要同要去教育。

陳世聰校長也表示，最近拜訪部落也有部落族人反應說，未來學校成立後，到了寒暑假應該要把教育回歸到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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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資保存】我們想為淡水留下什麼樣的重建街？

【重建觀點】重建生活‧藝術行動-藝術家進駐社區的經驗與省思

事實上，協助災區重建的經費從沒有少過，但卻是透過公部門釋放出計畫案，再經由民間財團/公司/社團競標申請，通過之後才進入災區或安置所內進行各項重建工作。而這也出現各項計畫案之間沒有整體性的規畫與整合，無法有最實質上的幫助[2]。

這並不是台灣獨有的現象，卡催娜颶風之後的美國紐奧良、南亞海嘯之後的斯里蘭卡、大地震過後的智利馬烏萊大區…，這些地方都經歷了重大災難後的「震撼治療」。

這樣的震撼又被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是天災/災難本身所造成的震撼；第二是以快速推動重建與以經濟成長之名，將重建工作外包給財團，造成國家失去應有的能力，並將執政的責任透過有系統的方式委外辦理；第三是人民因此得到過多的犧牲，離開家鄉、釋出土地、文化與生活方式產生斷裂，重建經費落入各大財團/公司/社團的手中，經過層層轉包各自拿到應有的利潤之後，實際給予當地雇工的經費少之又少，最後整個重建過程造成「受害者再度受害，遭到剝削的人繼續被剝削」。

大多數人將這樣的過程視為理所當然，許多NGO組織也不自覺的以參與進行的方式被整合進新自由主義化的計畫中，形成社會參與的表象[3]。

在這樣的災難背景下，旗美社區大學眾多學區遭到嚴重破壞，各鄉鎮面對淹水、農損、安置、遷村等重建生活的課題，更挑戰社大經營與設計課程的彈性，也開始思考著學習作為一種重建的方式。

因此2010年3月首次嘗試將藝術帶入88風災的災區，其分別為小林社區、荖濃社區、甲仙社區。邀請3組藝術家：甲仙／孫華瑛、小林／林純用、荖濃／陳正一、歐陽慧英、林雨君於4月份開始進駐，至7月份結束駐村。這次計畫主題為「重建生活‧藝術行動」，希望能從多元的角度，帶給3個社區不同的藝術體驗，希望經由藝術家的長期陪伴，讓災區居民重拾過往的信心與歡樂，更能由此逐步建立社區自主性，凝聚共識，經由共同的成長與創作、藝術性的對話，讓社區組織發展與生活美學產生不一樣的視野。

「重建生活‧藝術行動」

荖濃社區的駐村藝術家：歐陽慧英(左)、陳正一(右)
這是個由民間組織自行發起的藝術計畫，行動在2010年3月份悄悄的開始進行。策展人孫華瑛與旗美社大工作人員走訪數個受風災影響的幾個社區，了解各項重建、救援的狀態與在地組織和居民的想法，試圖先了解在地的需求與藝術家是否適合在這時間進場。透過不斷的討論與了解社區需求後，再決定駐村地點，並且以小規模、不喧嘩的方式透過藝術團隊的陪伴來看見社會性的觀點[4]。

這是一個軟性的、無形的藝術陪伴與創造過程。藝術家孫華瑛、陳正一、歐陽慧英、林雨君等人同時身兼藝術工作者、社工人員、劇場工作者的角色，以心靈陪伴與組織社區再造做為藝術駐村的目的，來開啟居民開放式對話的空間，產生彼此的信任關係與學習傾聽和同理心的建立。藝術家林純用則是希望透過視覺與社區帶動的方式，讓除了視覺上裝飾美化的功能之外，還希望能讓居民重新找回自身傳統技藝，透過這樣的方式讓居民對藝術家駐村防衛心降低並產生信任關係。

