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士瑩

幾年前曾經有個苦惱的母親來找過我，告訴我他的兒子從小就一直夢想著要考音樂系，成為音樂家。並非當家長的不贊成，而是家裡經濟情況確實不允許，不單無法負擔學習樂器高昂的學費，由於不幸負債累累，家裡這個獨子最好能夠趕快畢業，有個一技之長，能夠很快開始幫助家裡還債。

「喜歡的事情，如果變成工作就不喜歡了的話，那多麼可惜！」面對充滿罪惡感的這位母親，我依稀記得當時是這麼說的：「只要妳能夠繼續鼓勵他把音樂一直當成一輩子都喜歡的事情，說不定能夠比為了考試而練習樂器、為了糊口而進管弦樂團更快樂呢？」

雖然我嘴裡這麼說，心裡並沒有什麼把握。

我之所以會這麼說的原因，單純是因為想到自己當年如果決定把喜歡的寫作變成主要的工作，我的生活圈子、我的視野，是不是因此會比現在以國際NGO為主的人生狹窄許多？

如果當年，我把熟悉的文字工作，無論是採編、翻譯，還是寫劇本，當成是唯一的收入來源，那麼我還會像今天一樣那麼喜歡寫作嗎？

我一直相信，找到一件讓自己人生著迷的事，比找到一件能讓自己發達掙大錢的事，能更有價值。

幾年之後，我又見到了這位母親。她安慰的告訴我家庭的近況，聽話的兒子不甘不願的選擇了實用的理工科系，大學畢業以後，果然很順理成章地找到一家外商科技公司的工作，穩定的成了上班族。

雖然沒有成為音樂家，但這個如今已經是十足大人的兒子，卻也沒有因此放棄自己的夢想，晚上下班以後的時間，總是泡在大學社團的國樂社擔任指導老師，樂此不疲。

「我兒子現在的口頭禪是：『我在科技公司是兼差的副業，在國樂社當指導老師才是我的本業。』」

她說完，我們都忍不住大笑起來。

跟過去在美國當上班族的日子比較起來，如今身為一個NGO工作者，我的收入並不豐厚，原本寫作的一些微薄收入，竟然不知不覺超過了我在NGO全職工作的薪水，絕對不是因為我的稿費比人家高（不信問本版編輯就知道了），也不是因為我的書越來越暢銷，而是因為我在國際NGO的薪水相較起來相當微薄，還時常忍不住將薪水拿出很大一部分，來無條件資助其他比我處境更困難、但是做得比我更好的在地NGO工作者。

所以如果就收入來說，寫作是主業，NGO工作是副業才對，但在我生活的優先順序上來說，我非常確定，NGO才是我的正職，寫作是副業，但是無論主副、兩者都是我十分喜愛，只要環境許可就會這麼一直繼續進行下去。

所以我完全能夠理解，這位白天上班，晚上帶社團的年輕人的心情。

▲身為NGO工作者和作家的褚士瑩認為，找到一件讓自己人生著迷的事，比找到一件能讓自己發達掙大錢的事更有價值，圖為攝影師作品，攝於2012年2月5日。（圖／Roco Julie攝　來源／Flickr創用CC）

也不只是我，跟這個喜歡音樂卻念不成音樂系的年輕人，其實只要在日本或台灣，問到任何一個受到鹽見直紀所率先提倡「半農半×」生活方式感動的新農民，也會理直氣壯的告訴你，雖然務農的時間可能少於平常上班的時間，或務農所得的收入遠少於另外一個身分的收入，但「農人」才是他真正自我認同的身分。

如果只有少數幾個例子，你可以說我們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怪人，但是如果連跨國大企業也是如此呢？

許多人可能在看到2012年日本索尼（SONY）公司的財務報表時，認為這家為世界帶來Walkman隨身聽、PlayStation遊戲機，跟高畫質電視的電器產品公司，終於扭轉了連年虧損的命運，轉虧為盈。

