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進入台灣大學就讀土木系的張振聲，在2000年3月時在台大籃球場打球，突然休克，爾後不幸成為植物人。發生意外後，張振聲家屬質疑台大校方處理的過程有多項疏失瑕疵（包括：籃球場外鐵門與路障設置不當、延誤就醫、未將患者送至較鄰近的三軍總醫院等），而認為台大校方應一定承擔起張振聲的照護責任。然而，這樣的訴求並未獲得台大校方同意。當時的台大校長陳維昭，否認校方有任何責任，也拒絕提供照護資源。於是，家屬與台大校方之間，展開了一場長達至今13年的抗爭與纏訟事件。

經歷了13年的爭議，終於在2013年2月，在台大校長李嗣涔的同意下，台大校方答應了張振聲家屬們三項訴求：一、台大校方每年支付張振聲的醫療照護費用40萬元；二、協調張振聲入住台中護理之家或其他照護機構；三、醫療照護費用不足之部分，由台大負責募款。

8月份，張振聲家人們因為擔憂第三項「不足部分，由台大校方負責募款」的承諾落空，再次一家人北上到台大行政大樓外陳情協商。終於，在新任楊校長出面後，也同意具體化第三項訴求，承諾由台大每年再募款15萬元，供張振聲醫療照護使用。

據了解，台中護理之家的入住和照護費用，每年約為54萬元，如今台大支付的費用加上募款，應該暫時足以支付張振聲長期照護的基本費用（未來則需考量到物價調漲，予以逐年微調救助或募款給付）。這雖仍無法挽回張振聲一家人的青春幸福，但至少能讓他們不至於再因此被拖垮生活。

仔細回想，這事件竟已經過13年，著實讓人百感交集。台大校方在13年後的今天，終於「退讓」。儘管，校方始終堅稱這並非「賠償」，強調校方沒有法律上的責任，而只是盡道義責任。但也是張振聲一家人的堅持抗爭努力下，才換來校方的「急難救助」回應。

▲在台大校長李嗣涔的同意下，2013年2月台大校方答應了張振聲家屬所提出的3項訴求。圖為2013年6月8日李嗣涔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8年前接任校長，最大挑戰就是邁頂計畫，在任內終於達成目標。（圖／中央社　文／李宥榛）

我和張振聲是同一年入學的學生。當時得知此一噩耗，會感嘆這一不幸事件，卻沒想到它將成為一起歷經13年的爭議。

還記得事件發生沒多久後，透過網路與媒體報導，我們才得知了張振聲家屬希望台大校方承擔照護責任，卻始終難以如願的狀況。台大校方緊咬著「沒有法律責任」，而不願嘗試協調資源、提供協助的作風，看在開始和校方（特別是當時的校長陳維昭）偶有爭議的我們眼中，並不感到意外，卻還是相當心寒。

2001年3、4月時，大學新聞社的幾個社員和我，找到了張振聲的一位土木系學長，原本想討論能否一起做點什麼。然而，在同感難過之外，我們只因為諸事繁忙，就沒有了進一步的動作，不了了之。

6月，畢業典禮，我們在學校裡抗議校方對舟山路封道的異議學生們記過。還記得那也是一個炙熱的正午，張振聲爸爸和媽媽也來到典禮場外發傳單，要求台大校方正視問題。我們簡單交談幾句，但也僅有互相祝福，沒有幫上什麼忙。

隔了1、2年，後來社團經過討論，寫了一篇評論報導，想再喚起對這件事情的關注。然而，至此也就不再過問，應該做點什麼的想法，也就塵封在我們的記憶中。

爾後，只知道台大校方繼續堅持自身沒有任何法律責任（國賠訴訟判決和監察院調查也再次肯認了這一主張），張家和校方的溝通協商，似乎也沒有任何進展。在這之外的印象，則僅剩PTT上的「張爸現象」。

