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士瑩

我在成長的路上，就像其他台灣年輕人那樣，花了很多力氣，想要為自己的人生加分，做了許多努力，想讓自己的天賦被世界看見，想要清楚知道工作與夢想的不同。一面前進的同時，也忍不住一面懷疑著：

「我真正知道自己的一直往前，最後會到什麼地方嗎？」

於是，我開始學習按下人生的暫停鍵。

2005年的夏天，我住在英國倫敦，近郊的Hampstead Heath公園，成了下午時常去散步的地方，只是為了去看一張擺在草地上的桌椅。

這套桌椅的形式，異常地簡單，跟教室的課桌椅差不多，是義大利藝術家Giancarlo Neri的作品，這樣聽起來似乎不怎麼特別，但是試想30呎高的巨大桌椅，突兀地孤立在山坡的草原上，讓任何人從遠方每個角度都可以看得到，那衝突性是很強的。

這個作品由6噸的鐵，1千磅的木頭，兩百加崙的油漆，還有好幾百根釘子和螺絲組成。1955年生於義大利拿坡里的Giancarlo Neri，年輕的時候以專業足球員的身分移居到紐約幫阿波羅隊效命，但是在25歲的時候，轉換跑道成為專職的藝術家，目前歐美甚至巴西都有他的作品展出，但最有名的還是椅子的裝置藝術。從室內到室外，從美國的華盛頓到義大利的卡布里島，在不同的場景中重現達達藝術，將日常生活事物，透過比例，透過場景，透過與人的關係，帶給人許多震撼，這套桌椅之前也才在羅馬的Villa Ada Rome展出兩年，才來到倫敦。

「如果我是法國人，就會把這作品放在山頂，但是我是義大利人，所以謙虛一點，放在山坡上。」他在電視訪問中這麼說。

不喜歡的人說這簡直浪費資源，甚至說這簡直是IKEA的大廣告，但是我是喜歡的，因為這個戶外裝置藝術作品的名字，就叫做「作家」（'The Writer'），創作者說他想要傳遞的是作家寫作時的孤獨，而這套桌椅，就是他獻給孤獨寫作者的紀念碑。

每個人看了這個作品，都有不同的詮釋。我非常喜歡，覺得簡直就是年屆30的我，身為一個不大成功的作家的心境寫照。

有人說這套放在將近8百公頃的曠野中的桌椅，代表著面對空白稿紙的巨大壓力；有個叫做Olivia Cole的詩人，則說這是自我無力感的呈現；也有倫敦的報紙評論認為，椅子被推進桌子裡面，代表作家顯然不在座位上，所以作者真正想要提出的問題是：「作家在哪裡？」

一位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的主持人說這巨大的家具，跟四周的樹輝映，組成了一個巨人的花園。女作家Deborah Moggach說這象徵了作家的驕傲和自我膨脹，但是有網友添加一句說，作者自認偉大，但是當讀者向上仰望的時候，卻往往什麼都看不到。

有人說書桌就是供應人文思想的餐桌。

也有人說因為桌面這麼高，沒有人看得到桌上有什麼，越看不到，越激起觀者一窺究竟的好奇心，這正是讀者跟作家之間的關係。

專欄作家Natasha Walter則說原本該是室內的家具，搬到曠野中，正像是作家將隱密的私人心理世界，帶領到光天化日下讓眾人評議的過程。

還有人在網路上評論，說是作者要強調的其實不是桌椅的巨大，而是人的渺小。

但是創造這個作品的藝術家自己，也表達他自己的看法，他覺得桌椅就是作家的舞台，就像任何舞台一樣，只是一個空曠的軀殼。這是為什麼他將桌椅本身盡量做得平凡無奇，就是不惹希望有人特別去注意到桌椅本身的顏色式樣，因而將心思放到明顯缺席的主角身上，至於這個主角，究竟是公園裡看不見的英雄，還是別的什麼，就由觀眾自己想像了。

我每次去的時候，卻都看到作為一個創作者的孤單，尤其是在聽到每個人在爭辯著這個作品的意義，是好還是壞，喜歡還是討厭，越是眾說紛紜，越能體會那種強大的孤單，像是要將我吞噬般。

因為我的工作可以一年到頭都在世界不同的角落生活，我開始寫在各地看到不同的生活方式，所帶來的人生啟發，這下筆思考的過程讓我頭腦清楚，發表分享的互動過程則讓自己開心，但是從來不覺得我因此就是個「旅遊作家」。

