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潮綠沙龍】環境教育對人的影響 @採訪、撰文/林東良

前情提要

本次黑潮綠沙龍專欄由黑潮特派員東良，以"環境教育對人的影響"為題，採訪師大環教所的教授周儒老師，所撰寫而成。結合東良過去幾年核心參與黑潮事務，在海洋環境教育推廣的第一線工作經驗，以及目前赴京求學、在環教學科的學習心得，完成出了這篇兼具思考與對話的採訪側寫。      

      是一通深夜打來的電話。雖然我才剛躺下不久，卻已經睡的很沈了。洪亮在電話那頭聽來是興奮的，因為三月黑潮的夥伴們都去池南聽了周儒老師的演講，可能是知道打擾了我的睡眠，語氣顯得歉疚而倉促，大意說明希望請我訪談老師，關於環境教育對人的影響。

    說實話，接下任務時心情並非平靜的。對我而言，即使已經拜入師門，也正修習著老師所開設的課程，但還是有種將與大師對話的緊張與興奮。當然老師平常所留下的印象是親切和藹的，上課也很活潑，課堂中老師舉的例子和描述方法時常讓我獲得啟發。

    所以那種興奮與緊張，應該是來自於我對周儒老師的景仰。

                左起周儒教授、王順美副教授、張子超教授。(攝影：江懿德)

如果事實是種子，可在日後產生知識和智慧，那麼情感和感受就是種子的沃土，而童年時光是準備土壤的階段。——瑞秋‧卡森

    直到開始訪談的這一刻，我仍在想著訪談自己的指導老師，那畫面該是甚麼模樣？老師是一座寶山，但我目前為止只是這座山林的「使用者」，鮮少成為「探索者」。因此我必須從一位汲取老師身上知識與經驗的學生，轉變為挖掘的採訪者。越是這樣想，越想不到訪談會是如此輕鬆的開場，與那些課堂上、研究室日常所累積的印象無異，讓我突然明白，其實這只是一場老師與學生的meeting，而我居然要將meeting心得回饋成訪談側記，突然有些害羞。

     當然這次meeting的內容有些不同，多數是老師的人生經驗，是關於老師的故事，但卻也是”環境教育對人們的影響”的其中一種解答。

     環境教育就像是種子，有時候種子大的像是一場事件，有時候小的像是一個動作，或者一句挑戰自己心理價值觀與外在行為的一句話。「一種生物只准收一個。」過去習以為常的採集方式，突然被這句話所震盪而重新思考行為背後的意義，那這句話就是一個種子，在老師大三那一年被一位來自美國的交換教授埋進心中。現在的野外採集當然已經有可依循的採集倫理，但在當時並未建立，卻在海洋生態學的課程中受到教授的啟迪，也因著自己對環境這樣大的項目更感興趣，逐步開啟了關心環境投身環境教育的窗。

  兒童自然體驗是環境教育開花的一種方式，還有更多等待著我們一同實踐。(攝影：林東良)

     到了美國老師看似順利的進入研究所碩一下學期，卻也因為不曾真正接觸過環境教育而迷惘，然而教授瞭解老師「過去在臺灣從來沒有環境教育，當然無法理解在唸的是甚麼，和有沒有意義。」便鼓勵老師到現場看一看，而在美國國家公園實習的六個月，吸引了老師一輩子。在當時，紐約州立大學的環境教育是一個跨領域的學科，念環境教育的同學，並非有著強硬的標準課程，而是依著各自的興趣與專長將環境教育融入其中，因此不會是學生問「我該學甚麼？」反倒教授肯定會問「你想學甚麼？」

        環境教育的意義與對人的影響是甚麼？我彷彿是從這一刻，才開始往更深的山谷裡走去，才開始挖掘，才開始認真的問自己過去一直認為自己在做的與現在在學的環境教育，究竟想追求的意義是甚麼？「現在我們上課給了學生環境教育太多的定義，太多前人的案例，但是學生可能更需要去問自己為什麼要學環境教育？」校園提供學習者多方的領域，就像電視台一般也許某個契機當我們轉到感興趣的視窗，那扇窗便真實的在我們的生命中開啟，引領我們入門並培養專業知識與能力，但在校園裡卻不一定找得到答案。因此我可能是一個反例。

