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9-08-25》─立報—教育專題深入報導─智邦公益電子報
enews.url.com.tw · April 04,2014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9-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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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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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9-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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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內容 | |
| ◎環境前線：從卡崔娜到莫拉克 期待災難社會學的成熟（下） | |
| ◎社會運動的結盟與扎根:與世昊的對話 | |
| ◎紐約市8百建築物大檢測 |
| 環境前線：從卡崔娜到莫拉克 期待災難社會學的成熟（下） | |
| ■康世昊 | |
| 前台北縣副縣長李鴻源說的一番話，很貼切地表現出災難問題的社會建構特性。「『有人問我如果這場雨下在台北會如何？』他說，因為台北有很好的洪水預警系統，同樣的雨如下在台北，他相信應該不會這麼忙亂。」（引自朱淑娟報導）一句話道破台灣社會資源分布與發展的地區差異。 生活出路和資本主義的矛盾 當災難總是在山區、水邊，居住在這些地區的民眾成為氣候變遷的第一線災民。部分在淹水潛勢區已有的住戶，或許可以做一些補救措施防災，例如在一些地區需要因地制宜的設施做為防洪區，至於許多危險山區部落面臨非遷不可的選擇。另外像屏東林邊等地已是地層下陷區，這個地區究竟要不要再繼續種植行為、繼續抽地下水？這些爭議使得遷村一再成為話題。地質與工程專業學者都碰到過這個難題。例如台大地理系退休教授張石角表示過，國際上沒有成功例子。山地資源都在山上，原住民離開山區很難活下去。台大地質系教授陳宏宇則指出，這次風災後又發現新的平台產生，新的沖積扇把土石沖刷堆積變成暫時平台，未來這些地方一定又會有人居住。 至於災區民眾對返家與重建的期待中，也可見這樣的情緒反映：為什麼不能把台北擁有的「很好的預警系統」也在我們這裏建立起來？為什麼只能是遷村？前者表現出對資源公平性的素樸不滿與期待，後者則是反映著對新資源取得不確定性的擔憂。真正困難的是不管要不要遷村，「受災地區民眾未來生計是什麼」這個簡單的重建問題，其實還是反映著原本台灣社會發展的結構性困局，在受災社區打造出來的「人造天災」新課題。 莫拉克風災突顯的土地使用問題如何解決？就環境生態團體來說，國土過度開發卻遲遲沒有健全監測與保育制度，是提出以久的批評。加上台灣沒有所謂的國土規劃，國土規劃法遲遲無法制定實施。不少團體的倡議者也有這樣的初步共識：台灣有相當比例的土地都不該再繼續居住與使用。很多專家學者都強調過這些人要如何遷移，要與災民對話，重建前要花時間談清楚。問題是：已經佔用或取得這些地區土地的住民，以及過去台灣土地開發史上被漢族群擠壓到邊陲土地安身立民的原住民族，如何重新取得生存資源？土地使用權的矛盾，和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結構性限制，日益清楚的成為人造天災共同因子。 於是發展社會學的傳統關切課題，也成為災難社會學發展必借重之處。畢竟現在看來，不僅是卡崔娜風災吹出了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嚴重的社會發展不均衡，和執政者對環境難民的社會性歧視（小布希和馬英九共享的「災區居民為什麼不跑快一點」的菁英心態）。台灣這樣一個半邊陲的全球資本主義成員，意圖轉型到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假設是生產總財富可以照顧國民基本需求，並透過順利轉移對本地自然資源的剝削到其他發展中國家，於是土地資源可以得到適當管制），則是面臨轉型動力與危機認識的不足。 災難、危機與社會轉型 清華大學王俊秀教授曾簡要提出「台灣奇蹟」所賴以維繫之成長機器有三種模式：（1）牛仔模式：趕牛去甲地吃草，寸草不留後放棄甲地去乙地；（2）游擊隊模式：以「客廳即工廠」為精神，山巔水涯皆可開發；（3）磨坊模式：非理性的「大家推」或「一窩蜂」模式，高冷蔬菜種植、檳榔樹種植等有此特性。並指出國家、資本家與住家共同成為主要的「風險擴大器」。也可以將王教授的分析，延伸成為我們的生產與消費體制是建立在忽視農業與糧食生產計畫、忽視災難的預防、快速取得利潤的社會共識上。