「你們是來這裡做什麼的？國稅局派來調查的嗎？」這是藝術家初到社區時民眾最直接給予的回應。居民在災後政府重建的過程中，產生對外來者的不信任和抗拒。但這樣的回應也同時是普遍現今藝術進駐社區計畫中共同要面對的問題，藝術家進到社區3個月創作完畢離開後，留下了什麼？一件在成果展過後就塵封起來的攝影/裝置作品？一件看不太懂的雕塑/繪畫？一場只需表演一次的社區劇場？在災難過後，居民為了重建家園、為了家庭生計，怎麼還會有多餘時間去理會這些拿了重建經費的外來藝術家呢？

藝術進駐在此時不該只是做些藝術創作、藝術活動，似乎也要敏感到在地生態裡社區工作的權力關係。因為當藝術家離開後，社區的主軸仍然是這些生活在當地的居民，她們的自主性應該要被引發出來。而進入的姿態、切入的角度都是藝術家與社區居民可以一起創造出來的。透過不一樣的媒介（有形或無形的）來擾動居民，並以社區的環境、生態、組織等公共議題來進入社區生活。這樣的過程使得藝術駐村不一定是去解決問題、創造新的事物，更重要的是在於發現自己和彼此（社會）關係的過程。

婦女在社區中的集體實踐

甲仙愛鄉協會的伙伴們

「用婦女的力量帶起社區的運作」這是策展人在藝術計畫中最重要的目標之一。「重建生活‧藝術行動」中參與最多的是社區中的婦女，男性大多需在外工作，而女性則負擔起傳統照顧家庭的角色。在災後，柔腸寸斷的聯外道路、紛擾混亂的重建角力，讓居住在內的居民無暇再去思考到日常生活之外的事件。因此地方組織四分五裂（小林社區），居民對於生活大多採取認命與無奈的態度。能夠讓彼此產生關聯的公共議題僅有在共同的信仰與祭典上。

在某些女性主義式的觀念中會認為女性與自然有著某種特殊的關聯性。像是比較能夠關心環境破壞的問題、比較能夠照顧孩子、與自然有較多的接觸，最後延伸成為與大地之母的和諧一致，一種近似於女性崇拜的想法。而在這次的藝術計畫中，則是將女性的力量放置在「發揮與讚揚我們自己的人性魅力，而非尋求未知的療癒」上。所以在荖濃駐村的藝術家透過劇場式的肢體表達練習，重新喚醒這些婦女本來就很珍貴的知識，像是平埔族的文化、耕作的記憶等這些平常不以為意的生活方式，產生對自我價值的提升。

甲仙駐村藝術家孫華瑛也是透過社區劇場的形式，讓參與的婦女引發更多對話。在甲仙鄉除了「甲仙愛鄉協會」的地方組織之外，還有許多新移民姊妹。這些新移民姊妹是為了脫離當地的貧窮，期望可以透過婚姻來讓命運翻轉，所以在災難過後這些每個人都是穩定社會的因子之一。

「我不希望別人以為外籍的都只能做勞力，其實還可以做其他的工作」[5]，這是新移民姊妹－美玉在成為重建人力工作者之後所給予自己的期許。在社區劇場課程中，藝術家嘗試帶出對於「社區服務據點」的想像和期待，並且由婦女們練習統籌相關事務，練習彼此的互助學習精神，更多豐厚的力量也隨之蔓延。

共有的習慣在社區中，正悄悄的修復重建中。E.P.湯普森在《共有的習慣》[6]中指出十八世紀英國工人農民社區中所強調的「習慣」，其實並非我們所談的一成不變的「傳統」，而是平民百姓為保障自身權利的辯解、慣例以至地方的律法，有些甚至是一些「晚近的創造」[7]。

在荖濃的廟會祭典儀式是一般常見的傳統，體現了族群多樣的社區型態，包括平埔族、原住民、客家、閩南等族群的融合；地方婦女參與組織行動使得實質上促進民眾行動自由和基本權利，使她們不完全受統治者的宰割和支配。組織進行的方式產生更有豐富的多元面向，而這經常會以情感豐富的公共儀式和反抗表演的形式出現。