出版社總是向我要旅遊的照片放在新書裡面，讀者也總是問我哪裡最好玩，記者問我剛從哪裡旅行回來，廣播節目要我上節目聊旅行中的艷遇，就連搭飛機認出我的空服員也親切地問我這趟又要去哪旅行，回來是不是又要寫一本書，我是「旅遊作家」的誤解，像是一腳踏進熱柏油，怎麼樣也甩不掉。

知道我一直是有全職工作的人似乎不多，知道我30歲之後的工作，是在國際非營利性組織的人或許就更少了，至於為什麼要選擇從高薪的美國跨國企業主管，變成一個跟緬甸公民社會一起工作的人，似乎就更難理解了，所以不如繼續叫我旅遊作家最為簡單。

作為一個旅遊作家，當然沒有什麼不好，我一個人就可以做。每個旅遊作家都是這樣的，一個人旅行，一個人寫作，然後交給出版社或雜誌社，新書出版以後，辦一些演講活動，幸運的話找到一些贊助商，又接著下一場旅行。一直專心做一件喜歡的事，把它做好，應該可以繼續下去。

但是如果到了30歲，我看到的世界比20歲大了，想做的事情也變大了，再也不是我一個人可以完成的，卻還勉強繼續留在原本的書房角落，那不是很哀傷嗎？

所以30歲以後，我決定把我的書桌跟椅子搬到曠野中，我要走出去，努力從一個旅遊作家，加入那些希望世界變得更好，相信世界有一天會和平的行伍中，變成這股美好力量中難以辨認的一份子。

但是夜闌人靜的時候，我還會爬上這張在曠野中的巨大桌椅，一個人在月光下振筆疾書，就像我往常所做的那樣。

於是，寫作的快樂又回來了。然後我解除暫停鍵，又開始背著作家的身分前行，表面上一切沒什麼不同，但這次我打從心底明白我往前的理由，不是生活現實的折磨，也不是老天爺安排的宿命，而我之所以為我，非做不可的那些事，也因此我會一直抬頭挺胸，帶著微笑走下去。

（圖說）義大利藝術家尼瑞（Giancarlo Neri）的作品《作家》，圖攝於2005年7月25日。（圖／Justinc攝　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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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謙

農曆年前，某次同南台灣積極參與工會事務的派遣客服夥伴，一起討論著如何北上要求直接雇用的抗議行動時，和這群工會會齡僅有兩三年、卻表現出異常勇敢、堅毅的女性工會幹部，聊到連續從事動輒長達5到10年的派遣工作的種種無奈與些許絕望，聊到每個人當初為什麼會想要參與工會事務的初衷始末，聊到對畏於資方至今遲未加入工會的同事的想法，聊到大多數人是如何從原來對工會懵懂狀態，短短兩三年內，成為了彷彿是身經百戰的勇者。

忽然間，一片喧嘩的談話聲中，傳出了這麼一段話。

「想參加工會，另一個原因主要其實是為了我以後的小孩。」

「妳想得好遠唷！」另一位工會夥伴笑著問。她沒正面回答，但她嚴肅認真的態度可以明顯感受這並非僅是隨意脫口而出。

「或許，我不知道未來的路究竟會怎樣，但我一想到台灣未來的職場很可能會成為一個到處派遣的環境，那他的媽媽加入了工會，至少，可以幫他先知道該如何做、該怎麼團結爭取。」

也不知道為何，本來應該只是輕鬆寫意的閒聊，那瞬間，卻帶給我無比的感動；這種彷彿見證了工人間團結種子從播下到生根、發芽的真實感，有種奇妙的微醺感。回台北的路途上，這幾句話一直在我腦海裡盤旋，而這次，竟讓我回想起陳映真小說《雲》中一段淒美的場景。小說裡當陳映真描寫到，一群原本燃起無限希望，期待在工廠內改選出一個真正能夠代表工人的工會的勇敢女性幹部，在投票前夕遭資方全面性壓制，投票當天，畏懼資方的同事們，竟沒人敢走向投票處投下自己的一票。

年輕的女工小文站上了投票櫃上，苦苦哀求著其他工人們勇敢表達內心的支持，遲遲沒有人敢踏出支持的步伐時；忽然間，原先僅是「草坪上的女孩，都脫下帽子，高高地、安靜地舉在空中，低著頭、吞嚥自己的哽咽……」隨後「幾百個工人都停住腳步，忽然間，幾百隻藍色、白色、黃色，分別標誌著不同勞動部門的帽子，紛紛地、靜靜地舉起，在廠房、宿舍二樓、在裝配部樓頂，在電腦部的騎樓上紛紛地舉起，並且，在不知不覺間，輕輕地搖動著，彷彿一陣急雨之後，在荒蕪不育的沙漠上，突然怒開了起來的瑰麗的花朵，在風中搖曳。草坪上的女孩子們低著頭，嚶嚶、嚶嚶地哭著。」