        由於過去在黑潮的工作經驗，已經讓我在教育看見改變的可能，於是選擇回到校園充實自己的能力與專業。因為現場的經驗，讓我確定環境教育在心中的價值，才能更具使命的將自己投注其中，那現在的我應該找尋與挖掘的便是自己內在對環境的終極關懷。

    「在1992年地球高峰會之後，給予了整個世界環境與保育更不一樣的視野。環境教育並非單純的知識學習，而是我們人類社會與地球永續的問題。」臺灣環境教育推行逾二十年，臺灣社會亦經歷了不同的階段，近年環境議題逐漸受到國人關注，可見環境素養的建立與社會品質的提升，不僅是我們從環境與永續的角度在努力，「當然也有其他人從藝術的角度、用音樂的力量在提升社會品質。譬如說紙風車劇團，就是用藝術、音樂、戲劇的力量在影響社會。」透過藝術的包裝，讓環境教育與美結合，亦將帶給社會不同程度的震盪。

                 2013年3月9日反核遊行街頭許多人發揮創意，並結合插畫、音樂、設計等藝術將理念                       傳達更多人。(攝影：陳玟旭)

       這樣的變化，我們都無法排除任何人的參與，因為「推動環境教育需要多元的夥伴，不同單位會找出自己在環境教育上的角色。」不論是政府、學校、NGO/NPO等組織都是讓機器轉動的齒輪，「但更重要的是在提升臺灣環境與社會品質所貢獻出來的資源力量，以及那種彼此的信任和對更美好未來的追求。」

      環境永續及提升社會與生活的品質是我們的願景，過去的努力與經驗都成為了現在的基石，現在「臺灣也已經從模仿階段，開展出自己的模樣。」可以更大膽的往下一階段邁進，「要發展出臺灣社會所需要的，包括環境教育我們都是對這個社會品質提升的提案者！但絕對不是唯一的提案者。千萬不要關起門來，要互相傾聽。」因為追求更美好未來的每一份提案都是一種可能，卻非必然的選擇。我們必須保持開放的心來傾聽與溝通，才能夠看見核心問題的所在，而非耽溺於非黑即白的二元化思考模式。

     環境教育可跨足的領域多元，然而臺灣社會所建構出的主流價值，仍不斷的影響著年輕人去建構自己成為「不一樣的我」。或有青年對環境教育感到興趣，卻可能猶疑著內在價值的對抗。「以自己過去的經驗做基礎，但不要限制了自己，不要因為害怕失敗而不敢投入，如果沒有全力以赴，又如何能夠找到安身立命的機會？」這是老師給予的建議。年輕人應該給自己一次機會，而環境教育是真實的提供了這一個選項，讓未來有另一種可能。

受訪 /周儒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教授

採訪、撰稿 /林東良

 花蓮土生隨便長的海子。在黑潮經歷六個夏天也工作兩年之後，目前人在師大環教所就讀，越接近夏天的酷熱分外心念著家鄉的海。

【黑潮觀點】從環境教育到環境行動 @文/許世璋

                                            攝影/林東良

環境教育是「一種教育過程，在這過程中，個人和社會群體了解他們的環境，以及組成環境的生物、物理和社會文化因子間的交互作用，並得到必需的知識、技能和價值觀，進而能個別或集體地行動，以解決現在和將來的環境問題（UNESCO, 1978）。」換言之，環境教育並不是自然研習、戶外教學，或只是環境知識的傳遞，它是一種價值教育，強調環境行動及問題解決，必須透過公民社會的運作來達成。

由於環境教育強調環境問題的解決，因此，自19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國際環境教育學者逐漸取得共識，認為環境教育應以培養國民環境行動及解決環境問題的技能為首要目標，如此才能解決現在與將來的環境問題——這些行動被稱為環境行動（Hungerford & Peyton,1976）或負責任的環境行為（Hines,1985），可分為下列五項:

