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第三階段，果然又回歸主流政治的泥巴戰，缺乏公民團體代表與參選人之間至少3個回合的交叉辯詰制度設計，就只能是參選人的秀場，對問題的釐清以及是否釋疑，不僅毫無幫助，更讓民眾無法審慎地認識某些攸關民生福祉的特定議題，隱藏在華麗詞藻後的政策漏洞得以輕易遁形。

▲2012總統大選電視辯論第3場17日登場，提問的12名公民團體代表在會後舉行記者會，評論3黨總統候選人對提問的回答。（圖文／中央社）

不僅如此，呈現在公民／觀眾面前者，皆出現參選人與記者對提問「消化不良」的問題，環保聯盟會長王俊秀教授與「白米炸彈客」、248農學市集召集人楊儒門的提問，更被媒體列為「另類提問」，除「辯論會」形式設計不良外，足見主流媒體確實缺乏掌握公民團體思維的能力，這涉及台灣新聞媒體長期的八卦娛樂化、溫情化與自願政黨標籤化的遺毒。

到底「另類提問」的問題核心是什麼？參選人又如何應對？筆者野人獻曝，試申其意。

其中認為比較「KUSO」的問題，是王俊秀問到：「國防部適不適合轉型成為地球防衛軍？捍衛地球環境並支持救災，彰顯真正的兩岸和平與地球和平？」馬英九的回應是，把國軍改成地球防衛軍方面，災害防救部分他已經有落實；蔡英文的回應是：「身為一個島國，國家防衛非常重要，因此國軍還是以保家衛國為主，其次才是重大災害的急救，至於要擔起全球性的責任，目前恐無法承擔。」宋楚瑜則表示環境問題不單只是政府而是全民的問題，他將會在教育及法律上面進行著手改革。

自從現代人能夠透過衛星拍照傳遞地球整體影像之後，一個美麗的藍星就成為全世界環保運動的共同圖騰，環保運動的精神是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因此環保運動是不分國界的、具有濃厚國際主義精神的新社會運動。在這個觀念之下，提出「地球防衛軍」的構想是再合宜不過的進步論述：一方面準確地回歸保衛地球家園的初衷，另一方面反對任何形式的戰爭。

准此，地球防衛軍的概念是非戰化，將國防資源投注在救災或是，如筆者於12月13日本專欄〈毒化河川即國安危機〉一文所稱：「解決之道，可考慮將河川安全管理事權單獨劃歸海巡署，結合並增設海巡署的淡水水面與陸地上的資源，以國安高度面對國內不肖的惡意排放業者。」地面與水面部隊的職責不僅限於救災，同時更具備保衛地球環境的功能設計。

3位總統參選人聽懂了嗎？馬英九頂多聽懂救援防災的部分，但關於兩岸和平的認知上，他對於自己的大陸政策具備穩固和平發展的信心，宋楚瑜則是進一步借用「全民國防」的觀念提出「全民防災」。

蔡英文的反應則是最「跳tone」，因為在其認知上確認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對兩岸關係路線及方針上仍有往衝突方向發展的可能性，所以國防力量仍以防禦外在敵人，主要是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為主要對象，也因為在傳統國家安全的認知中打轉，所以理所當然的認為國際安全此一公共財的維繫豈可由小國承擔，因而必然會推導出「這還必須由全球性的組織帶領，我們參與的可能性會比較大一點」的結論，與國際環保運動呼籲各國裁軍、維持和平的訴求具有最遙遠的距離。此外，蔡英文關於將高耗能產業移出台灣的政見，則散發出濃濃的鄰避思維。

另一個被媒體認為另類的問題，是由楊儒門提出的：「可否於總統府博愛特區週邊開闢都市有機農園，供應附近中小學營養午餐的需求？」楊儒門的問題核心主要是挑戰空間的佔有與使用，如果美國總統歐巴馬上任未久，其夫人蜜雪兒即於白宮前花園闢地種菜，為何台灣的空間仍持續處於戒嚴狀態？為何台北無法產生自給自足的農業？將空間還給人民，尤其是還給農民，或說讓人人都成為農民，讓食物自給自足、縮短食物里程，或許才是「總統府前種菜」問題提出的深意所在。

