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UM-ASIA電子報摘譯
出處: FORUM-ASIA Fortnightly E-newsletter No. 100, 2 November 2009
摘譯：張雅涵（台灣人權促進會實習生）
人權團體大馬人民之聲（SUARAM）接受消息指出，四位斯里蘭卡大使館代表進入位於馬來西亞Johor的Pekan Nenas移民拘留所，強迫斯里蘭卡籍難民簽署遣返同意書。難民們在抗拒簽署之下遭受到斯里蘭卡大使館代表的毆打，強迫其簽署遣返同意書。這群被虐毆的難民屬於拘留所中108位由聯合國最高難民總署(UNHCR)所認定的斯里蘭卡難民的一部份。其中一位斯里蘭卡婦女於十月十三日便開始絕食，以作為身為UNHCR所認定的難民卻遭到拘留的抗議。陸續有九位婦人及五位男士加入絕食抗議。
122位斯里蘭卡人在九月八號於位於Johor的旅館中遭逮捕，其中108位UNHCR所認定的難民被送往Pekan Nenas移民拘留中心，另外14位尋求庇護者則被送往Simpang Renggam移民拘留中心。大馬人民之聲同時獲得消息指出，斯里蘭卡警方以提供工作為由藉機接近難民及尋求庇護者。受此事影響，大馬人民之聲被拒絕於KLIA拘留所外。大馬人民之聲意進入KLIA拘留所調查一項有關207位UNHCR認定的難民及尋求庇護者的拘留申訴。大馬人民之聲強力譴責斯里蘭卡當局暴力及強迫簽署遣返同意書的行為，也同時譴責馬來西亞政府為斯里蘭卡大使館的共犯，竟然讓斯里蘭卡大使館代表接近於收容所中的難民，並且要求馬來西亞政府當局應尊重不遣返原則，避免難民遣返回可能使其遭受審判及威脅的國家。最後，呼籲移民部讓大馬人民之聲及UNHCR得以進入拘留所中。
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South Korea)
/李怡俐(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班二年級學生)
今天起了個大早，去參觀了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of South Korea)。參觀完後，沿途上想到南韓和台灣就不免有所感概。先說說南韓好了。南韓國家人權委員會成立於2001年。（現在想想應該是金大中總統的政績吧。）歷任主委有人權監察使，律師或是學者。（我現在的比較憲法課老師就是前任主委。）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設立目標在監督政府施政或法案是否違反了人權，同時亦在防止國家機關或是私人企業侵害人民的基本權利。另外，也為南韓政府施政或是人權保障政策把關，也其更能跟上國際人權法的標準。因為這個目標，該人權委員會每年受理許多人民陳情的案件，也發表對政府的各項建言。為了自己的研究興趣，我也問了其受理有關轉型正義的案件及處理狀況，該委員會針對相關的事件出版了專門報告，且計畫將其內容轉譯成英文，要讓國際社會更知道其處理過去國家暴力的情況。而在和該委員會人員對談的過程中，我訝異地發現原來南韓法院的刑事庭，還在繼續審理有關光州事件的刑事案件。
在回來的路上，我和同行的老師聊到了南韓和台灣的狀況。兩個國家在民主化的進程上，雖然有差不多時間的起步，但在人權維護的機制和措施上，南韓真的做的比台灣多。南韓除了在1988年經由通過新憲的方式，成立了憲法法院外，亦在NGO的推促下，成立了國家人權委員會。這兩個雙軌的人權保障機制，在許多人權事件上發揮了重要的力量（最近南韓憲法法院的有趣案件是去年轟動全球的抗議美國牛肉進口案，當時爆發了大規模的夜間示威運動。由於南韓示威遊行法規定日落後不得進行戶外示威。因此，夜間示威的運動遭到當局的逮捕與起訴。今年九月，南韓憲法法院認定示威遊行法禁止夜間示威規定違憲，其侵害了人民集會遊行的基本權利）。例如在光州事件上，光州的受害者不僅透過憲法法院的解釋，有了法律訴訟的機會。而後的國家人權委員會，亦讓人民有管道可以揭發或是防堵類似事件的再發生。簡言之，國家人權委員會是扮演事前預防的積極角色，而憲法法院則是發揮了事後訴訟救濟的功能。而此點的重要性更在，南韓透過人權機制建立，讓南韓人民可以更有勇氣地面對過去國家暴力的事實，藉由人權機制的運作，讓後生的民主政權可以藉由法治清楚地和過去的獨裁政權做個切割，並且減低或終結不被過去邪惡鬼魅糾纏的可能。
