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各種天災不斷地發生。過去一周內，就發生了冰島火山大爆發，大量灰塵進入15公里高的平流層，造成兩、三萬民航班次停飛；以及中國青海省玉樹地區發生規模7.1的強烈地震，死亡人數逾千。如果往前回溯，還有中國西南地區與東南亞國家的乾旱，稍早還有北美與歐洲的大風雪、智利與海地的大地震等等。台灣也在去年經歷過一場88水災。各種天災接踵而至，引起人們質疑：地球是否進入多災難時期？人們應該如何對待？

地球是否果然進入多災難時期，目前尚難有定論。理由很簡單，地球已經有46億年的壽命，更嚴重、更頻繁的災難都可能發生過。近年來的災難彷彿非比尋常，其實從地球40多億年的經歷來看，很可能十分平常。人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質疑，基本原因在於我們慣常以短暫有限的經驗作出過多的推論。

另外一個質疑的因素，出於對人類破壞環境的反省。人類對自然與生態環境的大規模破壞，的確造成自然災難。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過度排放溫室氣體，已經造成全球氣候變遷的結果。環境既然可以被人類大規模破壞並且造成全球暖化的災難，人們自然合理地質疑，最近災難頻繁，是否與人類活動有關？

這樣的反省，誠然是一種進步。自古以來，特別在資本主義興起後，人類對自然環境一貫的態度都是征服、掠奪、利用，很少反省這些行為是否合理、妥當，是否會招來大自然的反撲，從而危害的人類自己。半世紀以來，人類開始從大自然反撲的教訓中認識到保護環境的重要。從征服自然到保護自然，人類開始克服人定勝天的傲慢態度。

人定勝天的傲慢態度是伴隨著科學文明的興起而形成的。今天，許多人從保護環境出發而檢討科學文明的功過，批判科學主義的弊端。這些檢討都是有價值的。但是，我們也注意到，這樣的檢討產生了副作用。有些人因而輕視科學的價值。對於環境保護，這些人也片面強調個人的愛心與行動，而輕視相關科學知識的作用。從而，有些環保運動以不完整、甚至不正確的科學知識為依據來進行訴求，其結果或是誤導了民眾而形成民粹，或是被指出錯誤而失去社會公信力，對於長期環保工作都是不利的。

因此，我們要避免極端的態度。人定勝天是一種極端態度，輕視科學知識只重愛心與個人行動也是極端態度。在天災似乎頻繁化、嚴重化之際，對待天災宜避免極端的態度。

左看

錯誤的減碳責任平均假說

為了世界地球日造勢，某基金會利用醒目的大氣球，拱出4位前後任環保署長一起宣誓，說台灣每人每年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12.8公噸，是世界排名第17。新聞引用環保署沈署長的話表示：「台灣人確實有必要做出更多的減碳行動。」保護地球環境，減少能源浪費，目的雖好，但很遺憾，卻有兩個嚴重的盲點，讓活動失去公平價值。

這項活動論述的錯亂在台灣很常見。例如那個每人每年平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12.8公噸的數據，這類統計數據主要是為了量化表現與比較研究上的便利，如今這些「環保組織」卻把量化數據變成真實道德壓力與責任。按照這邏輯，那去年平均薪資是4萬元，起薪22K的大專畢業生難道也該為落差的1.8萬元繳稅？

前署長簡又新不是不知道，排碳的責任與問題，在台灣矛盾的工業與能源政策。所以他也說，「台灣在2007年製造出2億7千萬公噸二氧化碳，其中近一半由大企業排放，政府除了對民眾疾呼減碳，更應該對高耗能產業做出規範，協助產業轉型。」那麼，這些團體現在想到用大氣球給民眾罪惡感來減量，何時才要讓那些新通過的污染大戶開發案（每個個案動輒增加1千多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更多的罪惡感呢？

康世昊／博士後研究

右看

減碳是人人功德與成就

世界地球日的活動在於提醒民眾，不能疏忽每天生活方式對環境形成的壓力。民眾其實隨手都可以為地球生態做出貢獻，每天做一點，短短一星期，就能明顯看到減少的碳排放量。根據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的活動網站顯示，今年最新統計台灣每人每年平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12.8公噸，將近世界平均值的2倍多。環保署的減量目標看似巨大，但我們只要不袖手旁觀，總體額度真的可以達到。舉例來說，每天只要少看一小時電視，持續一星期就可以省下1.1公斤的碳排放；每天晚上把電腦拔掉插頭關機8小時，一週下來可減少10.5公斤二氧化碳。光以電腦節省的電來說，若假設台灣電腦數相當於人口總數，就可減少1,256萬公噸的二氧化碳。

簡單地說，人人都可以創造並進而分享自己獨門的減碳方法，包含回收洗衣、洗澡水來沖洗廁所；使用省電燈具；夏天可以巧妙地阻擋陽光以減少冷氣用量；養成共乘交通工具習慣；減少飲用瓶裝水與素食等等。

看看台北火車站前巨大的一公噸氣球來反思個人與地球的關係吧！如同不少環保專家表示：「斤斤計較」碳排放量的時代已經來臨，所有的地球公民都可以做出貢獻，減少全球暖化所帶來的影響。

陸鼓山／公務員

■姚欣進

近日，藝人陳建州的公益義賣T-shirt活動，被媒體爆料指稱，義賣所得僅約17％捐出給社福團體，而且這次義賣活動的實際操作與款項處理，是由陳建州本人的營利公司來負責經手。