災難過後，藝術家進駐社區的難題與省思

此次藝術進駐計畫中受到最艱難阻力的是在小林社區。在這裡住在大愛村的災民面對「震撼治療」後的重建腳步，社區組織四分五裂，使得受害者仍持續受到災難，而駐村藝術家林純用更曾經打算收拾行李，一去不復返。這過程中支撐藝術家背後的動力來源在哪裡呢？或者換個問法，藝術家為何明知此次計畫路途遙遠、困難重重，仍願意繼續待在社區中陪伴居民的成長與互動？

持續性（時間性）的問題，對於新類型公共藝術來說是最為嚴苛的。因為這表示在一定時間內需完成的藝術裝置，可在可掌握的展覽空間中被展示，且將耗盡所有背後的支持系統。在新類型公共藝術中，會將藝術當作公民論述或公眾教育，或者視為社區組織和政治行動的想法[8]。

這類有形的或無形的藝術創作常會和社區工作者混淆，或是難以被認定為創作類型，藝術家也常需要面對很大的風險，在與社區完全合作的創作方式，很可能駐村成果是與不漂亮的東西連結，因為過往的美感經驗必須被適度的排除。這會使得傳統學院出身的藝術家產生對創作的懷疑，如在此次藝術駐村期間有位大陸藝術家的到訪，提出的疑惑是：「為什麼藝術創作要面對如此複雜的社會問題？」。策展人孫華瑛巧妙的回應道：「這是一場藝術參與社會的行動」。

官方辦理的藝術家進駐社區計畫，常會因為招標與考核制度而使得過程複雜化或僵硬化。因為公部門辦理的計畫無法接受未完成的、失敗的或無形的成果。因此藝術家和行政管理者之間會形成密切合作的關係與機制，目地是在結案時能有一項具體可看見的物件產出。而此次由民間組織－旗美社區大學自行籌畫的藝術家進駐計畫，恰好可迴避公部門所需面對的難題。此次參與計畫的工作人員與藝術家以這樣的基礎發展出另類的文化（藝術）行動，雖彼此磨合機制尚未成熟，但未來持續經驗累積也將產生更大的可能性與多元文化交流的機會。

參與藝術進駐計畫的藝術家們對於為何能夠堅定的陪伴災區的社區居民到駐村結束，也無法有具體的原因來描述，大多只能苦笑著回答我們僅是從事藝術行為的傻子，憑著一股熱情和擊不倒的意志力來完成自己的許諾，陪伴著居民的成長也面對自己的成長。

但是光憑靠「熱忱」所支撐的行動，為何非藝術家不可？或者為何其他領域的專業人士不被談論？台北藝術大學教授吳慎慎有個另類的解讀──

「在當代的生活中，不管是不是藝術領域或其他領域的人，每個人生活最重要的意義就是找到自己生存的意義，此次藝術進駐計畫參與的老師和工作人員搭起一個很好的空間，能讓大家在裡頭相互找尋彼此，找到彼此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它的價值是來自於這是最貼近真實生命東西。這種真實性和能量會不斷的發散和發酵，不會改變。我們在彼此身上辯證了彼此的存在與意義。……這種這麼偉大的事難道真非你不可嗎？只要有人有一個熱忱的心，願意嘗試各種方式跟居民溝通，那為什麼一定要是藝術家？這真是藝術家自己該去檢討的問題，做為一個藝術家連自己跟別人不同的地方在哪裡都不知道。

如果我們認為一個醫生他本身具有很多藝術的素養、方法、具有同理心、可以跟別人對話、具有願意和別人連結的習慣，若這樣的人進入社區，那必定是不會比我們差的。換句話說若換成另外個藝術家，他其實沒有這些特質，他的同理心、他的對話能力，他所做的藝術其實並不會跟別人產生關係，如先前提到的大陸藝術家，這些人很對都沒有錯，大多數人不想面對複雜的社會問題都是一樣的原因。……但是所以說為什麼非藝術家不可，可換個方式說『我們需要的是具備有藝術資質的人，有上述能力的人』來參與，無關乎身分、職業和專長。」