然而我們還該將問題再往上一層思考：「台灣奇蹟」已消失多年，為什麼我們社會仍然停留在這樣的形態？ 答案之一可能是：當國家資源在既有社會建構下，推動消費與生產方式，依附在資本主義正規勞動力市場無法吸收的人口，往資源價格廉價地區推擠的動力，支撐中心與邊陲的資源差異「永續」存在，甚且已經形成中心社群提供社會救助給邊陲社群、邊陲社群繼續依賴社會不平等的夾縫生存的年度災後願景。這些災後提出的社會問題的結構性限制，或許可連結到台灣目前的產業結構與財富分配能夠吸收多少被排擠的勞動力人口。「以工代賑」方案陸續實施，卻有因名額爆滿而暫停再重新認定的插曲，正反映災區不只有風災災民，還有失業災民的壓力。換句話說，原本使用這些資源的民眾要去哪裡討生活？或著說，他們為甚麼只能在這些災害敏感地區討生活？相關問題似乎並未因風災而整合討論。 台灣80年代中期以後的產業外移，默許被排擠的勞動力人口必須自己找出路，用以減緩失業和低薪問題，或許也是山地與河川地面臨開發壓力的遠因。也就不難理解，即使經過年年颱風與921大地震等災害的震撼，過去零散的救助政策仍是淡化，而不是集結經驗形成反省社會改革的動力；相反地，大部分民眾相信問題的責任與解決是交給河川整治單位，是默許興建更多大規模的河川整治工程，默認土地的超限使用可以解決地方經濟問題。 馬劉傲慢 社會改革借鏡 災難的政治學提供了檢討目前政府體制與領導者的錯誤與責任的批判，災難的社會學則提醒我們自己做為社會行動者，承認目前社會體制與型態的錯誤與責任，也是未來災難重建工作的一環。而災難社會學的視野與任務，就是提供一個更深切反省的背景分析，刺激社會學者作為有分析力的公民，率先承認風險與災難已成為我們社會生活的常態，進一步去「發現」災難的社會性，或許，還能多份理解社會改革必要的同理心。 為風災災民祈福，期許生態平衡的實現就是社會公平的發動機。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長） 延伸閱讀（Google可得）： David Brunsma等編，《The Sociology of Katrina: Perspectives on a Modern Catastrophe》。 王俊秀，〈風險擴大器與災害板機：風險台灣的困境〉。 朱淑娟，〈莫拉克颱風國土省思報導之四：面對世紀災難莫拉克，台灣‧準備好了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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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社會運動的結盟與扎根:與世昊的對話 | |
| ■倪世傑 | |
| 我的朋友康世昊在6月9日本版「領薪專職成為環運人士主體」一文，提出幾個重要的問題：到底環境運動要如何發展才能突破目前成員社會屬性過度集中的問題？誰又是環保運動中的參與者？是否存在一個具有普世標準環保語言，可以借此展開社會對話、宣傳與動員？抑或環保運動本身亦隨著不同社會階級、部門利益而有不同的關懷（忽視），這表示：1.環保運動並未具備普遍利益，甚至不是普世價值，環保運動的「利益」隨不同脈絡與參與者的社會位置、主體意識而有完全不同的界定；2.承上推論當前由學者、NGO專職運動／工作者形成的倡議者網絡，只是環保運動中的一種形式，「雖然環境主義者都強調草根，但根本上卻把草根當作外部的聯結，而忽略了從內部延伸出去的草根經營。」（引自康文）相對缺乏與其他社會團體進行連結的環保運動，不幸地成為了當前環保團體的現況。 但這不獨獨是環保團體的問題，其他的社會（倡議）團體，也都程度不等的「遭遇」了這個問題，但不同的是，大部分團體選擇「獨善其身」，沉浸（沒）在自己關注的專業領域，面對相聯繫的議題，往往出現兩種態度：1.競爭議題的發言權或是試圖獨佔、瓜分利益的分配權；2.輕易的認定那是「別人」的議題，缺乏參與的動力。簡單的說，就是缺乏合作的動機與意願。 前者在許多狀況都出現過，回想當年921大地震中，各家標榜自己具有社運性質的民間團體，為爭奪政府資源惡言相向，至今仍令人記憶猶新；而前些年企業合併下的兩家工會，為爭奪「存續公司」與各自的資方聯合相互抵制對抗，鬥得死去活來。後者也普遍的出現在工會中，A工會面臨到資方的壓力被迫作戰，同一產業的B工會頂多恭祝「一切順利」、慰勉「自己要堅強」以外，往往袖手作壁上觀；再以筆者曾經短暫工作過的基金會為例，秘書長往往對團體傳來的議題聯盟訊息置若罔聞，自己也不尋求其他團體進行議題聯合，每月搏媒體版面幾乎成為唯一的工作目標。 然而，本位心態並不足以解釋一切，必須正視的是，許多團體本身有其「結盟」的邏輯與對象，具有一套非社運政治正確邏輯的團結合作觀。比方說台灣歷史中某些環保團體就與某政黨關係非比尋常；工會之間的合作少見，但擔任黨職的工會幹部不少，與資方聯手者亦所在多有。這裡面還存在另一個問題，那就是「你的奶娘卻是我的殺父仇人」這類現象。就筆者在立院衛環委員會僅有的經驗，由女性團體與殘障團體推薦的兩位立委，在殘障團體與婦女團體都擁有相當正面的知名度，但他／她們在審理勞保條例等相關修法時，對勞工社保的砍殺可說是毫不手軟。 