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受害族群中，年輕人特別不滿，美國青年失業率高達近2成，不少擔憂前景的學生及失業年輕人透過網路號召，發動佔領華爾街（OccupyWallStreet）的行動。他們選在9月17日匯聚於紐約曼哈頓的金融區，並駐紮在附近的祖科提公園（Zuccotti Park）。

參與成員來自各個不同群體，抗議腐敗的銀行惡棍（bankster，結合「銀行家」banker與「土匪」gangster）及企業大亨，以及他們所掌握的政治權勢；同時，他們也反對惡化的社會不公及貧富差距失衡。

這項運動剛開始未獲媒體的充分關注，但隨後卻開始攻佔媒體版面，成為熱門的公眾話題。儘管參與人數不多，人數始終維持在數百人左右；但類似的佔領行動卻在美國遍地開花，芝加哥、舊金山、洛杉磯、波士頓及華盛頓等城市地區，都有民眾熱烈響應。日前，工會組織對佔領行動表示支持，規模可望因此進一步擴大。

籌辦者表示，活動的發想是源自埃及、西班牙及以色列的抗議活動。在活動官網上，他們形容這是一場「無領袖的抵抗運動，參與者來自各種膚色、性別及政治派別。我們所有人的唯一共通之處在於我們來自99％的民眾，無法容忍那1％的貪婪及腐敗」。

兩度獲普立茲獎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前往觀察後指出，不滿的青年認為當前政治及經濟制度殘破不堪、充斥腐敗、不具回應性且不負責任。

長期以來，「危機社會化，利益私有化」的現象，導致美國社會對銀行家產生不滿。紀思道以不動產貸款證券化為例，許多銀行家因此變得更富有，但政府卻因此負債累累，民眾亦成為無殼蝸牛。

另外，銀行監管不當，政府拿納稅人的錢去挽救「大到不能倒」的銀行；同時銀行卻又抱怨政府不該加強管制，因為這會限制紓困的成果。顯而易見的是，當多數人在討論挽救大到不能倒的銀行時，鮮少有人願意從受害者的觀點去思考問題，這些人當中，有數百萬戶家庭沒有房子，甚至無力養家。

經濟危機過後，股市與景氣趨於好轉，但失業率卻居高不下，違約債務仍持續增加，民眾顯然無法體會經濟復甦帶來的好處。與此同時，高盛執行長布蘭克費恩（Lloyd Blankfein）在2010年的薪水卻高達1,320萬美元，比前年增加320萬美元。

關切金融危機的資深記者丹尼謝切特（Danny Schechter）認為，銀行惡棍處心積慮想要挖走他人財富，然後再放進自己口袋，這種行徑雖然沒有牽涉到暴力，但卻是一種經常性的犯罪行為，但這些人偏偏不被視為非法。《浮華世界》（Vanity Fair）總編輯卡特（Graydon Carter）亦表示，這或許是人類史上影響最深最廣的最大宗非暴力犯罪。

佔領運動進行至今，面臨的最大問題在於外界不斷指責這是場缺乏明確訴求的抗議。紀思道表示，他對運動深感同情，但卻無法認同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

譬如，以不當對待印地安人為由，抗議者要求20元美鈔應拿掉美國第7任總統安德魯．傑克遜的肖像。

有鑑於此，紀思道在《紐約時報》的文章中，提供佔領華爾街行動幾點可行的具體訴求方針。首先，應要求徵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賓所說的金融交易稅（又稱托賓稅），藉此抑制投機性交易所造成的市場劇烈波動。目前歐洲正在朝這個方向邁進，但歐巴馬政府站在華爾街的立場表示反對。

另外，要求修補附帶收益（carried interest）及發起人股（founders' stock）的漏洞，這些減稅措施不具正當性基礎，而且讓最富有的民眾享有極低的稅率。最後，遵守最低資本適足要求的新巴塞爾協議（Basel III）及限制銀行進行風險投資的伏克爾法則（Volcker Rule），並推動歐巴馬與某些國際專家所呼籲的銀行稅。

喬治城大學歷史系教授卡奇姆（Michael Kazin）認為，「任何運動在剛開始時，都是基於不滿而發出怒吼」，但運動若要走得長久，就必須形成某種制度，並凝聚出政治目標。南加州大學社會系教授艾里索夫（Nina Eliasoph）也認為，運動要持續發揮影響力，就必須有運動領袖及明確訴求。

自由新聞工作者恩格勒（Mark Engler）則是樂觀看待這場運動。他表示，這群年輕人也許剛出社會、第一次舉辦運動且不擅於媒體操作，因此外界無法清楚掌握他們所欲傳達的訊息，但至少有一點取得民眾的認同：他們抓對了該被抨擊的對象。

參加抗議的年輕人，對於金權政體（corporatocracy）及財閥統治（plutocracy）相當不滿，他們認為平民百姓的聲音往往被政府給忽略。學生安格斯壯（Marisa Engerstrom）說：「我們美國擁有美好的制衡制度，但在銀行及大財團的影響下被遺棄了，導致民眾無法表達自己的意見。」27歲廚師普特南（Patrick Putnam）則說，99％的美國人在政府當中沒有發言權，「我們沒有聲音，我們沒有說客，所以我們被華盛頓當局所忽視」。

61歲的布克里（Eleanor Buckley）帶著水跟糧食來探望抗議的年輕小伙子，他在接受《法新社》的採訪時表示，越戰促使他們那一代的年輕人步上街頭，確實也發揮了改變的力量，「我在這裡看見相同的事情正在發生，剛開始總是只有一丁點人，但時間會證明一切，所有偉大的運動都是從零開始」。

（綜合外電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