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促進階級流動是教育的重要社會功能，然而，十多年來，歷經國、民兩黨新自由主義教育政策，台灣之教育已日漸商品化、市場化，中小學教育支出長期不足已不待言；高等教育方面，在錯誤的評鑑方式下，更出現巨大的資源分配落差：少數學校幾乎占盡國家教育資源，其餘學校則苦無合理經費提升教育品質，教育之公平性已蕩然無存。

尤有甚者，教育部的數據顯示，近年來申請助學貸款者不僅比例日高，且其中就讀專校者明顯高於大學，就讀私校者又高於公立學校，至此，教育不僅已經逐漸失去其原有促進階級流動的作用，甚至反過來成為鞏固優勢階級利益、擴大階級差異的幫兇。

針對教育經費不足一事，3位總統候選人顯然以為只要提高教育預算即可交差，無須另行開徵教育捐，殊不知，台灣目前之賦稅結構完全向資本家與富人傾斜，相較於受薪階級勞動所得必須核實課稅，政府則透過立法給予財團各式各樣的租稅減免優惠，在國家稅收絕大比例由勞動階級負擔的態勢下，所增加的教育預算無疑還是來自受僱者所繳納的稅收。

易言之，教育預算之增加並非單一課題，尤其與租稅改革密切關連，我們以為，在政府未能完成符合公平正義的租稅改革前，對企業課徵教育捐或紅利稅，不僅有其正當性與必要性，甚至只是稍稍補足國家浮濫對企業減稅所短差之稅收而已。

長期以來，新自由主義以「使用者付費」為名替高學費擦脂抹粉，然而，勞動價值與工資之間的差異，亦即剩餘價值，正是資本家利潤的主要來源，各級學校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勞動力給企業主，學校成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職訓所，依所謂「使用者付費」原則，教育捐或紅利稅恰恰正是企業主必須支付的員工教育訓練費用。

進一步言，正如劉欽旭提問所指出的，官方透過薪資補貼等措施提升企業在全球化下的競爭力，卻乏相對應變措施，致使勞工獨自承受高失業、低薪資、以及勞務派遣的苦果，毫無疑問，不穩定的勞動關係不僅直接影響家庭收入，更連帶影響勞動家庭子女的受教權益，越來越多的勞動家庭陷入低所得與低教育成就的惡性循環，而這些原本應由企業與資本家支付的成本，卻由教育體系，特別是學校教育所吸納，企業難道不必善盡其社會責任？

綜上，教育捐表面上似乎只是增加教育預算的一個作法，實際上，其背後既有複雜的教育政治經濟關係，更攸關教育能否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此次教師組織的大哉問雖未能讓人民看到民選總統應有的高度，不過卻因此暴露了資產階級政黨及其候選人的本質，或許也勉強算是善盡其公民責任了。

（全國教師工會文宣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