但實際上，並沒有很多人注意到， 這些盈餘，其實有63％全靠著索尼在日本經營的保險公司賺錢，舉凡壽險、汽車險、醫療險都無往不利。索尼公司靠保險業賺錢已經連續10年了，這10年來已經為索尼賺進超過9億美金，至於電器公司的本業，在這同期10年中，卻虧損了8億5千萬美元。

甚至早在這一波的低迷之前，索尼在投資電影跟流行音樂上的收入，也一直遠高於科技產品的獲利，過去10年來，從電影《蜘蛛人》到馬友友的提琴CD，一共幫索尼賺進了7億美金。

從投資銀行業者的角度來看，索尼要不然就專心經營保險業，否則做電影、作唱片也都不錯，最好是把電氣用品這塊整個捨棄，但是，作為消費者的我們無論如何，恐怕都無法把索尼公司當成一間兼賣電器的保險公司吧？無論它的保險部門有多麼掙錢也無法改變我們的想法。

如果副業能夠比主業收入更多，讓我們把想要一輩子好好經營下去的主業做得更好，那又有什麼關係呢？為什麼一定要用賺多少錢來決定誰是老大？這就又好像傳統家庭「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關係，慢慢地越來越多的性別教育也開始讓我們學會思考，是不是賺錢的地位就比較高？至於無法用現金價值計算的「家庭主婦」是否價值就等於「0」，地位就應該較低？如果兩人的社會角色對調呢？

我只能說，像我這樣，能夠不在乎世俗的標籤、標價，理直氣壯地把主業當副業，副業變成主業的人，是非常幸運的，作為一家其實靠賣保險維持家計的電器公司，索尼也可說是非常幸運。不過就像我常跟朋友鼓吹的，無論「幸運」或是「好命」，其實跟現實的關係本來就不大，只跟「自我認定」有關係。自己覺得過著很棒人生的人，自然而然會讓別人羨慕。真正讓人羨慕的，不是他們所做的事本身，而是那份熱愛。能夠把熱愛的工作當成主業，得心應手的工作當成副業，應該算是工作人生的超完美組合吧？

■曾翔

雖然許多自由派人士不斷主張現代政府應該盡可能退位，將其運作限縮在最小範圍，成為守夜人的角色，但是在結構不斷複雜化的現代社會之中，尤其是社會福利方面，政府的職能反倒不斷擴張。然而，在意識形態、國家財政等等因素（或藉口？）的影響下，公部門在職能擴張的同時，時常採取外部化成本的方式用以處理日漸繁重的各項事務，尤其人力方面更是常見。

近年來政府持續進行組織再造、員額控管的同時，以大量的臨時、編制外人員、勞務採購彌補各單位人力的缺口。以職訓局為例，日前職訓局局長林三貴接受自由時報專訪時指出，該單位只有20％的人員是屬於通過國家考試的公務人員，15％屬於臨時人員，而派遣與外包人力更是驚人的65％！

▲台灣大學工會成員2012年11月12日在勞委會集結，抗議勞委會二度駁回台大工會成立登記，要求勞委會正視研究生勞動問題，並准許台大工會成立。（圖文／本報資料室）

根據筆者了解，地方的就業服務站甚至出現臨時、外包、派遣人力有數十位，而具公務人員資格者只有個位數的奇特現象。這也讓公部門的勞動關係呈現一種支離破碎的情形，在同一個單位可能會有不同雇主、適用不同法規（公務人員法規或勞動法），反倒比私部門更加凌亂。許多人質疑，倘若機關真有必要有大量人力行政，為何習以大量的委外等非典型勞動形式進用，進而批評這種情形是一種公法遁入私法的脫法行為。

「公法遁入私法」這個詞彙，是指行政機關選擇行為方式，將應以公法型態之作為改以私法型態為之；當然，行政機關有其權利，只要是不違反法令或是法令未強制要求必須以特定行為方式，機關依據行政目的之需求可以自由選擇私法或公法型態。在人力方面，行政機關採取委外、非典型人力的方式，美其名或許是為了彈性規避公部門繁瑣的規範，但實質上卻造成了國家成為最大非典型人力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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