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9-11-23》─立報—教育專題深入報導─智邦公益電子報
enews.url.com.tw · April 04,2014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9-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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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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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專 題 深 入 報 導《2009-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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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科技面面觀 跨領域爭鳴（完）：生物科技的風險爭議 |
| 生物科技面面觀 跨領域爭鳴（完）：生物科技的風險爭議 | |
| ■吳挺鋒（計畫主持人，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科技與社會中心助理教授） ■沈志翰（計畫助理，成功大學政經楔子：「生物科技面面觀」專輯內容係節錄於國科會補助計畫：「現代科技文明發展的省思：生物技術與後進發展」。該計畫共舉辦了6次座談與3次演講，參與者遍及學界、業界、臨床醫師，希望透過跨領域的對話增進彼此對生物科技的理解，並廣化、深化相關議題。我們節錄了若干精彩的對話內容，除了與大眾分享之外，也期待能夠引發更多人的關心及參與。特別感謝國科會對本計畫的支持，以及所有受邀者的貢獻。 | |
| 楔子：「生物科技面面觀」專輯內容係節錄於國科會補助計畫：「現代科技文明發展的省思：生物技術與後進發展」。該計畫共舉辦了6次座談與3次演講，參與者遍及學界、業界、臨床醫師，希望透過跨領域的對話增進彼此對生物科技的理解，並廣化、深化相關議題。我們節錄了若干精彩的對話內容，除了與大眾分享之外，也期待能夠引發更多人的關心及參與。特別感謝國科會對本計畫的支持，以及所有受邀者的貢獻。 生技是挽救人類免於飢荒與疾病的解藥？是國家產業政策的萬靈丹？還是侵蝕公平正義與基本價值、產生風險並破壞自然的科技風暴？要回答這些問題或作出選擇時，我們據以判斷的知識與資訊從何而來？又由誰提供？與會者之一的陳美霞教授，曾在會議上提出疑問：「要談生技問題，『知識』與『資訊』似乎是很重要的元素，否則對於生技的利弊得失、正反說法，連學界中人都無所定見，到最後支持者與反對者各有所本、各有道理，一般大眾實在也無從理解。」一語道出生技的知識教育與資訊傳播的重要性。 生技的傳播與媒體關係 翁慧卿即質疑訊息傳遞過程中出現扭曲或擴大解釋的現象，並為達爾文學說的長期被扭曲抱屈。王惠君則以基因特性為例指出，科學家在說明基因特性時並不帶價值判斷，同時也不會用簡化二分的語言，如：天才的基因、肥胖的基因。各種價值判斷往往是在民眾接觸媒體簡化或轉譯的訊息後產生，因此傳播與溝通過程的使用語言至關重要。 媒體在報導國家生技政策或生技發展新聞時，通常當作政治新聞或產業財經新聞來處理，而非以深度的科研報導來呈現。因此閱聽人透過媒體吸收片段資訊，很難深入理解真正的生技發展現狀，遑論能據此做出判斷。除此之外，有時媒體藉著這些零散、片段的訊息，還會自行想像、簡化呈現。高雅慧針對日前的新流感疫情的新聞指出，民眾對於流行病的緊急程度認知，通常都取決於媒體的報導；但不同環境、人種、年齡等因素，都會影響疾病的發生、傳染與致死風險。然而，這些需要綜合分析的層次，媒體往往疏於處理，故容易造成對危機狀態與風險的錯估。 王惠君表示：「其實大眾並非不明白生技的相關風險與道德爭議，人類實際上也有拒絕使用某些生技產品的權利，但什麼樣的『誘因』使我們無法拒絕呢？」以減肥藥為例，我們明知廣告誇大不實，為何看完廣告後仍有購買衝動？我們可以拒絕執行某些醫療科技來得知胎兒是否「正常」或「是男是女」，但為何我們就是想做？因為這些科技都被論述「包裝」成是人類的「福祉」。廣告會說減肥藥是懶得運動者的福音、醫生會說羊膜穿刺是檢測胎兒健康的利器。王秀雲以產檢為例：「我們經常在一開始只是想單純地想知道胎兒『健康與否』或『是男是女』。但人們卻往往忽略了，當答案一旦公布後，隨之而來的就是得被迫去面對人們究竟有無權利去否定另一個生命的道德難題。」 吳挺鋒則呼應王秀雲的觀點：「過去我們總認為自己有『知的權利』，但生技發展的結果卻可能引出另了一個新的權利觀念，即：我們是否能擁有『不（想）知的權利』。」 傳播學者林崇偉也談到媒體在科學傳播上的角色。