1.  生態管理：藉著日常居家生活中所親自採取的行動，來直接達到保護環境的目標。例如資源回收、栽種花木、節約用水用電、垃圾減量等。

2.  消費者/經濟行為：藉著個人或團體所能採取的經濟支持或抵制行為，來達到保護環境的目標。例如避免購買會造成污染的產品、抵制不重視環保的廠商、用金錢贊助環保團體等。

3.  說服：藉著個人或團體所採取的訴求，來影響他人支持環境保護。例如告訴他人可採取那些行動來解決環境問題、勸告他人停止破壞環境的行為、公開表達支持環保的意見等。

4.  政治行動：藉著個人或團體所採取的政治行動，來達到保護環境的目標。例如投票、遊說政治人物、集會遊行等。

5.  法律行動：藉著個人或團體所採取的法律行動，來達到保護環境的目標。例如檢舉環境破壞事件、幫助主管單位加強環境法規的落實等。

從環境行動的五大內涵來看，國人所熟悉的「在家做環保」大都僅屬於「生態管理」的範疇，至於其它的「消費者/經濟行為」、「說服」、「政治行動」、與「法律行動」則顯得較被忽略。然而，從環境問題形成的因素，以及民主社會環境管理的機制來分析，單只培養出注重「在家做環保」的民眾是否真能解決台灣目前的環境問題？

環境行為模式（behavior model）

由於負責任的環境行為一直是環境教育所欲達成的重要目標，1980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環境行為研究出現，環境教育學者藉由制定了行為模式來解釋環境行為之形成與改變。Hungerford & Volk認為負責任的環境行為發展過程，會受到環境敏感度、生態學知識、對環境議題興趣與了解程度、採取環境行動策略的知識與技能等變數產生影響；此外，生命經驗的影響有助於養成一個能積極採取行動的環境公民。

有關重要生命經驗的研究創始者Tanner (1980)透過分析許多美國自然保育家的傳記時，驚訝地發現他們共同具備的一個生命經驗，即童年時有許多時光能夠獨自或與三兩親友徜徉在自然環境中。接著，Tanner進一步以「生命中有那些重要的影響造成你選擇保育工作？」為題，問卷訪問了全國性環保團體的工作人員結果發現最常被提及的重要影響是「與自然經常地接觸」，其次依序為「父母」、「老師」、「書籍」、「父母老師以外的其他成人」、與「心愛地方的消失」。

後續的研究者Chawla進一步建構出了影響環境公民形成的生命歷程(表1)，其顯示，在18歲以前，較重要的影響因子依次為「接觸自然」、「家人」、「環保/戶外 團體」、「教育」、「社會正義」、與「棲地破壞」；至於大學階段，較重要的影響因子則為「教育」、「朋友」、「環保/戶外 團體」、「社會正義」、與「書籍」；進入成人社會以後，較重要的影響因子依次為「環保/戶外團體」、「職業」、「朋友」、「原則/宗教」、「棲地破壞」、「污染」、與「書籍」。

環境教育出可以教出解決環境問題的公民嗎？

越來越多的歐美環境行動研究發現，單只具備環境知識與環境問題的覺知，並無法成功地轉化為環境行動，甚至有時還會造成學生們的無力感。過去十多年來，台灣由於缺乏足夠的環境行動研究，國內的環境教育學者很難建構出有理論根據與經過實證的環境行動教學模式。因此，台灣大多數的環境教育課程規劃依然接受「知識-態度-行為」理論，學生學習以知識背誦為主，僅吸收零碎片斷的環境知識，因此難以內化，也無法與生活相聯結

