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LED大廠億光宣布11月起啟動無薪假，動見觀瞻。台灣是否即將重演2008年的無薪假風潮？引人矚目。

左看：馬英九的失與過

當了快4年總統的馬英九，還是沒有「學乖」。

■莊迪澎
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10月26日在世新大學與師生對談，300人擠滿會場；雖然席間仍有質疑《蘋果日報》及《壹週刊》編採手法和10年前登台之初高薪挖角之聲音，但是畢竟出席者以大學部學生占了大多數，且許多學生似乎是抱著看偶像／名人的心態，對話談不上尖銳。

這是我第二次「聽」黎智英說法，第一次是幾個月前三立新聞台為他做的專訪。黎智英在這兩個場合的講話，雖然不乏老生常談的內容（這點可以理解），卻也令我對他更加印象深刻；首先是他身為企業家、資本家，對於以市場為尊的「誠實」態度，其次是他對於資助香港民主派的坦然態度，最後則是他好學的態度。

壹傳媒旗下媒體的作為常為學界和媒體監督組織所詬病，黎智英肯定知道。他回應這些批評時說，學者們有看待媒體（應該如何）的角度，但是經營者有他們對市場的瞭解，最後還是要跟著市場。

從這裡似乎讓我們看到，企業家經營媒體的「實然態度」和學者對媒體的「應然期待」，極難有交集點。我固然不盡然認同黎智英的觀點，但是他不卑不亢地承認「我是跟著市場」的態度，而不是以其他「偉大」論述來掩飾企業家把傳媒當做有利可圖的生意之真相，這點倒是讓我覺得可敬的。

有此想法，當然有原因，因為以馬來西亞中文報業而言，雖然它曾有文人辦報的傳統，曾以傳教、宣揚革命為使命──例如現存全球歷史最久、去年慶祝創刊百年的《光華日報》，乃孫中山所創辦，肩負在南洋宣揚革命理念之重任──，但是至少80年代前開始（甚至可能更早），文人辦報傳統已不復再，尤其是在1980年代後期，報業更成為伐木業和金融業大亨投資和控制的業務之一，並且促成日後的所有權集中，乃至壟斷的局面。

然而，過去20年來卻有一個奇特現象，壟斷馬國中文報業的「世界華文媒體集團」卻不僅不願承認其藉著與權貴的密切關係實現壟斷報業之夙願，以及作為年賺約17億台幣的上市企業，營利目標高於其他之現實；面對知識份子和評論人批評旗下報紙向權貴獻媚的態度和編採缺陷時，並未展現黎智英面對批評時的「誠實」和豁達，反而一再以過往的「犧牲」、「文化事業」、「民族大業」等堂皇偉大的論述把自己抬高成不可非議之「聖牛」，並將批評者打成搞仇恨、搞分裂的居心不良者。

馬國一位評論人唐南發曾以「真小人何足懼？偽君子才可怕！」（2010.09.16）議論中文報業心虛作狀之現象，對比黎智英的「誠實」，「真小人」確實安全多了。
（馬來西亞評論人）

■洪致翔
日前連續有多位家長與教師投書媒體，指陳學校教師為學生安排太多作業，以致這些作業無法達到學習效果、讓學生「窮得只剩下功課」。然而，家庭作業的問題，其實絕不止於「過量」而已。在拙文〈從「沒功課的兒童節」談起〉中，筆者曾提到：若要為家庭作業的存在找個理由，而非以威權手段迫使學生就範，「課後練習」大概會是較多師生家長願意接受的理由。但即便如此，將作業視為「課後練習或延伸學習」仍不能充分證成「家庭作業」存在的合理性。

首先，目前絕大多數教師採用的作業皆以「抄寫、背誦、反覆練習」為主，極容易讓學生心生拒斥、失去學習意願而淪為交差了事，甚至陪同完成作業的家長亦難倖免。因此，部分人士主張教師安排作業時，不應直接採用教科書習作、練習簿或參考書中的評量測驗題作為作業內容，而應該根據自己的備課內容、課堂教學實況與師生討論內容設計成非封閉式作業，以維持「作業應有的品質與效果」。此番主張固然相對優於現狀，但歸根究底，這些作業仍來自於教師的安排布置、仍是一項「必須向教師交代或呈現成果」的外來要求。從而，也就注定維持兩項基本預設：一、學生不會自主進行課後學習，故須由師長指派作業要求其完成；二、學生不知、亦無法判斷何謂有效或有意義的課後學習，故須由師長指定作業內容。

再者，「作業作為一種課後練習而存在」的說法，不但意味著將學習硬生生切割為「課堂上的學習」和「課後學習」，且顯然認為前者能促成更大的學習效果，故後者必須從屬於前者、配合前者。然而，如果學習並非只單向接收教師或教科書提供的套裝知識，而是包含觀察現象、挖掘疑惑、探索求證、總結應用等階段的一連串心智變化過程，那麼將其區分為「課堂」與「課後」便不盡合理，更何況以各種家庭作業佔據原該用於「總結應用」的時間心力？

倘若我們能夠擺脫「教師在課堂上傳授知識」的框架，讓課堂成為學生們與教師互相交流「自上次課堂結束以來，自己又做了哪些事、發現哪些心得或疑問」，然後共同探討、建議各自的後續探索目標與方向，教師則視需要提供相關建議，則表面上看起來，教師在課堂上幾乎沒有傳授任何知識，但實際上學生們卻能有更長的時間處於有意識的學習狀態。在這樣的教學環境下，所謂「課後」才是學習的開始，又何須教師指派作業？
（文教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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