他說：「媒體在科學傳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了：第一、大眾是否願意接受媒體傳遞的資訊；第二、記者的專業知識是否足以提供充分的資訊；第三、新聞來源的權威性是否影響了大眾判斷的基準。也就是媒體的『議題設定』和『專家處理』，如何決定了受眾的理解內容。由於出現在大眾面前的訊息，理解的時間相當短促，生活上充斥簡短的詞彙，而大眾追求的則是這些詞彙帶來的意像，也就是大眾常常難以區分所閱聽的是新聞還是行銷訊息。」 時至今日，科學論述權力仍主要透過媒體作為生產與中介，故媒體的新聞編輯政策經常傾向選擇性的播報生技研究的發展與「成果」，而產業界與學界的實驗室若為了爭取曝光率與經費，便容易投其所好，將研究成果披上行銷包裝的外衣。當民眾接觸到這些媒體過度重視或刻意忽略的訊息時，又如何能判斷生技帶來的善惡或好壞結果呢？ 生技的科普教育與知識權力 對於生技傳播的媒體面向，近年來有個很大的迷思，就是認為網際網路將使媒體產生新的改變，而產生擴大公共參與的空間。林崇偉認為這或許是因不了解傳播過程本質與媒體意義而產生的印象，傳播畢竟是在社會的權力脈絡中運作，因此在媒體、產業與學術的權力關係下，網路要形成公共論壇，仍待努力。 楊倍昌、張樂心與周成功3人都嘗試以直接訴諸學生與民眾的方式，改變當前媒體與教育傳遞資訊與知識的模式。以「科學不確定性」這個概念的科普教育為例，周成功曾想努力告訴大眾，科學論述並不是唯一的真理與最後解答，而會因時、因地與因人而異；但大家似乎無法理解也無法接受，最終仍希望他能給一個標準答案；而楊倍昌在他的教學、演講經驗裡，也遇到類似狀況，學生對於所謂正確答案的渴望，經常比不確定性所引發出來的多元思考模式，來得感興趣。張樂心因此認為，這使得她的實際上課經驗，變成了只能告訴學生，避免被「偽科學」的論述欺騙。 對此，劉邦立指出：「台灣社會整體而言對科學知識與科技權力的反省，近十年來不斷在減弱。但台灣的教育體制並不鼓勵這種人文養分的投入，從課程的分配到對學校與老師的評鑑標準，我們的教育重視的依然是形式面與技術面的東西。」 劉邦立認為生物科技研究本身必須回歸到社會與歷史脈絡，並形成在地的生物技術科學論述，才能免於依賴西方知識權力。但蔡宏政表示：「假如台灣必須迎合外在的評鑑標準做出決策，又如何能建立自己的觀點？近年來，台灣本身對醫學與科學倫理的反省和批判能力正逐漸失去，以加拿大的公衛體系為例，他們對疾病預防的觀念已擴大到社會政策與環境保護，但為何台灣的公衛仍然與醫、藥如此緊密結合？這是知識與權力的問題。知識產生了權力，同時反過來以權力支持知識的形成。」 許宏彬從史學的的觀點來看，生物技術的知識形成，在西方是鑲嵌在一段相當長遠而連續的科學知識建構過程之中的產物，而且這種知識的形成過程已廣為西方科學界接受。台灣今天科學發展的評鑑標準是西方標準，連科學研究的主題都必須遷就西方的學術期刊，對於西方科研的依賴程度只會日趨加深。加上台灣抱持的觀念是「科學應該等於商業利益」的實用主義，評斷知識價值的標準是商業獲利，這又讓科學的思考與發展的範圍更加的窄化，無疑是雪上加霜。 總結來說，媒體的資訊傳播與知識教育的體系，潛藏著各種權力關係的運作。我們所接收的知識與資訊，或多或少都已經過詮釋、轉譯，當然也不免扭曲。縱使透過直接面對面的科普教育形式為之，一般大眾或學生其實仍會自行篩選、過濾想接受與不想接受的訊息，往往仍期待科學家能扮演一個提供「正解」的權威性角色。在這種情形下，如何擴大生物科技的公眾參與，了解生物科技的發展與後果進而做出判斷，將是下一階段重要的挑戰。 生物科技的公眾參與 周成功與張樂心兩位都想透過直接、面對面的方式傳播知識，期望民眾產生對生物科技的理解、關注與監督，但結果似乎有很大的落差。翁裕峰表示：「由此可知，有關生技的媒體訊息或知識教育能否穿透受眾，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假如可以，則對於生物科技發展政策或生物科技的R&D（編按：研發）過程，民眾就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做出判斷，從而打開生物科技的公眾參與空間。」 何以今日生物科技的公眾參與如此重要呢？風險與倫理爭議的責任釐清是原因之一。王心運認為：「科技的門檻一般人很難主動跨越、理解，除非涉及日常生活的問題才會有人注意。故這也意味了，一般規範與制度的發展通常趕不上科技創新，無法單靠法律和社會來規範限制（或管理）科技發展。相當程度上，科技發展得靠科學家『自我規範』，但這如何可能呢？因為價值觀或倫理的問題往往是科學或科技的發展進入社會應用後所產生的結果，只要求科學家在前端就預先解決似乎有困難。」 楊寧蓀也說：「科學家的根本工作在於研究，至於風險管控、農產品進出口貿易、法律制訂或政治權力與經濟糾紛等問題，不正是需要政府、法律學者或社會學者與科學家共同著手進行的工作嗎？」但對於類似來自於科學社群的看法，王秀雲則另有不同見解：「我承認許多立意良善的事物在社會脈絡中會產生不同的質變，但當代的生物科學（或說生命科學）往往在發展初期就有爭議。古典生物學的發展主要在分類、描述與詮釋自然界的生命現象；現代生物學卻轉而成為侵入、採擷與改造自然界的生命，兩者天差地別，科學家不能藉此免除自身的責任。」 