因此，台灣環境教育的目標設定與課程內容都需要全面的檢討，應該更重視影響環境行動的關鍵因子：如採取環境行動策略的知識與技能、環境責任感、內控觀等，亦該訓練學生以整體性的觀點來分析環境問題，並以行動技能培養為導向，畢竟環境教育的目的不在知識傳遞，而在於實踐，包括個人生活方式的改革，以及改變社會結構，使之更符合生態永續與社會公義。

在一個民主的社會，環境公民必須懂得行使「生態管理」、「消費者/經濟 行為」、「說服」、「政治行動」、與「法律行動」這五大類環境行動，環境問題才可能獲得解決。然而，台灣的環境教育論及環境行動時，往往偏重於獨善其身的個人環境行動，大多集中於「生態管理」的範疇，即個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環保，而忽略了以群體方式行使的公民行動，諸如「消費者/經濟行為」、「說服」、「政治行動」、與「法律行動」等，使得解決環境問題的效果大打折扣。

以環保署為例，長期推動資源回收與垃圾分類，結果造成大部分的學校體系以為環境行動就只是個人做些垃圾清除、廁所清潔，及資源回收而已，而台灣的資源回收率長期以來總是低於3% (環保署, 2000)，也正是因為欠缺了以群體方式行使公民行動，所以無法督促政府形成有利環境的政策或法令。再以台北市的垃圾處理為例，當台北市民的環境行動不再侷限於個人的資源回收，而形成公益團體向市府與其他市民進行「說服」、「政治行動」、與「法律行動」時，才促使市府落實「垃圾費隨袋徵收」的政策，也因此讓市民的資源回收率一下子躍升數倍。由這簡單的實例可知，要有效解決環境問題，環境教育必須培養出懂得行使「說服」、「政治行動」、與「法律行動」的公民。

過去十年來，台灣的環境事件層出不窮：從各橫貫公路沿線大規模的違法濫墾；西部各河川的盜採砂石與毒物棄置；不肖民代為謀取工程利益所創造出的大量不當工程，造成全省溪流的水溝化，美麗海岸線的消波塊化；西海岸濕地因人為破壞而全面消失中……從這些台灣所面臨的重大環境問題來分析，幾乎都不是獨善其身的個人環境行動(如垃圾清除與在家省水省電等行為)所能解決，我們需要的是能以群體方式行使環境行動的公民團體。

回顧了美國環保運動二十多年來的發展，Tanner (1998)發現環境保護唯有透過政治上活躍的公民才能成功。要等待政府、私人企業、或立法機構，主動來保護環境，在民主社會中是不可能的，因為將會遭遇利益團體強大的反彈，唯有透過政治上活躍的公民所形成的壓力團體不斷地施壓，政府、私人企業、與立法機構才會來保護環境。Tanner特別強調，若要有效解決環境問題，僅是獨善其身去作些資源回收、發展環教教材、或吸收環境資訊，絕對是不足的，必須要懂得且願意去行使有利環境的說服、法律、政治等行動，或奉獻時間金錢給環保團體，形成壓力團體來施壓。

因此，台灣的環境教育應鼓勵人民多參與環保團體，也該主動與環保團體合作，充分利用環保團體所能提供的教育資源，一起來提升人民的環境素養。因為，在一個民主化的社會中，環境管理中的決策傾向於「多元」和「公共」的範疇（高明瑞, 1994），而在這樣的決策過程中，怎樣透過法律與政治管道去表達意見，尤其以團體的方式去表達，將會是解決環境問題的重要關鍵。

檢視台灣的環境教育

台灣過去的環境教育內容，大部分放在環境知識的層面上；這些年來，開始注重有關環境議題的深度知識，偶爾提及一些環境行動策略，但情意領域的(如社會正義感、群體的努力、對理想的堅持、由他人生命得到的鼓舞、對自然的愛等)教學目標似乎仍沒受到足夠的重視。環境教育的目標不該只涵蓋認知領域，而必須得同時提升認知技能與情意領域的環境素養。由於台灣的環境問題錯綜複雜，很多時候即使長期的努力依然無法改善，正如同Chawla (1999) 與 Hicks (1998) 的研究顯示，如果要培養出一個能承受行動挫折，堅韌不屈的環境公民，那麼情意因素將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以下分述之：