如果台灣的政見會能夠專注幾項特定議題，持續性的多辦幾場，且維持公民團體代表與參選人之間至少3輪的交叉論辯，相信必然會是一場有理有據的政策型討論，這才有助於政治品質與政策質地的提升。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關於綠色氣候基金的中文介紹還不多，國內環境研究機構對此一基金的功效也尚未開始瞭解，上述官方文件所載進展，對台灣國內認知恐怕會有誤導。事實上，對於這個專款專用的基金，在南非德班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第17屆締約國大會會議中，眾人的主要爭議點仍在於—綠色氣候基金的模式，如何才能民主決策。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要求在公約資金機制中獲得平等的發言權，改變資金管理和使用向來是已發展國家說了算的局面。被預期由綠色氣候基金取代的「全球環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即是明顯的失敗舊例。

GEF原是《聯合國氣候框架公約》締約國大會（COP）之下的唯一融資機制。它成立於1990年，但在2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GEF遭受到各種的質疑，除了基金的來源如何保持吸引力外，其中最大程度爭議是由於發展中國家深受其不平等的治理結構之害造成的，因而強烈要求改變它的治理結構和運作規則。GEF理事會由16個發展中國家、14個發達國家和兩個經濟轉型國家的代表組成。但是其他發展中的海岸國家和小島國家對此心存不滿，因為它們覺得對基金的花費去向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力。因此GCF資金來源與管理模式必須從GEF的改革上進行似乎是大家的共識。

哥本哈根協議第8段指出，「先進發展國家在2020年以前每年籌集1千億美元資金用於解決發展中國家的減排需求，這資金來源將由多種來源，包括政府資金、私人資金、多邊籌資以及另類資金來源」。其中的理由是，為了實現長期和快速的鉅額籌資的任務，需要積極採取各種融資的手段和途徑。如果將私人資金和其他來源的資金排除在承諾資金之外，顯然不利於綠色氣候基金的快速發展和擴張，也不利於鼓勵發達國家籌資的積極性，這必然削弱綠色氣候基金所能實現的目標。所以類似德意志銀行集團的主管就表示，只要「我們只需要一個碳機制，一個可靠的政策，私營部門就會積極注資」。

於是正是因為先進發展國的立場轉變，所以在「前車之鑑」上，德班會議關於綠色氣候基金有了號稱成功的決議：納入各種基金來源（列舉如下）。

1.世銀氣候投資基金World Bank Climate Investment Funds

2.全球環境基金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

3.調適基金The Adaptation Fund

4.清淨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5.清潔能源發展投資框架Clean Energy for Development Investment Framework

6.碳金融（交易）Carbon Finance

底牌揭曉，難怪美國代表立場180度轉變！但這個基金籌措機制卻反受民間組織更嚴厲的非議。世界性的社運與公民聯合網絡「Global Justice Now! 」在會後立即發表聲明，批評德班會議決定是個爛攤子，原因就在於，世界銀行大開大放的被置入。內容直指「我們需要的是一個由參與式決策的氣候基金管理，而不是一個不民主，甚至該為過去許多氣候變遷元兇與世界貧窮問題負責的機構——世界銀行再度握有權力」。當世界銀行正式介入，跨國公民行動組織Jubilee South進一步說，「綠色氣候基金就已變成是貪婪財團基金（Greedy Corporate Fund），因為此時是富國掌控，按照他們的要求，並且為私人投資或資金管理機構大開利潤之門」

民間公民組織的憤怒在台灣的社會情境裡或許很難被理解，而其主要引發的關切就是許多關切環境也關心社會正義的團體開始發現，氣候變遷相關政策，包括綠色經濟的推廣，正變成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經濟不穩定的浪潮下，保護跨國金融產業的工具，所以窮國與富國的結構性不平衡將在氣候變遷的全球治理架構下或繼續，或重新地複製出來。分享至此，僅以以下引言與有識者共同預見綠色氣候基金為何難以發揮功效：

問題是世界銀行就是目前這個失敗的新自由主義體制的惡棍。

──Grassroots Global Justice Alliance in the U.S.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因水患而逃離家園的巴基斯坦婦女，坐在信德省米爾布爾哈斯區的一所學校內，等待發送的救援物資，圖攝於2011年9月23日。（圖文／路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