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各界熱烈討論稅制改革。台灣稅制的問題比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要嚴重，一方面，稅收總額太少（台灣稅收只佔國內市場毛額GDP的11％左右，多數國家都在20％以上，歐洲社會福利國家甚至超過40％），影響政府在教育、社福、文化、公衛、基礎建設等方面的施政；另方面，該徵的稅沒有徵到，導致社會貧富兩極化，造成台灣社會不公不義。我們認為，目前台灣稅制的不公不義已經非常嚴重，非面對不可。

台灣稅制問題為何特別嚴重？首先，稅改──特別是加稅──是選舉式民主政治的大難題。在民粹氾濫的地方如台灣，加稅總是票房毒藥。因此，人們只看到政客們競開社福支票，卻未相應提出開源的辦法，其結果是財政赤字不斷攀升，債留子孫。

其次，台灣統治階級採用資本主義邏輯，認為優待資本家是發展經濟的不二法門，因而推出種種優待投資者的措施，如不徵收證所稅、不按實際交易價格徵收房地產交易稅等；還有，在長期兩岸對立的背景下，為了拉攏資本家以免資本外移到中國大陸，訂立各種對投資者優惠的減稅法案。這些都是造成台灣稅制問題的基本原因。

但是，台灣這個大難題今天卻遇到千載難逢的解決機會。其一，馬英九剛連任成功，不僅沒有連任壓力，而且獲得過半數選民的支持，可以放手改革；其二，金融海嘯餘波蕩漾，資本主義往日的金融與財政弊病畢露，昔日反對加稅、反對社會福利最力的新自由主義論述已氣焰大削，許多學術論述極力批判過去稅收制度背後學理的迷思，構成稅改的有利論述環境；其三，歐債危機逼人而來，無節制地依靠增加公債來解決財政問題的辦法已經行不通了，債台高築的危險不只是子孫的問題，而是這一代必需解決的挑戰；最後，兩岸關係緩和，政府不用為了拉攏資本家而不敢加稅。

稅制改革成了選後台灣社會輿論最關切的議題；台灣稅制之不合理，危害之巨大，又已經成為台灣多數人的共識；種種內部與外部條件都是稅制改革難得的有利環境。甚至台灣統治集團也認識到稅改的重要性，馬英九在選前也多次提及稅制問題，並且信誓旦旦表明連任後就會進行稅制改革。

但是，雷聲響了這麼久，人們期盼的甘霖卻似乎遠在天邊。新內閣言辭閃爍，一會說要召開稅改會議，一會提出打算徵收暴利稅；盡在一些枝節地方打轉，未曾提出一個稅收制度性改革的總體分析與改革方向。這樣的表現，完全不像是一個改革者應有的眼界與氣魄，讓人擔心：台灣的稅改會不會落得雷聲大雨點小。

■姚欣進

兩岸關係一向是台灣政治最難解也最具爭議的議題。

最難解，因為這是兩岸目前各自獨立政治體的主權歸屬問題，即統獨問題。任何一個社會一旦牽涉到最高政治主權的歸屬問題，直接牽動到最根本的憲政大法、人民政治認同，這在任何憲政體制健全的社會裡就已經是件複雜工程（如20餘年前的東西德統一），更何況當前兩岸的兩個社會，一個還處於前公民社會時代，另一個距成熟公民政治文化也還有一段路要走，要在可預見時日內解決，豈為易事？

最具爭議，是因為一般民眾的政治生活還難有真正的審議民主，公共論壇的論辯與相互細膩地體認與包容異者，也還遠不到位。我們的政治文化還處於情感化、經驗化（雖然這是必備的文化因素之一），但理性化的思維與判斷還不成比例。缺乏了成熟而深刻的政治理性，我們就往往成為自己意識形態、歷史經驗的包袱。而兩岸關係的統獨爭議，卻恰恰須具備了冷靜理性來反思兩岸歷史經驗、文化與現實利益，從而才能掌握一切經驗現象下的底蘊真理。

