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平來說，一件錯誤連連、影響深遠的重大教育決策，若說作為主管的教育局長沒有疏失，其誰能信？然而，要說必須下台負責的竟不是錯誤政策的制定者，其誰能服？郝龍斌在全案所扮演的角色舉世皆知，其所應該負的政治責任、道德責任，也絕不會因為斷尾求生而有一絲絲減少，相反地，其在全案中一意孤行、剛愎自用、前倨後恭、毫無擔當的行徑，也已然為台灣從政者寫下新的定義與典範。不客氣地說，以郝龍斌主導一綱一本、自辦基測之責任，及其一路以來堅持只有技術疏失的態度，其一人對教育所造成的惡劣影響，亦屬空前，短期間之內，恐怕也難有其他政客可以超越。

「這是我從政以來最大風暴。」從此前的「花博爭議」、「新生高弊案」、到荒腔走板的「北北基聯測」，這句話幾乎已成為郝龍斌面對危機時的標準說詞。然而，「北北基聯測」風暴對郝之所以殺傷力更大，在於本案初衷雖在討好選民，結果卻幾乎引起不同政黨屬性選民的共同反感，郝團隊難以政治手法切割，情況之慘烈，即便連國民黨籍議員，也僅剩下少數黨性堅強者嘗試公開為郝辯護，郝自以為嚴峻的「個人政治風暴」說，似乎連同黨同志也沒有多少人在意，這無疑才是郝市長真正的風暴。

情勢再清楚不過，要求教育局長下台負責，既無助減少北北基師生家長的恐慌，更無法解除郝市長個人的政治危機；新任教育局長丁亞雯上台後，仍然必須面對一綱一本與北北基何去何從的根本問題。可能作法不外如下：繼續堅持郝市長的錯誤政策、或僅就技術部分進行微調、或承認錯誤回歸全國一致。問題是，丁局長乃至於台北市教育局上下官員，往後可有自為決策的空間？郝市長當務之急，顯然不是急於站在第一線辯解，而是還給教育行政人員免於恐懼的決策空間，如此，個人聲望與支持度已然墜於谷底的郝市長，或有觸底反彈的可能。

誠如前述，郝龍斌如若在重大教育政策上繼續下指導棋，其已然定調的政治聲望只怕難以翻轉。不過，這完全不值得我們傷神，就教育本身而言，比較有意義的討論是，教育行政官員究竟從全案記取什麼教訓？應如何面對本案的後續發展？

應該指出，一綱一本與北北基聯測雖由郝龍斌提出，但難謂教育官員即可因此免責，本案之所以值得深入討論，正在於其決策過程，清楚反映出民選縣市長與教育局長之間全然不對稱的關係，說到底，首都教育局長不過只是市長的教育隨扈而已。

本案恰好歷經3位首都教育局長，現任教育部長吳清基、現任國家教育研究院院長吳清山、甫辭職的資深教育官員康宗虎，以3位教育官員的學養資歷與對教育專業的認識，竟然無力阻擋錯誤教育政策於未成形之前，也沒有能力在執行層面減少技術疏失，甚至在去職時都還必須一肩扛起不該負的政治責任，教育主體性何在？教育專業何在？教育人員的擔當又何在？

唯唯諾諾、亦步亦趨，不該是教育官員的典型，挑戰權威、批判當道，才是值得肯定的教育風骨。在兵荒馬亂的民國初年，猶有無懼北洋政府壓力的北大校長蔡元培，承平時期的台北市竟然沒有敢向市長說不的教育局長，這難道不是教育人員的墮落？難道不是台灣教育真正的危機？

如果教育官員的學歷與專業，僅僅只是用來著書營生的工具，而非作為向上司據理力爭的利器；如果教育官員的堅持與擔當，僅僅只能拿來向基層教育人員立威，而不敢用來反抗民粹，其擔任教育主管的意義何在？所謂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郝市長這樣對待他所任命的教育局長，豈不剛好？

現在的問題顯然落到新任丁亞雯局長肩頭。與前任相較，丁局長的優勢在於，經過實際檢驗，北北基聯測的缺失已經嚴重衝擊續辦的正當性，目前的社會氛圍也給了丁局長力拒民粹的空間，在這樣的態勢下，丁局長如果無法從源頭戳破一綱一本無法減輕壓力的真相，不願意承認自辦基測純屬多此一舉，卻意圖以所謂改進技術缺失，求取社會支持續用一綱一本、支持續辦北北基聯測，實在也枉費她接下挑戰的初心。擺在眼前的選擇實在不多，承認錯誤、停止錯誤，就是最好的善後。

一場錯誤決策，雖帶給師生家長許多痛苦，卻也等於是台灣教育的照妖鏡。必須再次指出，影響力從來不與官位大小成正比，值得讓人懷念的教育官員，也從來不因為其擔任過什麼職務，而是其在面臨非教育的掣肘與壓力時，究竟為教育專業堅持過什麼？丁局長臨危受命，又豈是為了一個善後的定位而來？

（全國教師工會文宣部主任）

▲北北基測與全國基測5月22日進入第二天，考生在考完社會科後正式結束所有的基測考科，在新北市立海山高級中學應試的北北基測考生開心的離開考場。（圖文／楊萬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