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國接受歐盟經濟支援與技術指導的山東省日照市亞太森博漿紙有限公司為例，該廠的紙漿生產原料，來自另一家公司預備丟棄的廢板材。生產的末端處理部分，該廠配置以回收廢水和紙漿污泥，轉成「中水（回收水）」和肥料。紙廠的廢水經過過濾系統處理，達到中水的標準。這個再開發的水源，可用於廁所沖洗、灌溉園林、洗車等。再將中水透過地下管道，運至鄰近的煤炭碼頭，利用來噴灑於地面，防止煤渣塵土飛揚。

廢水變成水資源，紙廠也節省了要交給政府的排污費和工廠本身的水費（每個月的水費至少減了1／3）。利用中水這個技術在國際上發展經驗甚久，台灣的綠建築也有雨水蒐集系統，澳洲紐西蘭部分地區甚至有些案例是規劃將中水更進一步過濾處理而成為飲用水。

該公司另外一個廢棄物變原料的是較難處理的紙漿污泥，因為其中含有大量的纖維，污泥又常帶有惡臭。該工廠於是選擇把污泥留置並加以晾乾，然後再添加入特殊的成分，便成了有機肥料，供給鄰近的有機肥料廠。據說光是這樣的轉利用，年產量就有10億噸。

在這個案例裡，這個生產分工鏈上的生產工具和過去相比的確是改變了。而亞太森博漿紙所坐落的日照經濟開發區，是個被中國這個能源消耗與污染大國選為循環經濟示範區的熱點。然而就像台灣的麥寮工業區可已是個獨立於環境監督的獨立王國，日照經濟開發區的出現並不必然意謂循環型社會在當地已經形成，更不用說整個中國大陸仍然是個能源消耗依存度，大量浪費與廢棄物成長中的線性經濟社會型態。

回顧台灣，在促進循環型經濟的發展上我們有類似的願景，也有一樣的困境。為了尋找仍惡化中的生態危機的出路（或是以官方慣用口號：「同時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為了「朝向零廢棄與節能減碳之目標逐步前進」），循環型經濟和「綠色經濟」、「綠色資本主義，等時髦名詞一樣，近年來漸常被民間與政府引用，循環型生產鏈的概念也不斷被提及。

如同環保署網頁上所宣稱：「為因應此環保趨勢，近20年來世界各國皆積極建設與推動生態工業區，均以各項政策與配套措施來推展循環型社會之建立，其中包括的方式有選擇適當區域來設置生態化『環保科技園區』，以及推動資源循環鏈結等。」（註1）

目前在台灣是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完成設置4座「環保科技園區」，國內目前設置4座環保科技園區，分別位於高雄市岡山本洲工業區（40公頃）、花蓮縣鳳林開發區（22公頃）、桃園縣桃園科技工業區（31公頃）、台南市柳營科技工業區（30公頃）。

政府宣稱推動環保科技園區所帶來的效益很多元，包含「活絡閒置工業區土地、提升國內環保技術水準、扶植國內環保產業發展等，以及我國推動低碳家園發展的政策方向推動至今，已具有提高我國資源循環鏈結比例、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帶動地方產業綠化等實質效益」。

但是，舉其中提高資源循環鏈結比例一項，相對比之下，最亟待改革的產業鏈諸如石化業抑或北、中、南三座科學園區的耗水量被帶動下降了多少？

這些生態經濟特區的願景不外乎是能促進產業間投入與產出面之資源循環再利用鏈結，進而擴展至都市主要生活圈之連結，最終目標為將產業發展融入自然生態之循環體系當中，同時創造區域性兼顧生產、生活、生態，三生一體之生活環境，簡言之，就是轉型為「循環型社會」（recycling-based society）。

然而，我們無論就這4個工業區在台灣工業生產值上的重要性，還是著名企業的進駐情況，或者對地方資源回收再利用體系的經濟效益來省視，仍停留在市場與技術決定而無具體時程目標。

所以一方面看來台灣當前的執政者與環境運動者似乎在推動循環經濟這個方向上有高度共識，差別只在策略與時程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其實不然，我們對轉型後的社會型態的內涵差異大為不同。從歐盟推動循環經濟的經驗，台灣如何能積極促成循環型社會而擺脫消費至上經濟的宰制，有4個經濟發展策略的關鍵因素必須整合評估：

（一）社會不平等發展特性：例如回收資源的資訊不平等；

（二）驅動力：從經濟發展綱領還是環保法規管制出發；

（三）技術的專制性：例如電子工廠只做部分回收而拒絕全面回收；

（四）市場機制：對失靈的市場機制的介入時機與因應措施。

（下周續，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長／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註1：參考資料：http://ivy1.epa.gov.tw/estp/big5/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