指出在可預見的時日內（如五年內）能務實地、徹底解決兩岸統獨問題，並不代表我們不能於目前從程序上提出未來解決統獨爭議的先決條件。也就是說，要解決兩岸統獨的主權問題，就必須先在解決程序上有基本共識、基本解決條件（或前提）。

我們在現實生活中都知道，要解決較複雜的事務，就必須先掌握客觀條件，否則後續的結果就根本不可能出現。兩岸統獨爭議的解決也須從程序理性的角度來處理，也就是說，未來勢必要提到政治日程表上，但若要統獨問題能有合理的解決，則必須先滿足兩個基本條件。

事實上，在台灣社會裡這兩大條件早已有扎實的共識了。其一，幾乎沒有人會不要兩岸和平，不論是追求台獨或兩岸統一，一個合理的追求者應是以兩岸和平為前提來達到台獨或統一。其二，不論對台獨或統一者來說，兩岸民主乃是必要的客觀條件之一。因為一個不民主的集權社會不可能容忍台灣經過公民自決而獨立；而一個不民主的大陸要與民主台灣統一，那只會不斷限制、扼殺台灣民主生活的正常進行與發展（香港就是一個片面例證）。

因此，現階段我們對兩岸關係的答案，就是先針對這兩大條件來提出訴求：兩岸和平與兩岸民主！唯有在和平與民主的條件下，才有合理基礎來進一步討論統獨，而到那時，問題就相對簡單多了。

（社會評論者）

■向紅岩

新任文建會主委龍應台將於15日接任，不少文化界人士似有無限期許，紛紛投書關切叮嚀，希冀文建會勿以升格後預算倍增為喜，須提出具體政策，才能真正令人滿意；也直言近年來各國文化部之所以都在瘋文創產業，乃因過去推動的文化政策定義太過空泛，以致開始冠上「產業」二字，時時將「產值」這個看似具體的目標掛在嘴邊。

文化界人士多重申，在民主國家，文化只宜鼓勵，最忌諱政治干預。但政策補助方向、標準怎麼放，卻免不了政治判斷。相較文化界人士關切的如何提升全民文化素養，以及文化業者關切的如何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我更好奇的是，新任文化部長會如何看待且將如何接續文建會自1994年起開始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

1960至1970年代，國民黨主政推動資本主義現代化、工業化，大批人口離農、離土、離鄉，在精神上也脫離了對故鄉、本土的認同。因國民黨是外來政權，故貶抑或摧毀與土地相關連的歷史文化，讓民眾在思想與精神上與本土疏離，對其分化統治有隱性幫助；另方面國民黨要在台灣推動資本主義擴張與發展，除透過摧毀自然面貌與土地外，也必然要改變、轉化原本的生產及生活方式，以使資本暢行無阻。

1987年7月台灣解除戒嚴，國民黨內新舊勢力矛盾浮現、經濟秩序混亂，加上政治、社會反對運動興起，國民黨內新勢力藉此吸納資本家支持，以之抗衡舊勢力。至1990到1993年間，國民黨內新舊勢力雖暫時達成妥協，黨內派系卻因國家認同差異出現裂痕。新勢力李登輝執政後，開始建構一個「新國家」的誕生，其最直接的政策就是1994年文建會主導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民進黨執政後甚至成為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且一度被許多民間社團視為改變台灣社會的藥方。

然而，社造運動終究無法抵擋以「建設」為選舉鋪路的現實。1990年代以降，政府不僅透過設定「民主化」的「社區參與機制」作為發放資源的條文規定，同時又發展出一套社區主義論述，讓統治階級有效地將資本主義社會的內部矛盾，推卸給承案的人民團體去溝通弭平。但社區內部充斥地方派系與權力菁英，以致所謂的社區共識往往只是地方派系與權力菁英的少數共識，有能力冒出掌握資源的知識菁英，也隨即變成新的地方山頭，而處於權力外圍的社區底層民眾，在此參與機制下除了為各種方案構想提供假共識的背書外，實際上仍然無權過問社區資源的分配。

以硬體建設為主軸的「社區營造」，從一開始便政治力斧鑿班班，龍部長將如何處理這隻變形金剛，著實令人期待。

（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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