此外，科學家與生物科技的初衷或許是良善美意，但其背後的動機與目的依然不能視若無睹，特別是當科學研究與資本利益已逐漸勾連結合，更有理由要讓大眾參與研究發展方向的討論，並加以監督。王佳煌也指出：「政府的生技政策影響國家的經濟發展、法律規範甚至人權保護，國家有義務向人民說明，人民也有權利批判並要求公共參與或討論。」 那麼有哪些適當的公眾參與途徑呢？前面說到的網際網路發展或許可行，但仍無法排除媒體傳播的權力關係。近來有人正嘗試新興的「公民會議」與「審議民主」做為解決之道。蔡宏政表示：「公民會議與審議民主，我個人認為要儘量避免不經意造成菁英決定的傾向。舉例而言，審議民主認為讓一般大眾讀取足夠的資料，他就能如專家般做出判斷、形成共識。但實際上，知識來源與提供本身就是有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的問題；再者，願意參與會議者也多集中於特定的知識與社會階層，某種程度上已是「知識菁英」與「意見領袖」，而非現實社會中的公民。相較之下，國外的公民會議與審議民主是建立在長期的歷史傳統上，往往是民眾間先有討論，形成特定幾個共識，再組成公民會議討論，最後提出可行的建議方案以供選擇；台灣則是先組成會議，再找民眾參與討論，最後希望得出共識，這似乎與原始理念有所差異。甚者，過度推崇這個模式的結果，只會讓公民會議與審議民主變成代議機關與官僚為決策錯誤卸責的擋箭牌。因此學界形成共識而透過政府採取行動或許不可行，但直接訴諸民眾的做法同樣必須深思。」 生物科技的許多議題，實際上都是透過專業代言人（如學者、業界代表或科技官僚）進行溝通，那麼就必須追問，社會先天的弱勢者，誰能成為他們參與公共討論的代言人呢？由此可以想見，未來民間非政府組織（NGO）在組織民眾與形成公眾參與上，將扮演更為關鍵的角色。 結語 後基因體時代的來臨，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人們期待，也怕受傷害。生物科技的創新確實出現了歷史性的突破可能，但與此同時，整個社會卻也可能成為諾大的實驗室。基於此，生技的科學知識如何普及？風險由誰界定與管控？如何管控？以及，在規範層次上，生技研發的成果應該為什麼樣的目的服務？最後，在這種高度醫療化、生物醫學知識愈來愈具支配性的時代裡，所謂的「生命政治」究竟意味了什麼？在在需要更多的討論。 這次刊登的〈生物科技面面觀：跨領域爭鳴〉即是上述關心的初步實踐。在座談的構想方面，我們邀請了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從業者參與對話，找出現在與未來應該被持續關心的相關議題。這個對話，並不刻意追求共識的形成，畢竟時間有限，而且台灣社會本身也需要更多的時間去醞釀這個對話氛圍，毋須急於求成。再者，這個活動的公開性也存在著侷限。由於若干因素，我們並無法邀集更多來自民間部門的人與團體參與這個活動，致使「多元性」不得不受到壓抑。但無論如何，我們仍希望透過這個對話內容的公開化，冀望更多的人面對這個攸關人們日常生活的福祉與風險。 最後，我們感謝國科會的補助與支持。如果沒有他們對這個議題的關心，這個重要議題的討論也無法以這麼熱絡、公開的形式出現。 （完） 感謝國科會計畫人文社會科學講座「現代科技文明發展的省思——人文及社會科學的觀點」 與會發言名單 王心運（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助理教授） 王秀雲（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王佳煌（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教授） 王惠君（高雄醫學大學天然藥物研究所助理教授） 吳挺鋒（成功大學醫學院STM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周成功（長庚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 林崇偉（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林崇偉助理教授） 翁裕峰（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科技與社會」中心助理教授） 翁慧卿（義守大學健康管理學系副教授） 高雅慧（成功大學臨床藥學研究所教授） 楊寧蓀（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張樂心（開南大學保健營養學系副教授暨系主任） 許宏彬（成功大學醫學院STM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陳美霞（成功大學公衛所教授） 楊倍昌（成功大學醫學院微免所教授兼所長） 劉邦立（中山醫學大學醫社系助理教授） 蔡宏政（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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