１．環境敏感度

Tanner(1980)表示，課堂上課的效果極其有限，環境敏感度的養成需長期深刻的自然體驗，並藉以下方式提升：

（1）在成長過程中，能以獨自或小團體的方式，經常地接觸大自然；（2）能有親身目睹美好環境遭破壞的經歷；（3）在成長過程中，受到熱愛自然的長輩（尤其是老師或父母）或同伴的影響。因此，學校的環境教育課程，該創造讓學生與非正規環境教育機構接觸合作的機會，例如熟悉國家公園的解說資源、到非正規環境教育機構戶外教學、或鼓勵學生參與環保團體的自然體驗等。

2. 控制觀

控制觀可藉以下方式提升：（1）讓學生多了解一些台灣環保運動或自然保育成功的個案(例如清水溝溪自救史、關渡自然公園案、反關西工業區開發案、反花東水璉電廠案、達娜伊谷護漁)。（2）最佳的方式乃是製造機會，讓學生能成功解決自己社區或校園的環境問題，或與環保團體一起為環境議題而行動，經歷勝利的喜悅。(3) 讓學生分享一些環保運動者或自然保育者的心路歷程，以感受那些為公益付出的豐富心靈。

3. 環境責任感

一個人通常會拒絕承擔環境責任基於以下的理由：(1)認為是別人的責任與過錯；(2)認為環保行為並不可行(Gigliotti,1990)；(3)認為環境問題並不嚴重且終必被科技所解決(Gigliotti,1994)。因此，為了提升環境責任感，建議環境教育者該幫助台灣人民：(1)了解生態平衡與人類生存的緊密關係；(2)了解個人生活對環境造成那些衝擊；(3)明白科技並不能解決所有的環境問題；及(4)省思個人的生活方式，且評估那些替代行為較有益於環境。 另一方面，以「環境議題」為中心的教學並不是只能涵蓋「事件」，亦可選擇與環境議題有關的「人物」或「生命故事」，如此將更有助於情意領域的教學目標(如環境責任感、內控觀等)之達成。

4. 環境態度與價值觀

至於正向環境態度的形成，筆者回顧許多教育介入課程，發現成效並不顯著，故Newhouse (1990)主張正向環境態度的形成或許來自於生活體驗，而非某些特定的教育活動可達成。因此，教師的身教相當重要，要讓學生感受到一種能促進社會整體利益，而非使少數人穫利的環境態度與價值觀。亦可嘗試讓環境教育與生命教育相結合(如分享史懷哲、陳五福、白光勝等的生命與文章)，引導學生去建立一種愛與奉獻的生命觀，畢竟這樣的生命特質，與願為公益挺身而出的環保人士之人格特質，是極為相似的。

5. 行動意圖

行動意圖的產生，與認知（如採取環境行動策略的技能與知識）及情意變項（如控制觀、環境責任感）均密切相關。行動意圖的產生亦需要情況因素的配合(如有選擇與行使環境行為的機會、社會支持度、與他人的合作等)(Hines, et al. 1986/87)。因此，學校與社會環境教育機構應緊密合作，以提供人民適當的社會背景，使人民能被積極賦予能力(enpowerment)和採取行動來改善環境。舉例而言，一個鄉鎮的資源回收運動，若能受到學校校長老師、地方領袖、縣政府、民間團體、及其它社教機構的支持，將可大為提高人民採取環境行動的意圖。

愛是一切的根本

生命是由一連串的回憶與故事所組成，而我們都生活在台灣這片土地上，各自編織著自己的回憶與故事。而成功的環境教育絕不僅是述說著自然的故事，最重要的，她必須要喚醒我們的熱忱與愛，讓我們能夠與我們的親友、鄰居、同胞，一起來發展屬於「我們共同的」回憶與故事，並且願意且驕傲地把我們所生活的土地稱為「家園」，進而挺身保護之。

