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世昊

前不久，閱讀了一本新的關於中國環境問題的報導專書，作者是來自英國的衛報記者華衷（Jonathan Watts，今年10月他也隨著該書中文版的出版到台灣宣傳）。他以自己小時候天真的擔心的事情為例──當十億中國人一起跳，地球運轉軸心將因此偏離──譬喻中國在世界的重要性（威脅）。

「我們處在無比艱難的時刻」當然，長大後的華衷早已了解，那並不是真正要擔心的事，雖然那份西方對東方人口數量的恐懼仍然存在，多年在中國的親身經驗讓他發現真正的恐懼：在這個嚴重不均衡的發展背後，除了有引人嘆氣的各地環境受害故事外，更讓人坐立難安的是，坐上經濟強權的中國，是否會是摧毀脆弱地球環境的最後一根「巨樹」？

在此刻的中國，每年有7千萬人從鄉村移居城市，加上14億人口的增長基數壓力，資源消耗量和相應的典型生產問題──污染與環境負荷，都在快速惡化。舉例來說，當地能源消耗量和煤產量驟增50％，用水量急增5千億噸，同時中國正在成為世上最大的二氧化碳與污染物排放國家。借用社會學家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的概念來說，世人早就不必將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獲得資本家贊助的共產黨統治視為「紅色中國」，相反地，這個國家正成為世界資本主義運作體系的新生力軍，且為得到這個地位，將自己改造成一個各城市先後面臨空氣污濁和陸地荒漠化的「灰色中國」。

■根據中國國營媒體表示，正當經濟危機重創中國重工業時，北京方面在2008年上半年關閉污染發電廠、降低汙水排放量及導致酸雨的二氧化硫。圖為天津市一家化學工廠的煙囪正排放廢煙。（圖文／路透）

「小毛澤東」的孕育條件大家過去印象中貧窮的社會主義中國，為何在短短20年中成為一個資源與市場消費大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面對社會發展不足的問題，確立了與世界市場接軌、利用外國資金投入來建立本國資本積累的策略，再帶動工商業與消費的現代化面貌，一旦成功，就是中國國族地位的提升（簡單地說，就是中國不窮了）。

先不論中國是不是有其他實現中國不窮的可能選擇，上述選擇裡，包含了一個很容易被相信的前提（也的確是許多先進工業國共同經歷的）：接受市場經濟演化論，低度到先進發展的規律必然是先某種程度接受污染，須等大家生活品質提高後，才需要認同環境是重要的。於是接受鄧小平「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市場社會主義概念的真實執行狀況是：從中央手上拿到以土地和自然資源換取經濟投資的各級權力分配者，為達到目標不擇手段，任意開發的後果以後再去處理。於是這種簡化的發展指導原則就成了「新小紅書」，而中國的市場化過程裡處處都出現個「小毛澤東」的現象，就難以抑制了。

華衷的《當十億中國一起跳》值得一看的另個可取處在於，雖然擔心自己與女兒居住在中國健康受損，仍很清楚地點出一個西方世界最常擁抱的誤解：地球的問題發展到無可回頭的地步，而這個問題都是中國造成的！不是的，難道廣東的電子廢棄物墳場不是因為歐美國家生產者不願負擔廢棄物本國處理的較高成本？難道蘋果的iPhone不是為了較多利潤，所以交由台商富士康在中國大規模圈地設廠以降低生產成本？所以真正的問題來源是資本主義發展邏輯逼著全球社會都只擁抱一種發展模式──各主權政府拚命擷取自己轄下的自然資源，投入一個必須不間斷地大量生產、以成為不斷消費的市場中的最佳受益者。

的確，市場經濟下的生產，需要一個不停止的消費市場才有可能存活，一旦消費力道不足，從歐陸開始發展起來的現代資本主義掠奪式消費文明，即有可能因利潤無法「到位」，面臨全面性的危機恐慌。這樣說來，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既然是接受來自世界各國企業的訂單，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若是一副指責的口吻，將中國當作不斷增長的環境負荷唯一施暴者，顯然忘記了生產與消費是當前世界經濟互為所需的兩端。但越來越多來自中國的新富人口，正快速成為全球消費市場的新龍頭，如果這群人口的消費模式沒有改變，很難想像全世界其他的生態保護力量不會被抵消掉。

威權vs.綠色經濟中國畢竟是國際社會的重要成員，國際形象的變動，很快就使中國社會認識到，如果沒能在經濟價值鏈的攀升過程中，提出一條永續之路的願景，財富積累上的成功，將會被環境問題惡化的責任抵銷其國家整體形象。再者，各地小毛澤東的狂熱發展，也正在生產出中國的資本主義敵人──國民健康與國土災難。國家主席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或許就是在這些基礎上提出的。現在，中國正快速發展的再生能源產業，似乎就是一個最新版最夯的現代化和理性選擇。問題是，胡亂增長的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是幫中國快快貼上一個現代化的品牌？還是為了抑制能源消耗總量？

本書另一個值得省思的部分是，號稱民主政治體制的英美社會，自己也不夠格提出任何足以讓眾人服氣的替代性選擇，所以將中國的環境災難責任歸咎於政治獨裁和政府與資本家的聯合，固然容易，包括《地球又熱又平又擠》的作者弗里曼和《當中國統治世界》的賈克，幾位來自西方民主體制的作家們，在比較美英政府和中國政府對應全球環境災難的意見上，卻也不約而同顯露出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緩慢減碳行動的失望。如此一來，科學發展觀與一黨獨裁的執行效率結合，免不了讓人抱持或許更有機會即時翻轉的期待。

但是中國的環境行動者的一時增長也有值得借鏡之處。就像太平洋環境組織高級研究員溫波所說，雖然近年來大連看起來是比較乾淨的城市，其實「傷害只不過是從城市轉移到鄉間」。反觀今日的台灣，環運力量似乎只及將污染源趕至境外，對外移中國的污染者就無力監督。

廣大的中國疆域分布中，也有某些進步官員的立場正在發酵。例如東北部分官員在松花江化學毒物外洩事件後，利用媒體來阻擋污染性企業或提高壓力。但號稱環境意識比中國進步20年的台灣，卻開始出現經濟部長、工業局長或環保官員，不只沒有「進步地」利用媒體去糾舉石化業生態危害進行監督，反而還停留在基於產值的概念公然利用媒體公器幫企業說話的階段。

兩相對比，或許中國的環境危機意識已刺激出當地更多的進步可能性組合。中國在環保行動上的矛盾與錯亂，讓我們知道，期待威權手段建立綠色經濟的期待很有可能會落空，為了避免失望，所以全世界像華衷一樣的環境觀察者和環境運動人士才會相信：要避免我們（地球生態）全都陷落萬丈深淵，就必須透過改變世界現有持續增長著的工業生產體系，來改變中國！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長、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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