比起南韓，我們的人權保障機制就弱很多。儘管民主化後，大法官的釋憲功能已較能發揮，但這僅能提供事後的救濟機會。加上抽象違憲審查的限制，大法官在具體案件的人權救濟上，始終有種緩不濟急的缺憾。國會立法的法案或是行政部門的施政並沒有前階段的監督，這也使得人民權利受侵害的風險始終居高部下。我們的NGO儘管活絡在各項人權議題，但缺乏在官方的機制，管道及場域可以先前地在政策或法案擬定時發揮力量下，總少了可以集結更多資源與發揮更大影響力的可能。（仔細想想，國家人權委員會成立也曾二千年政黨輪替時，成為一個議題。只是歷經政黨惡鬥後，隨著政黨的再次輪替，這個議題也就消聲匿跡了許久。在現在馬政府高唱經濟價值高於一切價值的時候，這個議題想要起死回生的難度又增加了許多。）如何制度化台灣的人權保障，對關懷人權議題的有志之士來說，仍是一個要繼續努力和行動的目標。
缺乏一個比較健全的人權機制，也使得我們在面對國家暴力的議題上，始終面對過去鬼魅糾纏的窘境。相較於南韓，國家暴力的議題在民主化的推展上被政治化地解決，妥協協商後的結果，也讓大是大非的議題演變成各說各話的狀態。在沒有厚實法理的基礎下，該負比較大責任的政黨總是用搓湯圓的方式擺脫其該負責的政治責任與法律責任。在缺乏法理的支撐下，各方對過往歷史的詮釋始終呈現不一致的狀況。在缺乏公正可信的決定時，人民亦無法形成社會共識並了解到誰該負起較大的責任，並且對此責任採取具體的補救措施，這不僅影響了政黨間的競爭公平性，也影響了別人如何看待我們保障人權的成績。
參觀完一個南韓的重要人權保障機制，不禁讓我又想多說了一些話。該做的事情，還是很多。我想我們就繼續努力，繼續走吧！（下一站是南韓憲法法院，應該會有更多精彩的事情，到時候再說！）
國際人權新聞摘譯
/張雅涵（台灣人權促進會實習生）
位於東京一個狹小擁擠的公寓中，志工們正在教來自緬甸的尋求庇護者如何做出同時具有日本流行時尚風味且帶有緬甸傳統刺繡的服裝。
他們希望這個計畫能夠讓像Lu(非真名)這樣的女人勉強維持生計。自Lu拋棄她的丈夫及小孩逃離緬甸已經過了三年。她在初到東京時即刻尋求庇護，但也立即被送往移民羈留中心，並且在那裡度過了一年。兩年過去了，她仍在等待她身分的最後判決。每一天都是煎熬。如每一位在的日本尋求庇護者，她被日本政府拒絕財務救濟並同時被與以禁止工作。「我並不被允許工作，但如果我無法工作，那我就沒辦法活下去。我無法得到任何財物救濟，我只能靠自己養活自己。」當她被問及在日本的經驗，她顯然相當煩亂。 「我愛我的國家但我無法再待在那裡。」「當我來到這裡，我相信日本是一個敞開雙臂歡迎我的民主政體，因為我是一位難民。但事實上並沒有。我為我的未來感到害怕。我很傷心。」日本為最大的對海外難民提供經濟救濟與援助的給予國之一。但批評者表示，這是在與日本境內尋求庇護者所受的待遇相較下而產生的鮮明對比。其他360人因基於人道理由被給予特殊居住允許，但比起認定的難民擁有較少權力及福利。
不被歡迎
難民認定數量低的部份原因是，在日本申請難民地位的數量相對來說已經相對減低。相對來說，日本較難成功申請到難民地位，並且對於許多尋求庇護者來說，日本普遍存在著語言挑戰。人口的流動，往往是向外而非向內，並且傳統上，政府因為擔心移民可能損害社會凝聚力而採取嚴格的邊境管制政策。人權團體如 Japan Association for Refugees (Jar) 表示這樣的系統是對外來者表示不歡迎的。他們表示，因為溝通問題且加上缺乏適當法律協助及獨立申請程序導致過去以來的高申請回絕率，並且阻礙了部分人士的申請意願。像2005年高調驅逐已由聯合國認定為庫德族難民這樣的事件來看，在日本申請合法難民身分顯示為不理想的抉擇。Jar主要負責人Hiroaka Ishii表示，「日本想要被視為人道主義巨人，要被這樣認為，日本必須好好檢視它對待國內國外人民的差別。」「我覺得我們需要一個更寬容的態度。」
經濟困難
對於那些申請難民身分的人來說，他們會發現自己和Lu身處相似的情況─缺乏經濟救助的管道，並且無法合法工作。儘管少量的金錢救助經由外國政府部門給予那些被認為最需要經濟救助的尋求庇護者，但他們並不被允許一般的公眾救助及健康保險。儘管仍有相當少數的尋求庇護者被允許保障，但比起日本人民所擁有的社福保障，他們所接受的經濟援助金額仍相當低，並且保障通常只維持數月(雖可視情況延期)。提倡團體表示尋求庇護者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並且經濟困難問題因為尋求庇護人數增加，但救助的基金卻沒有成比例增加而更加惡化。Ishii先生說：「從06年以來，至日本的尋求庇護者迅速增加。」「這造成許多問題，不管是以尋求庇護者所得的經濟救助或等待申請核准的時間來看。許多人正在受苦煎熬著。」