只是，陳映真筆下的《雲》，結局無疑是無奈而淒美的，恰如文字所描述，搖曳而怒開的瑰麗花朵，終究只是綻放於荒蕪沙漠中的須臾美景。工會改選的流產，帶頭的女工們最終一個個離開了工廠，工廠很快就又回復到過去了無生機的狀態。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雲》裡的這段文字時常困惑著我，為什麼陳映真的文字與故事中，要安排讓這瑰麗的花朵，偏偏綻放在荒蕪不育的沙漠上呢？之前自以為是的解讀曾認為，或許，陳映真是想要隱晦描繪出，在八○年代初期的台灣，在這片長期恐懼於工人集體力量的島嶼上，威權者對工人組織高度壓制、收編與分化後的慘白地景。

又後來，也曾聯想，或許陳映真想透過故事的鋪陳上告訴我們，如《雲》裡所描述，一個最初由管理方而非由多數基層勞工所提議改選成立的「真正的工會」的舉措，終究可能因為危及到資方而讓計畫胎死腹中，以此來強調由下而上的工會組織途徑。

這些猜測也許多多少少都可以說得通，不過，隨著時間過去，偶而重新再看《雲》時，對這段文字卻萌生出另一個重要的感觸，亦即，在勞工團結的種子播下、發芽到扎根的長久過程當中，恐怕別急於看到成果，如何細心呵護、耐心灌溉，每一個組織運作的環節，很可能都是關鍵而重要的，只要我們能確定團結種子埋得夠深；而轉變，很可能就會在不知不覺中一點一滴地發生……

就在我那一次與後續幾次討論當中，這群工會新手們對於要集體北上抗爭的提議顯得一點兒都不遲疑，有的只是馬上進入工作分配與動員的實質討論，幾個星期後，以派遣勞工為主體的工會幹部集體北上，來到了這家氣派的前國營電信要派公司大門口前，士氣高昂地一字一句喊出她們的訴求與心聲。雖然，一時之間沒有看見立即成果，但也絲毫感受不到她們太多的失望與沮喪。她們只是回到工作崗位上，繼續在每一次利用休假時間的聚會中，討論著如何一點一滴改善每一天工作現場中不合理、不公平的待遇與處境。

我想起打從一開始認識這群派遣工會幹部以來，最活躍、也是負擔最多工作的幹部彤，曾經訴說過她的故事。當初彤在新的派遣公司接手這家國營電信的勞務外包合約後，曾因她在工會事務上的積極參與，一度無法保住這份工作。彤說，她和先生商量後，覺得對的事情就應該去做，要是哪一天真的被解雇，大不了先讓先生養一陣子。而當彤平靜地講著這段過往經驗時，其他幹部則是紛紛抱著同仇敵愾的態度。我猜想，她們應該是已經一步步攜手慢慢走過了自己在勞工團結路上艱難崎嶇的路途，也許，也正是因為如此，抗爭行動才感覺不再是畏途，團結相挺才顯得理所當然，而堅毅與果決也可能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淬煉出來的。

幾天前，同一個企業集團裡一群剛加入另一個新工會的派遣員工找上門來討論交換意見，彤在最後特別分享了自己參與工會事務的一個重要前提，她說，因為我們要幫勞工爭取權益，要出來和資方對立，自己絕對不能夠在工作或待人處事上有任何懈怠。

我看著彤和其他工會幹部是如何自信地將她們的經驗分享傳播給另一群正要走上團結道路的勞工們。再次想到了陳映真小說裡的畫面，只是，我們需要的不再是片刻的淒美，而是可以思索如何在每一天、每一刻的工作職場中，讓勞工團結的種子不斷地往外擴散，要讓美麗的花朵綻放在每一個職場的荒野中，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從這一代到下一代；我們需要的是，讓更多的工人有意識並勇敢地加入團結的行列。這些，正是這群勇敢的派遣勞工用行動所教我的道理，而我確信，她們也將繼續將這樣的團結種子散播下去！（Queen Mary學院商管系博士生）

（圖說）台灣通信網路產業工會與中華電信約30名派遣員工，2014年1月17日由南部北上抗議，要求中華電「終止假派遣、立即全數納編；正式雇用」。（圖文／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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