這些年來，我一直從事環境教育與自然保育的研究與教學。常常，因這土地上貪婪、短視、粗暴的人心而憂愁痛心；但另一方面，每當我看到那許許多多默默付出的高貴心靈、學生們那摯真善感的情懷、以及那壯麗且陪我成長的中央山脈，總感到無比的感動與愛戀，並重新獲得希望與力量。

台灣的自然保育運動基本上是一場心靈的爭戰，是公益與私利的角力，也是價值觀的抉擇，不幸的是，保育始終處在絕對的弱勢，我們孩子們的福祉不斷地被犧牲。以台灣目前的經濟水準，再對照西方國家的發展經驗，如果台灣是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像「荒野」、「主婦聯盟」、「鳥會」、「黑潮」這樣的公益團體會員數早就該達到數百萬人的規模，可惜的是，這數目連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都還不足。這也難怪我們的自然保育，往往只能在部分小戰役中取得局部的勝利，但卻無法挽回全面戰線的潰敗。我們的教育造就出的是，如何在競爭中取勝對方，並為自己家人謀求最大利益的個人；而不是一個堅持理想、愛、與良知，懷抱著憐憫與包容，願意為公益挺身而出的公民！這是所有台灣的教育工作者都該深刻反省，並去承擔責任。

要去改變一個滿腦子只有貪婪與私利的黑金政客，並不容易。但去教育出懂得向自然學習尊重與謙卑，並願意承擔責任的下一代，似乎希望就大得多。過去幾年來，我在教育現場中，親身感受學生們那真摯柔軟的心，若給予適當的啟蒙與引導，他們的改變與成長是何等巨大。雖然教育的效果是緩慢的，但卻是自然保育最有效的根本工作。

在這動盪的世局，我想，我們都沒有絕望的權利，因為我們的付出還可以更多。望著窗外夕暉下美麗的中央山脈，我內心不禁又充滿了感恩與讚美，讓我們再次為這塊土地默默地祝福，也讓我們攜手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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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

周儒、張子超（1995）民間團體推動環境教育模式之研究Ⅰ。 國科會計劃編號：NSC-84-2511-S-003-004Z。
高明瑞（1994）自然資源保育與管理。淑馨出版社，台北。
梁明煌、蔡慧君 (2000) 教育部國家級環境教育政策與行動中程計畫規劃。教育部環保小組。
陳玉峰 (1997) 台灣生態史話。 前衛出版社，台北。
許世璋 (1999) 環保團體成員負責任環境行為的預測變項之比較研究. 國科會八十八年度專題研究計畫 NSC 88-2511-S-126-001。
許世璋 (2000) 大學環境教育課程介入研究－ 著重大學生環保行動及其相關因素之成效分析。國科會八十九年度專題研究計畫 NSC 89-2511-S-259-001.
楊冠政（1997）環境教育。台北：明文書局。
劉潔心、晏涵文（1996）師範院校環境教育介入研究—著重師院學生負責任環境行為及其相關因素之成效分析。 八十六年度環境教育研討會論文彙編：49-70。
環保署 (2000) 台灣地區環境資訊。