從這些對話與提問中不斷的辯證藝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這或許不會帶給大家對於藝術進入社區所面對問題的答案，但每個人都可以從各自的實踐中找到自己對於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或許這就已足夠。而這些理論或經驗的發展，仍需要更多人的參與才能創造出更多元的發展。

【資訊參考】
[1] 可參閱，劉美妤，「一年後，他們在凱道上燃起狼煙－淺談八八風災重建之弊」，《破周報》第623期，2010.08。
[2] 可參閱，李孟霖，「不只創意，原鄉文創「行銷」待突破」，莫拉克新聞網，2010.11.12。
[3] 可參閱，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2009。
[4] 可參閱，孫華瑛，「甲仙鄉藝術家駐村筆記：教室在窗外」，旗美社區大學，2010.05.22。
[5] 可參閱，孫華瑛，「甲仙藝術家駐村筆記：災後重建工作者－新移民姊妹-美玉」，旗美社區大學，2010.06.03
[6] 可參閱，E.P.湯普森，《共有的習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09。
[7] 可參閱，許寶強，「重讀湯普森．認真多角度」，《通識plus》試刊號，第二期，2010。
[8] 可參閱，Suzanne Lacy，《量繪形貌－新類型公共藝術》，吳瑪?等譯，遠流，2004.11。

【學會公告】更正啟事

【重建觀點】尊榮與謙卑的代名詞－獵人的消失與重生

社造電子報第155期 重建快訊第76期

【閱讀/農業】什麼是社區支持型農業？

《文 / 陳建泰  轉載自農友雜誌 100 年第 3 期 》

編按/學會今年預計於12月底舉辦『社區協力型農業工作坊』，並將於4~6月先行舉辦《種好菜，過好生活》之讀書會，期望先行閱讀/討論，等12月邀請伊利莎白．韓德森參加工作坊時，眾人可以有更深入的互動與思考。故見到此文後，欣喜非常!便希望可以轉貼文章，一來讓更多閱讀者知道這本書的問世，二來期望透過這篇文章吸引更多人思考『社區協力型農業』在台灣、在都會、在生活中落實的可能性。(感謝陳建泰大哥慷慨分享)

社區支持型農業[1]（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是在 1960 年代，從德國、瑞士與日本開始。發起這樣一個農業運作型態主要是對於食物安全與農地都市化的反思。1960 年代，歐洲開始有一些農夫與消費者團體意識到關於農業的本質，絕非可以單單以產物價格來衡量，而是應該從生態與社會公平的角度來思考，從此展開這樣的運動。同時由於華德福．史丁納（Rudolf Steiner）先生的啟發，許多的社區支持型農場結合了生機互動農法（Biodynamic agriculture, BD）來運作。同一時期，在日本的一群媽媽在面臨越來越多進口食物、並且憂心可耕地流失日益嚴重的狀況下，遂發起有名的社區支持農業運動 Teikei（提攜）。至於美國， 1984 年也因著簡范德．圖因（Jan VanderTuin）先生的引進，開始了美國本土的 CSA 運作。根據美國農業部 2007 年的統計，目前北美洲約有 13,000 個社區支持型農場，最大的一個農場有超過 13,000 個家庭會員。

什麼是社區支持型農業？根據美國全國永續農業運動的共同主席伊麗莎白．韓德森（Elizabeth Henderson）[2]女士的解釋，「社區支持型農業的本質是一群人與一塊土地或一片區域土地間的相互承諾。農地餵養人們，而人們支持農地作為回報，並共同承擔內在的風險與享有潛在的產品報酬。」講的更白話一點就是說，田地、農務、農產不再是農人（生產者）的事情，而是緊緊與消費食物的人聯繫在一起，豐收與欠收大家共享收穫與承擔風險。

