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世傑

隨著貿易暢行無阻時代的到來，生物移動的速度隨著人類活動的速度與廣度而增加，通常是以貿易或偷渡的方式進行，一旦出現管制漏洞，往往出現大規模的侵入性問題，造成原生態的物種多樣性喪失。像是自1979年引進的福壽螺，因口感不佳而大量被棄置在溝渠當中，全台被啃食的稻米損失不計其數，直到今天，台灣的稻田都還可以相當輕易地看到福壽螺的身影。美國螯蝦也是如此，雄偉的大鉗子往往把水生動物殘食精光。外來物種的生態足跡未必都全然有害，但所造成的破壞潛能卻完全不容忽視。

（上圖）中國大陸遼寧省大連的「生命奧秘」博物館中，一位訪客正在觀看人類胎兒標本，圖攝於2011年9月13日。（圖文／路透）

對地球生態來說，人類活動也越來越像是「外來物種」了，人類活動的碳足跡讓地球不斷升溫，暖化帶來的海洋酸化問題導致珊瑚礁大量白化死亡，氟氯碳化物所造成的酸雨，都在在影響了地球的生態與環境。人類活動對全球暖化與地球生態帶來負面的影響，這一點完全反映在歷次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問題小組（IPCC）的報告中。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羅茲（Aaron Lotz）與艾倫（Craig R. Allen）博士發現（註），其實對生態造成最大破壞因素，在於人類平均壽命的增長。

羅茲與艾倫研究的出發點相當簡單：我們人類並非身處於自然環境之外，而是在整個自然環境之內，所以人類本身的行動，會對生態體系帶來直接的影響。

▲福壽螺產的卵。（圖文／中央社）

他們蒐集了100個國家的資料，這當中覆蓋全球87％的人口與74％的地表，他們納入相當多的變項，試圖解釋物種多樣性降低的原因，除人類平均壽命以外，還包括了雨量、農業密度、殺蟲劑規範、能源使用效率、野生動物保護、進出口比率、成人識字率、婦女在政府中以及該國人口中的比率等等。他們除了發現平均壽命這一項因素與物種消亡之間具有關聯性之外，人類活動對生態系的破壞還表現在以下幾個層面：

紐西蘭、美國與菲律賓擁有最高比例的瀕危與外來入侵的鳥類；紐西蘭擁有最高比率的瀕危與外來入侵的物種，這是因為缺乏本土哺乳類的緣故，在過去7百到8百年間，這個國家經過了殖民化的過程，引進了相當多非本土性的物種，破壞了當地生態系，降低了生物多樣性。非洲國家是瀕危物種與外來物種比例最低的地區，這與非洲在全世界國際貿易份額低有直接關係，因為貿易量少，所以外來物種交易的機率也減少了，從而降低了外來物種侵襲的機會。人均所得越高的地區，與瀕危物種以及外來物種的增加有關聯性。

▲美國螯蝦。（圖／MikeMurphy攝　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將羅茲與艾倫的研究成果簡單地歸咎於「人活得太久了」確實是出於聳動的惡性誤讀，羅茲與艾倫表明的是，我們仍需要對人類活動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進行更多的研究。當前的狀況確實是人的平均壽命越長，就留下更多的碳足跡以及資源的需求，從而就有可能破壞更多的棲息地以換取人類全體的生存。這當中需要釐清的是，人類的存活型態究竟需要進行何種變遷，才能夠儘可能地降低對環境的影響？

其實，我們仍有很多選擇。像是基因科技，基改作物對生態界會產生何種影響？我們只知道的是，生態界經過越久的發展，其上的動植物種類也就越多，生態系也更穩定，一旦改為單一作物種植，甚至是基改作物種植，不僅生態系會因此改變，層出不窮的次級害蟲也將取而代之使農民防不勝防。

再者，就是基因科技對人體發展極限的探索，以及貧富兩極化發展的趨勢之下，未來相當有可能會出現一些超級長壽的富豪，因其所耗損老化的臟器皆可透過基因工程再造，逃過天年之限。權力的集中與社會權力移轉新陳代謝速度趨緩，從而造成一個物種持續消亡且不平等更定型化且永存化的社會，屆時地球之浩劫或成殖民地化已是可預見的未來。人類社會體系與環境互動之間，還有更多的議題值得探索，而延長平均壽命對環境的影響，為我們開創了一個新思維的起點。（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註：Lotz, Aron and Craig R. Allen. 2013. Social-Ecological Predictors of Global Invasions and Extinctions. Ecology Society, 18(3): 15.