張振聲父親洗版式的波文，控訴台大校方的缺失，成了PTT網路世界中人盡皆知的現象。看到「…聽首歌好嗎？…」之類的波文，應該是大多數PTT使用者的共同回憶。然而，對PTT使用者的年輕學生來說，這似乎只是一個煩人的雜音，在理應輕鬆的網路世界上，相當違和，甚至惹來不少蔑視。頂多的關懷，也僅存在推文上的「張爸加油！」、「張爸晚安！」。

於是，張振聲事件始終成為一個「家屬」與「台大」對抗的事件，而鮮少有任何社會力介入關心。也因此，台大校方始終沒有面臨強大的壓力，得要出面給予張振聲醫療照護。13年後會出現這一轉折，或許一方面是單憑家屬長年來努力不懈訴求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只能解釋為少數領導決策者的突然轉念。

以此事件言之，校方究竟有無法律責任，的確難有定論。儘管在送醫的速度以及醫院的選擇上，校方或許可能有所瑕疵；但單就法律上看這是否就構成「因果關係」，因此有賠償責任，或有相當大的爭論空間。也因此，法院並沒有做出對家屬有利的判決，也不難理解。

然而，如果在13年前，能有一些社會人士，或者只是台大學生們，站出來清楚表態：希望台大校方承擔起照護張振聲的責任──不論那是法律責任或是道義責任──那麼，這些爭議或許早已能夠落幕。畢竟，13年後的今天，台大校方能夠拿出40、50萬來提供照護，沒道理13年前會做不到。而張振聲一家人，這13年來也不需要承擔這麼多的苦難。在獨力照護的折磨下，還得背負著孤獨抗爭的無力感。

也或者，儘管台大校方態度或許依然強硬，不會因有社會力量介入而輕易妥協；但至少，倘若有社會力量支持下，張振聲家屬們或許能不需要把期望孤注一擲在司法爭訟上──早有法學者檢視過去的國家賠償判決，批評其實際上是「國家責任的溢流」──法院對弱勢受難者未必真是出路。相對的，在社會力聲援下，改為長期向台大校方或教育主管機關施壓，透過校務會議、學務會議、校友會等管道，都是可能的戰場。對每年預算多達百億的台灣大學來說，這也並非是一筆難以負擔的預算，特別是在一定的社會力量介入下。

▲13年前就讀台大的張振聲（右），在校內昏倒送醫後成植物人。張振聲父母2013年1月30日帶他重返台大，希望台大能承諾負起長期照護的責任。 （圖文／中央社）

當然，這社會上的苦難相當的多。有人或許會問：憑什麼張振聲在學校裡打球遭遇不幸，就要學校來承擔照護責任？有如今年8月張振聲家屬來到行政大樓前協商時，台大陳學務長當面反問：「如果每一個在學校發生意外的同學，都要校方來承擔，這怎麼可能？」

對於在同一個社群中，有成員遭遇了不幸，社群能夠承擔到什麼程度，的確沒有定論。這是一個社群的道德共識和道德政治問題。在台灣當下的狀況，我們對於不幸成為植物人的情況，並沒有有效的社會集體機制因應，而多是交由家屬自行承擔、或指望社會上的善心團體提供極有限的援助。然而，在這樣的情況下，有能力的社群，不應該盡量多支出一些資源，來弭補這樣的不幸嗎？種種的「意外」，為何直到今天，都還無法有充足的社會保險來減輕它帶來的災難？

還記得，今年8月那天，到了傅鐘旁關心張振聲家人的行動。期間，張振聲家人和台大校方僵持了1個小時以上。張振聲父親對著媒體說明，整個爭議的狀況為何，期待台大能盡速給予回應。這段時間裡，約有數十位青年男女，經過了傅鐘。他們之中有些人看到了新聞媒體拍攝著張振聲和他的家人們，不時多看了兩眼。然而，卻沒有人佇足下來，試著聽聽他們說些什麼。

這種景象在台灣是相當正常的，也相當能夠理解。但是，是否正是這樣的原因，讓個人的苦難，始終還是個人的呢？我們不需責備任何人，卻總還是值得試問自身：我們是否能為遭逢苦難的人們，再多做些什麼？

（英國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