糧食網絡

人類社會從在非洲荒原打獵的獵人，到先進國家的頂尖科學家、工程師，若是他們的人生當中有什麼共同處，那不外乎就是大家都將自己努力付出的一部份用來換取足夠的糧食，而且非得這樣作不可。因此，每個活人的維生需求，都會與糧食連結，透過糧食需求的連結，將會串起整個人類世界，這就是所謂的糧食網絡。一個睿智的社會，理應看到這樣的糧食網絡，並且小心翼翼的維繫這個糧食網絡的健全與穩定。

然而，社會的發展是一個複雜、繁複的過程，當社會分工越來越精密，許多事情的因、果會開始顯得不那麼直接，兩者當中介入的層層關卡一來創造了人類社會的豐富性，卻也徒增了許多的荒謬與衝突。然而因著趨吉避凶的天性，在這一道道的關卡當中，大家紛紛將自己的風險向外轉嫁，可以想見的，在因、果的個兩端點由於無從轉嫁，必然是最後風險的最不可避免的承受者。在糧食網絡當中，這因、果兩端，因的一端是農夫（生產者），果的一端就是消費者。

層層的風險轉嫁，到頭來農夫生產糧食的原鄉—農村便在這個複雜化的過程中成為許多重大風險的受害者，但是因著關連線拉得太長，人們在傷害它的時候，彷彿一個巨人，舉刀割著自己百丈之外的指頭，一時因為神經傳導還沒到達，竟然毫無知覺，但是刀割的刺痛終將傳到。

總的來說，在這個糧食網絡當中，最主要的難題不外乎：諸多剝削的產銷管道、食物安全的疑慮以及喪失永續的作物環境。

諸多剝削的產銷管道

所有關心台灣農村的人被問道：農夫、農業最大的問題是什麼？我想大家都會肯定的告訴你「產銷管道」，農會、產銷班、農政單位已經花了好幾世代在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沒有人有把握一定做得到，但是要求得農夫的最大利益，農夫與消費者的面對面交易似乎是大家共同認為最公正合理的產銷管道。但是問題是怎麼讓農夫與消費者面對面？要有什麼機制？農夫只會栽種，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

食物安全的疑慮

第二個難題，台灣消費者健康意識抬頭，每個人都知道保持健康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吃進去壞東西，問題是那裡可以找到可以相信的食物？

對於農夫來說，為了得到多一點的利潤，他必須提昇農產的賣相與產量，在農藥與肥料施用的拿捏上，各憑本事。只是身處因果的末端，日子已經夠辛苦，農產賣相好、產量高才能夠多掙錢，反正都市人毒不死，農藥安全、化肥殘留根本不用考慮。消費者的權益就只得靠政府單位把關，而政府能做的就是制定認證機制。然而，認證制度本身的可信度是問題之一，認證所增加的額外農業生產費用，佔所得比率太高，以至於農夫望之卻步，這是問題之二。要能高度保證消費者可以取得健康的食物，最理想的狀態應該是讓消費者直接認識食物的生產者與生產環境。

喪失永續的作物環境

農委會陳武雄主委說：「破壞農地最大的一群人就是農民」，這話聽起來刺耳，但是追究傷害農地最甚的直接加害者，的確是農夫沒有錯。農夫為求產量，為求好賣相，大力施肥用藥，極力擷取地力來生產，對於作物環境的昆蟲、植物生態，進行「無差別掃蕩」[3]。當然我們知道，事情絕非如此單純，樸實的農夫對土地的尊重與愛惜勝過一切，然而在知識不足以及節省人工、效益上，往往破壞的水土而不自知。永續的作物環境包含水源、土壤、生態多樣性的保存與持續，這需要外界多樣的知識與人力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在復育的路上，對農夫的支持與金錢支助。

社區支持型農業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嗎？

社區支持型農業由社區的一群人與農夫共同承擔風險，共同分享農產，基本上已經保障了農夫的應有收入，以最普遍的情形來說，社區的支持者會事先繳交加入會員費用，這當中包括合理農夫的收入，無論今年豐收或是欠收，都不會影響農民的收入。

