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師組織工會的過程中，不時有「教師是否為勞動者」，以及教師究竟是「聖職」「勞動者」，還是「專門職」的論辯。

實際上，從「世界教師日」之發起，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國際勞工組織」共同催生可知，教師一職本來就具有多重屬性。一方面，現代各國的教育人員，無論是任職於各級學校的教師，或服務在各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基本上都是僱傭勞動下的受僱者；可另一方面，教育作為一門專業，在教育體系擔任教師或研究人員者，毫無疑問當然也具有其專業性；再者，華人社會特有的尊師重道傳統，亦賦予教師特殊的社會期許。易言之，教師雖然是勞動者，但不妨礙教師成為一個專業的教育工作者，教師既是勞動者，更是專業人員。

對今年正式組織工會的台灣教師而言，不妨從勞動與專業的角度詮釋世界教師日的意義，教師除應透過組織有效發揮集體力量，以維護教育受僱者的勞動尊嚴，更應致力提升教師作為專業人員所應具備的專業知能，必須再次強調者，集體勞動權不僅僅用來維護教師權益，更可藉以保障學生適性教育、伸張教育專業，教師工會應充實工會的專業面向，建立專業人員工會的新形象。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於1966年10月5日審議通過《關於教師地位的建議書》時，中華民國政府仍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是，囿於當年時空背景，政府直至1995年8月9日方才制定公布攸關教師權利義務的《教師法》，至於教師工會組織更遲至2011年5月1日方才正式解禁。

教師工會的禁令雖告解除，但工會三法修法過程中，官方明顯刻意壓制教師工會勞動基本權，使得已經遲到多年的台灣教師工會，在發展組織的過程中面臨諸多不合理之限制，再三強調維護教師權益的馬總統，作為教師工會主管機關的勞委會，以及標榜教育國際化的教育部，此刻應正視此一問題並提出具體作為。

一、研擬工會三法再修正草案：針對教師工會成立以來面臨之困境，諸如：在《工會法》方面，限制學校不得組織企業工會，連帶使得基層教師工會理、監事既無法定會務公假，亦無法比照其他企業工會代扣會費；此外，在《勞資爭議處理法》方面，針對完全禁止教師工會罷工權之規定，或可朝提高罷工門檻方向修正，至於教師工會適用《勞資爭議處理法》之範圍亦應朝開放方向思考，以真正確保教育受僱者基本勞動權益。

二、審慎修正《教師法》：教師工會陸續成立後，即便《教師法》部分條文容或有修正空間，修正亦應聚焦在教師會與教師工會組織競合部份，此外，兩會組織任務之調整與銜接，亦應訂定緩衝期，以確保教師組織參與相關教育決策的空間；至於《教師法》原條文中涉及教師權利義務、或各種專業委員會之設置員額比例者，實無修正之必要。

落實尊嚴勞動、確保教育專業係教師工會重要任務，來年教師工會或可以更積極的態度參與世界教師日相關活動。

（全國教師工會文宣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