Borden, R. (1984-85). Psychology and ecology: Beliefs in technology and the diffusion of 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6(2):14-19
Cantrill, J. G. (1992). Understanding environmental advocacy: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the role of cognition.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4 (1):35-42.
Chawla, L. (1999). Life paths into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action.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31(1):15-26.
Chin, C. C. (1993).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Behavior of Secondary Students and Pre- and In- Service Teachers in Taiwan.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Iowa.
Dunlop, R. E., & Mertig, A. G. (Ed.) (1992).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The U.S. Environment Movement, 1970-1990. Taylor & Francis New York Inc.
Engleson, D. C. (1985). A Guide to Curriculum Planning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Wisconsin Department of Public Instruction, Wisconson.
Fein, J., Heck, D., & Ferreira, J. (1993). Teaching for A Sustainable World, UNESCO.
Gigliotti, L. M. (1990).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What went wrong? What can be done?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2 (1): 9-12.
Gigliotti, L. M. (1994). Environmental issues: Cornell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take action, 1990.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6 (1):34-42.
Hicks, D. (1998). Stories of hope:A response to the ‘psychology of despai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4(2):165-176.
Hines, J. M. (1985). An Analysis and Synthesis of Research on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at Carbondale.
Hines, J. M., Hungerford, H. R., & Tomera, A. N. (1986/87). Analysis and synthesis of research on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 meta-analysis.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8(2):1-8.
Hsu, S.J. & Roth, R.E. (1998). An 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al literacy and analysis of predictors of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held by secondary teachers in the Hualien area of Taiwa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V(4): 229-249
Hsu, S. J. & Roth, R. E. (1999). Predicting Taiwanese secondary teachers’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through environmental literacy variables.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V30(3):15-22
Hungerford, H. R., & Peyton, R. B. (1976). Teaching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ortland, Me.: J. Weston Walch.
Hungerford, H. R., Peyton, R. B., & Wilke, R. J. (1980). Goals for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1(3):42-47.
Hungerford, H. R., & Tomera, A. (1985). Science Methods for the Elementary School. Champaign, Ill.: Stipes Publishing Co. Columbus, Ohio:ERIC/SMEAC Information Reference Center. ED 260921.
Hungerford, H. R., & Volk, T. L. (1990) Changing learner behavior through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1(3):8-21.
Marcinkowski, T. J. (1988). An Analysis of Correlates and Predictors of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at Carbondale.
Marcinkowski, T. J., (199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literacy and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Unpublished paper, Florid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arcinkowski, T. J., & Rehring, L. (1995). The Secondary School Report: A Final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Pilot Testing, Validation, and Field Testing of -- The Secondary School Environmental Literacy Assessment Instrument. Research funded by the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Newhouse, C. (1985)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Factors in Church Members and Environmentalists.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almer, J. A., & Suggate, J. (1996). Influences and experiences affecting the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educator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2(1):109-121.
Palmer, J. A., Suggate, J., Bajd, B., & Tsaliki, E. (1998a).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dult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n the UK, Slovenia and Greec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4(4):429-444.
Palmer, J. A., Suggate, J., Bajd, B., Hart, P., Ho, R., Ofwono-orecho, J., Peries, M., Robottom, I., Tsaliki, E., & Staden, C. (1998b). An overview of significant influences and formativ experi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dult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n nine countrie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4(4):445-464.
Palmer, J. A., Suggate, J., Robottom, I., & Hart, P. (1999). Significant life influences and formative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dult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n the UK, Australia and Canada.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5(2):181-200.
Ramsey, J. M. (1989). A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Issue Investigation and Action Training on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 Seventh Grade Students. (Doctoral dissertation,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at Carbondale)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49(7):1754-A.
Ramsey, J. M. (1993). The effects of issue investigation and action training on eighth-grade student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4(3):31-36.
Ramsey, J. M., & Hungerford, H. R. (1989). The effects of issue investigation and action training on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 seventh-grade students.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0 (1):29-34.
Ramsey, J. M., Hungerford, H. R. & Tomera, A. N. (1981).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action and environmental case study instruction on the overt 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eighth-grade students.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3(1):24-29.
Roth C. E. (1992). Environmental Literacy: Its Roots, Evolution, and Directions in the 1990s. Columbus, Ohio:ERIC/CSMEE.
Sia, A. P., Hungerford, H. R., & Tomera, A. N. (1985/86). Selected predictors of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 An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7(2):31-40.
Simmons, B. (1991). Are we meeting the goal of responsible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n examination of nature and environmental center goals.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2(3):16-21.
Sivek, D. J. (1987). An Analysis of Selected Predictors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Three Conservation Organizations.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at Carbondale.
Sivek, D. J., & Hungerford, H. R. (1990). Predictors of responsible behavior in members of three Wisconsin conservation organizations.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1(2):35-40.
Tanner, T. (1980). Significant life experiences: A new research area i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11(4):20-24.
Tanner, T. (1998). Choosing the right subjects in significant life experiences research.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4(4):399-417.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1978). The World's First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Tbilisi. Columbus, Ohio:ERIC/SMEAC Information Reference Center. ED 179408.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1980).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the Light of Tbilisi Conference. Paris, France: Author.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1988). International action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ince the Tbilisi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Action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the 1990s. Columbus, Ohio:ERIC/SMEAC., ED 307144.
Van Liere, K. D. & Dunlap, R. E. (1978). Moral norms and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n application of Schwartz's norm-activation model to yard burning.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8 (2):174-188.