的確，這是一個多元開放的社會，我們也每每因此「自豪」不已。但這與政治多元主義分析下的缺陷如出一轍，就是「權力」本身的忽視。真實情況是向權力者靠攏，對大部分資源需求孔急的社會團體而言成為必然的邏輯，在資源動員的邏輯下，社會／運團體自己也成為有資源分配（政治與經濟，國家與資本家）權力者動員的對象。所以說，在哪個社會位置肯定都不會存在某種機械式的、符合政治正確想像的反應──我是勞工／農民就該有勞工／農民觀點的環保觀──如果存在，我們就很難去認識為何中油高雄煉油廠員工每每站在與週邊居民就環保問題對抗的第一線，也很難去解釋說為何某重工業工會處心積慮的要阻擋溫室氣體減量法過關，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在去年提出台灣年收入3百萬以下的家庭都屬窮人、應取消高科技業者租稅優惠的發言就更匪夷所思了。 所以，當前的問題，與其說是「外部聯結」的問題，不如說是在某些領域根本缺乏可以連結的外部團體，因為對現實存在不同的理解與認識，利益也天差地別，見面的時候往往就是短兵相接的關鍵時刻。 一般常會認為，要改變現狀，我們需要好的政策，但政策終究是政治決定的，就像魯台營教授這一次在88水災中大力抨擊的曾文水庫越域引水計畫，本身就是在蘇貞昌行政院長任內與高雄縣長楊秋興談話中的政治決定。政治決定了利益的分配，決定了國土開發的優先次序，也決定了小林村居民的生與死。「從內部延伸出去的草根經營必須直接面向政治，環保運動不是佛心來著，而是具體的進步政治實踐」，這是我對世昊的一點小小補充，野人獻曝，但不吐不快。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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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 紐約市8百建築物大檢測 | |
| 編譯■張桂芳 審校■蔡麗伶 | |
| 紐約市同意支付5萬美元的罰款，並啟動一項綜合計劃，以妥善管理城市所產生的有害廢棄物──含有毒物質汞的廢棄螢光燈管和含鉛的電腦顯示器。 根據一項與美國環保署於8月17日達成的和解協議，紐約市不僅願意遵守法規，甚至還將更進一步撥款至少30萬美元的經費建置多功能設備，一項自我審查的方案，以評估是否合乎危險廢棄物管理的要求。 該計劃將涵蓋8百多個紐約市政府持有或經營的建築物。 環保署代理區域主任帕弗盧（George Pavlou）表示：「隨意棄置而導致這類廢棄物所含的汞和鉛釋出到環境中的話，很可能對民眾的健康構成嚴重威脅。我們非常高興看到紐約市採取行動來防止這類物質滲入環境當中。更可貴的是還進一步建立一個非常完整的自我監測計劃。」 該和解協議起因於環保署審查紐約市政府委任全市行政服務處（Department of Citywide Administrative Services）部門所管理的7幢大樓內，發現其對含汞燈泡和舊電腦顯示器有處理不當之嫌。 環保署自2003年至2005年的檢驗結果發現，該部門沒有將廢棄螢光燈或舊電腦顯示器當作危險廢棄物加以妥善處理、沒有達到標示的規格，而且也沒有為防止損壞而將廢棄物加以妥善包裝，甚或釋出有毒物質到環境當中。 根據環保署，接觸到汞，其為螢光燈泡中的一個成分，可能對人類的神經系統產生不良影響。接觸到大量的汞有可能造成大腦和腎臟永久的損害。短暫的接觸可導致肺損害、血壓上升及皮疹。 環保署還表示，接觸到電腦顯示器中的鉛，可能會導致兒童神經發育遲緩和其他不利於成年人健康的負面影響，包括血壓上升、腎炎和腦血管等疾病。 電腦顯示器和和螢光燈泡可加以回收或處置，以降低其毒物釋放到環境中的風險。 查看更多含水銀燈管的管理信息請參考http://www.epa.gov/region02/mercury/mercurylamps.html。 欲了解更多有關回收電腦顯示器，請參考http://www.epa.gov/osw/inforesources/news/2006news/09-crt.htm。 （ENS）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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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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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徵稿啟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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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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