在美國馬歇爾總統提出「和平使用原子能」不到兩年，全世界第一座商用核子反應爐就於1956年在英國開始運轉。1960年代英國核電快速發展，幾乎每年都有新建核子反應爐投入運轉。1979年時任能源部長的哈維爾宣布將新建10座壓水式反應爐（PWR），並宣稱核電是人類能找到的最便宜能源。

然而這樣一種便宜有效率的能源，卻在市場上踢到鐵板。1980年代執政的保守黨政府，在1988年宣布將電力事業私有化，然而幾座核電廠皆因考慮到巨額後端處理成本，以及發電成本遠高於火力發電的情形下，無法順利出售。而自1990年起於電價中額外課徵的11％核電附加費，不但無法滿足核電廠除役及後端處理的需求，反而主要是被用於興建長達7年的賽斯威爾B（Sizewell B）核電廠。研究也指出，此一核電附加費在1990至1998年間，一共為核電業帶來91億英鎊的補貼。1995年開始運轉的賽斯威爾B核電廠，也成了辛克萊C點核電廠計畫前，英國最後一座興建的核電廠。核電佔英國供電的比例，在1990年代末期攀上高峰，此後隨著老舊核電廠逐步關閉而一路下滑。

2003年的英國能源白皮書中，指出英國不會興建新的核電廠，但排碳考量讓核電仍是未來英國能源組合中的選項。2006年時任英國首相布萊爾公開宣示支持重新發展核電，以達減碳目標，並指出英國政府將不會提供資金補貼，未來新建核電廠將由市場力量完成。然而正如筆者之前提及，此一宣示旋即遭致許多公共質疑，英國政府的環境審計委員會也指出發展核電無助於解決英國的能源困境。而2006年公開諮詢過程中的資訊造假，更讓綠色和平對英國政府提出訴訟並獲得勝利，迫使英國政府於2007年重啟諮詢程序。

接替布萊爾擔任工黨政府首相的布朗於2008年宣布將新建8座核電廠，此一重新擁抱核電的宣示大大鼓舞許多核電營運商，包括法國的EDF、德國的E.ON及RWE、日本的東芝、以及中國核電業者等，法國國家電力公司EDF甚且在2008年買下英國能源公司，取得英國現有9座核電廠中8座的所有權。布朗首相在一場演講中，也正式提出「核能復興」的論調。一個在全世界供電比例不斷下降的能源，似乎在英倫找到再起之契機。

然而就如筆者在前文指出，儘管從工黨到2010年後的保守黨－自民黨聯合政府，都一再宣示重新發展核電的決心，但自2008年至今，英國的核電發展不僅讓人感受不到欣欣向榮的氣息，反而提供一絕佳機會，讓我們重新檢視核電業與政府間的利益糾葛，以及更直接的核電成本問題。

自1990年代開始，英國社會已經逐漸認識到核電絕非如業者及政府所宣稱的如此便宜，比方說英國時任能源及氣候變遷部長休恩在2010年時指出，在核電廠除役及核廢料處裡部分，現在至少存在40億英鎊（約1,920億台幣）的資金短缺。而高漲的建廠成本，加上未來須面對價格持續走低的再生能源競爭，也讓各大核電營運商開始卻步，逼得英國政府必須巧立名目來補貼廠商興建核電廠。

在各大核電營運商紛紛宣布退出英國核電廠計畫後，英國政府與唯一仍保持興趣的EDF公司持續協商，在今年3月批准辛克萊C點核電廠計畫後，又歷經數月談判，終於在日前宣布達成協議，目前協議中公開的部分包括一路高漲的建廠經費：最終興建兩個反應爐將花費160億英鎊（約7,680億台幣）；興建時間預估長達8至10年，無益於在短期內解決英國能源短缺問題。

除此之外，更嚴重的問題是，為了保障EDF投資核電廠的獲利，英國政府同意每百萬瓦小時（MWh）至少92.5鎊的保證電價，是目前電力市場上批發電價的兩倍。而由於此保證電價與通貨膨脹連帶，預估在2023年時，每MHh的保證電價將來至121英鎊。經濟學家預估，除非其他能源在未來幾年內價格大漲，否則此一電價在市場上將無任何競爭力。而當辛克萊點C核電廠投入運轉後，預估EDF每年將可獲得稅前約10億英鎊（約480億台幣）的獲利，與此同時，消費者卻得被迫面對高漲的電費帳單。而正如玫瑰花換了個名字仍然不減其香氣一般，儘管英國政府宣稱保證電價與政府補貼不同，但此種遠高於對再生能源補貼的挹注，相信也能讓我們看清楚核電在市場上的競爭力。

而與EDF的協議一但成立後，此種變相的政府慷慨補貼，相信能重新喚起其他核電業者的熱情。換個角度來說，如果單從成本效益角度觀察，則英國新建8座核電廠的計畫絕不可能實現；而若透過政府補貼新建核電廠，或可吸引投資興建其他核電廠，但辛克萊C點核電廠的計畫，已經清楚展示新建核電廠所需投入的龐大成本，以及對社會、民眾的巨大影響，更別提核電業內大量國外資金所帶來的國安問題。這些複雜而待觀察辯論的問題，國內官方及媒體又怎能以一句「英國持續發展核能」輕鬆帶過呢？（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