作者簡介:

許世璋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專欄介紹                       

【黑潮觀點】專欄，是由結合了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中董事會、工作人員、資深解說員、資深志工等各個領域的夥伴所組成的"黑潮寫作群"所執筆。黑潮觀點的關懷領域遍及生態、議題、海岸、海洋、教育等層面，書寫出一篇篇有批判、有紀錄、有思考的文字，蔚然而成獨立並具有代表意義的黑潮風景。 

【本期主題】自然之愛 文/黑編亮

"教導適當的信任，比教導恐懼來得困難卻重要"。

3月19日，黑潮的工作人員到池南教育中心聽了一場周儒老師的演講，當時投影片裡的這句話，讓我深有所感。

那天是難得的機會，師大環教所的周儒老師從台北應邀到花蓮演講，講題正是環境教育對人產生的影響，分享的過程中深入淺出地說明環境教育的真義，以及童年的自然經驗對一個人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會在日後表現於他對於環境及公共事務的看法和感受能力。那時，正是318學運的隔天，加上長時間一連串的反核、土地問題、環境開發議題，台灣社會處於沸沸湯湯的群情高漲時刻，讓我不禁聯想到這諸多問題的根源，也許就是來自於人們對環境的無感，以及對他人痛苦的漠視。對於社會改革，教育無疑是一股重要、堅定且溫暖的力量，而在知識教育之外的自然環境感知教育，則是環境教育的重要課題。從自然中學習，從經驗中改變，當幼年時期實際面對和處理各種不同事務的經驗越多，對世界和自我的掌握也就越多。為了將周儒老師演講的感動延續，特別請目前拜師於周儒老師門下的黑潮夥伴東良，貼身採訪周儒老師，並撰寫了一篇圖文並茂的採訪筆記；另一方面，也向東華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許世璋教授邀稿，談環境教育與環境行動的關係，文中檢視了台灣環境教育中的弱項，指出環境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出能夠解決環境問題的公民，並啟動全民的行動力。

"愛是一切的根本"，許世璋老師文中的結尾，呼應了周儒老師的揭示。唯有信任自己，喚回環境與自然的愛，不再恐懼冷漠，以參與環境運動展現行動力，才能期待永續的未來。

【黑潮經典】潮．生活

生活的提示：漁火闌珊處。

那是某個遠古，我們離開了水，長出雙腳，背海走遠，從此也開始思念海。

直到某一夜，浪潮在夢的礁石上一次又一次地拍打，召喚著…

有那麼一群人，他們從大海捕獲一切生活所需，

於是依賴海、尊敬海，海因而回饋了取之不盡的珍寶。

那是一種生活的方式，海對他們而言，就是生命。

也有這麼一群人，他們出航，想要重新捕獲某個遠古的記憶，

於是溫習海，試探海，因而被喚醒了用之不竭的想像力還有行動力。

那是一種親海的方式，一種對美好生活的渴求。

美好總要尋覓千百度，有些物事，只在點點的漁火中閃現著。

就這樣，夏天又要來了，我們開始召喚想要捕獲美好生活的每個你/妳，來到山海之界，

在兩個月的「潮‧生活」裡，一步步訓練自己

成為一個海人，一個親海之人。

補網-你對海洋與鯨魚海豚認識多少呢？

 

活動官網：http://www.kurosummer.org.tw/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協辦單位：多羅滿賞鯨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