「現今在日本，法律無保證提供最低的安全網保障給尋求庇護者。」Jar與其他提倡導團體正呼籲改變。日本外交部在被問及意見時告訴BBC，「我們會繼續考慮對申請者採取必要的保護措施...在詳細檢視申請者所面臨的處境之下。」
冗長的等待過程
聯合國難民署派日本代表Johan Cels對於正在等待身分審核的難民其需求表示同意。但他同時表示表彰正面的改變也是相當重要的。「去年的比例其實是相當高的(核發難民身分通過率及因人道理由核准的居留)，這也是一個進展。」他進一步表示，明年針對緬甸難民所試行的再定居計畫(resettlement program)是一里程碑，雖然一年的計畫參加者只有30名。2004年相關政策在某部分開始放鬆，例如取消入境後60日須申請難民身分的限制。向前看，他是戒慎但樂觀的。「新的政府對於日本國內外的難民議題已經有相當探討。我們希望它能落實成實際的行動。」Ishii先生也希望由民主黨所領導的新政府能為庇護政策帶來新風貌。他表示，「在聯合政府中許多議員都對難民議題表達關切。」「許多人現在都位於執政黨的位置，我們當然期待改變會發生。」但對於像Lu這樣的人來說，它們來的並不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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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慶祝絲絨革命20周年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8363827.stm 2009/11/17
捷克與斯洛伐克紀念絲絨革命-結束共產政權的捷克斯洛伐克的革命-20周年 5,000名民眾循著當年布拉格學生遊行而改變捷克斯洛伐克歷史的路線走上街頭。1989年，共產黨在成千上萬人參與、連續長達12天的示威遊行後終於交出政權。領導絲絨革命並在後來成為總統的異議劇作家哈維爾是其中一位街頭上的抗議者。他是從前和現在學生在 Albertov district -座落許多查爾斯大學學院的區域-街上的一份子，跟隨著當年十一月十七街上的腳步。
革命起於錯誤的謠言
20年前的聚集始於一場官方批准的示威，但其中數千名學生失控並嘗試接近溫塞斯拉斯（Wenceslas）廣場。星期二的人群包括老中青，有些推著娃娃車，有些帶著捷克國旗，跟著路線前進至Narodni 街。「我帶著希望來到這裡。那真是一股美好的感覺。」現今45歲，當初在89年加入示威遊行的學生Narodni 回憶著。她說她再次來到這裡是為了慶祝。「不是每件事都是完美的，但大抵在正確的軌道上。」，她補充說道。Narodni 街現在的特色是一個小紀念碑-紀念當時被鎮暴警察包圍、毆打的人們。一個錯誤的謠言-可能由當時共產秘密警察所散播-有關其中一位學生被殺的消息傳送了一股憤怒的浪潮至捷克斯洛伐克的社會中，也促使了憤怒的示威活動。這一天現在是公定假日，對於捷克人及斯洛伐克人來說，這是一個慶祝自由民主20周年的機會。
雖然政治人物已經退居成非要角，哈維爾先生、現任總統Vaclav Klaus、首相Jan Fischer 與數百位群眾在紀念碑旁點燃燭光、擺放鮮花，追悼紀念這場粗暴殘酷的衝突，「這場遊行推動了歷史。」哈維爾先生說。遊行者在後參加一場紀念演唱會，與會的有哈維爾先生及美國民謠歌手瓊‧拜雅。
在早先星期二一場對捷克議員的演講中，哈維爾先生向那些推倒共產政權的人們致敬，包括他已逝的妻子Olga。「我們通常都會遺忘我們的同志、朋友、那些在每天日常生活中有著開放心胸的人們。」他說，並且繼續追憶那些當年示威後已逝的人們。在一項聲明中，美國國務卿總理希拉蕊‧克林頓同樣推崇說：「我恭喜捷克與斯洛伐克20年來的自由民主，並且再次向我們堅強的盟友保證我們的承諾。」在布拉格由哈維爾先生所策劃的一場週末演唱會，美國總統歐巴馬在錄製的影像中說：「你們的精神、你們的勇氣鼓舞了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