本文將以這個案為例，來更完整地討論公益活動與市場效益之間的關係，以釐清在當前資本主義社會裡公益事業的現實條件與局限性。

陳建州義賣活動的基本瑕疵，在於他混淆了自己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在公益活動中角色與應有的界線分寸。以一位藝人的知名度，他固然可以作為一個公益活動代言人來引起媒體矚目報導，從而引起社會大眾的積極參與捐助，但公益活動的整體工作、收益與資源利益分配等，卻必須建立在嚴格的責信標準上：這包括了有效率的對各項人物力與後勤支援等管理工作、收支財務的會計核銷與帳目的透明公開與信實等等。

換言之， 公益活動的核心基礎，就是公信力：有了公共群眾的信賴，才能持續的參與支持一項無私的活動。公益活動既然訴之於公共群眾，用之於公共利益，就必須完整地將整體操作過程呈顯於公共群眾來檢驗，否則，公益活動又怎能得到公共群眾的高度信賴與支持呢？

其次，在今日之所以會有許多大企業、著名藝人（尤其是歐美社會）會紛紛投入公益活動，犧牲自己的時間、金錢與精力來投入公益，除了善心之外，當然有提昇自身品牌形象的考慮。

從社會福利的角度來說，我們不必猜測這些企業、藝人投入公益活動的真正動機，但須嚴格要求，這些有營利考慮的企業、藝人之公益活動，不能直接以營利或置入性行銷的方式來進行公益活動，以免主客易位，偷梁換柱了。

對於社福團體來說，他們亟需有知名人物、大企業來代言、贊助各種公益活動，來吸引媒體注意到弱勢者的需求、來爭取更多一些資源來支撐社福事業。而對藝人、企業來說，若能嚴守公益活動之代言人與贊助者的身分角色，則這些看不到的公共正面形象效益，長遠來說，其實才是真正能累積他們自身的利益。例如，社會大眾會對這些藝人、企業更有好感、更加信賴，也更願意寬容。

在可預見的未來，台灣社福團體將會持續擴展與更多知名藝人、企業合作，這是兩蒙其利之事。對於知名藝人與企業的代言、贊助，既有公益美名又能隱性地提昇品牌，何樂不為？

對於社福團體來說，這幾乎是無可選擇的，因為隨著政府稅收頻頻破底，政府不斷推卸自己的社福責任後，藝人代言與企業贊助將日益成為社福重要資源。但，難道社福團體沒有其他更好的方式來拓展自己的資源嗎？

本專欄今後將繼續討論這問題。

（社會評論者）

■王北固

全球矚目的4月15、6日兩天，金磚四國會議在巴西首都舉行；議程第2天，美國官方的證券交易委員會，正式控告高盛投資公司詐欺。這兩件發生在同一天的事，很可能背後有相當詭祕的聯繫關係，並且可能是美國次級房貸危機30多個月以來，全球金融危機一個不起眼的重要轉捩點。

此前兩個多月的希臘債務危機，幾層疑雲與內幕之中，曾有美國高盛公司助希臘政府借款收3成佣金暴利，以及雅典方面曾低調央求華府協助處理金融被詐欺案，現在美國官方本身控告高盛詐欺，德、英兩國立即揚言準備控告索賠；則在16日之前，是否歐洲銀行界方面早已知被詐，而礙於被美國金融債權網套牢，不敢聲張？

金磚四國會議，四國分處三大洲，遠隔三大洋，相異之處遠多於相同。四國合作，還談不上因勢利導，不過是趁美國金融霸權衰勢，進行國際公關式造勢而已。而這次會議中十分低調提出的建議：今後國際貿易可採用本國貨幣計價，則是個具有爆炸性的構想。

美元霸權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基礎，是1944年夏布列頓森林會議決定的：所有國際貨幣禁止兌換黃金，而以美元為國際貿易唯一計價強勢貨幣。之後早在1960、70年代，西歐已深受美元虛值藉國際貿易唯一計價制度轉嫁之苦。最近兩年多來的全球金融危機與經濟衰退，改革美元唯一制、國際區域貨幣崛起、改組國際貨幣基金IMF及其特別提款權SDR配額、區域內各國換匯方式、人民幣國際化……都在力求擺脫美元霸權；共同的難處是，國際貿易很難跨區域使用本國貨幣。現在，金磚四國會議，準備從這個尖銳刀口直接切入。

從百年前的黃金本位制、英鎊制到最近半個多世紀的美元獨霸，其共同的唯一基礎，是紛亂的國際貿易與貨幣制度，必須有一個絕對客觀的共同計價標準。然而，客觀標準的美元，如今早已主觀到了詐欺地步。

而計價主觀、客觀之間有一重要因素，是時間與空間距離造成誤差，現在可以藉電腦超高速計算來解決，則國際貿易使用各國本國貨幣而揚棄美元，應該可以做到。最近10年美國金融弊案叢生花樣百出，主要靠電腦超速計算（股市惡性暴利常在0.1秒之內）；現在金磚四國從繫鈴處解鈴，美國國際金融霸權，成也電腦敗也電腦。

美國國內金融弊案內幕重重與制度改革難如登天，歐巴馬藉這次金磚四國新建議將在未來使美元成為廢紙，而從高盛開鍘，釜底抽薪挽救美國經貿危亡。

（社會評論者）

歡迎對立報的任何批評指教。請由立報首頁點選「討論區」，或點選 討論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