然而，社區對農作物生產地區的支持，卻會帶來無窮的可能性：

對於產銷管道

一個社區對農作物生產地區的支持可以表現在糧食的配送上面，例如：農作物每週由農場直接送到社區分送，或者是由支持者到農場自行領取，甚至是自行採收...由於已經付費，因此中間不需要經過再次的交易，支持者依加入時所承諾分攤的數量拿取作物，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直接面對面交易的目標水到渠成。

對於健康食物的確信

透過社區的參與，農夫與社區參與者彼此熟識，並且有機會直接參與農務。

認證制度的出現在於：對於彼此不認識的兩方，藉由一個公正單位的介入，使雙方產生信任關係。但是這種東西在熟識的朋友之間是不需要的。我們到朋友加吃飯，你會先請他出示食物安全認證證明或者中餐丙級執照嗎？即便你對農夫不那麼信任，透過你以及許許多多的支持者，走入農場或生產區，親自參與農作，共同監督與協助農夫的農務，除非六輕火災的落塵或者電子大廠的黑心污水偷排這種外力因素，否則，值得信任的健康食物根本是囊中之物。

更由於農夫不需要再為生計處心積慮，支持的社區期望健康的食物，他們的參與將帶來各樣知識與技能的參與，對於水源、土壤的保護可以增強農夫的決心。在因應氣候變遷的議題上，如何節能減碳，使用清潔的能源、縮短食物旅程、保持農作環境的生物多樣性...等等，透過社區在地關懷的連結，這些意識都會成為農業生產區的保護力量。

在台灣是否可執行

台灣幅員不大，因緣際會發展為小農為主的農業型態，加上都會區與農作生產區相近，這些因素，讓我認為台灣很有機會發展社區支持型農業。目前在台灣試行社區支持型農業的地方不多，但是這個概念在許多農村工作者的推動下，已經逐漸擴散開來。我認為，台灣應該以都會區附近的農村為起點，尋找願意投入 CSA 嘗試的農夫，以及渴切健康糧食的社區家庭，從一分地、兩分地共同經營起，然後，逐漸擴大規模。

以筆者的親身經歷來說，在鄰近工業技術研究院的新竹三重埔，我們與一位農夫合作，邀請七位社區媽媽作為核心義工參與農務，加上 13 個家庭一共 20 戶，利用兩分地建立一個社區支持型農場測試區，透過每週定期的會議，彼此討論工作、相互教育，這幾位義工媽媽已經從過去在田埂上不知所措，到現在已經可以自行上種苗行，依節令替農場添購菜苗回來種植。2010 年下半年秋作，種植了 20 餘種蔬菜，總收成超過 900 台斤。而當地農夫成為這 20 個家庭的稻米、地瓜來源，他所飼養的雞供不應求。

在 2010 年底甚至一致通過，會員們自行提出，要在 2011 把化學肥料與農藥完全趕出農場，即使零收成也在所不惜。這樣的決定無異讓一個農夫更能夠理解，其實保護好田地，最能擄獲社區參與的民心，即便起初產量不足充足供應，但是有這些人的支持，這塊地一定會長出餵飽大家的健康糧食。

延伸閱讀

    * 羅白恩.凡恩中心（The Robyn Van En Center） 在它的網站上羅列超過1200個社區支持型農業農場。
    * 社區型農業在桃園- 伊莉莎白韓德森來訪
    * 什麼是社區支持型農業？（上）
    * 什麼是社區支持型農業？（下）


備註

    * [1]  關於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的中文譯名，在國內也曾經以起一番討論，比較常見的有「社區支持型農業」、「社區協力行農業」、「社群支持農業」、「社區支持性農業」。
    * [2] 伊麗莎白已經在麻州與紐約州從事有機農法27年。她是東北有機農法協會（NOFA）的活躍會員、全國永續農業運動的共同主席，以及農業正義計畫工程的指導委員會。
    * [3]  1895 年乙未戰爭，日軍因為受到反抗及兵民難辨的影響，日軍於7月下旬開始在桃園，中壢，甚至大漢溪流域，自台北至新竹間實施所謂無差別掃蕩式的焚村與殺害客家平民事件。導致40萬平民流離失所，或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