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印度「人民科學運動」的先鋒骨幹，同時也是BGVS（Bharat Gyan Vigyan Samiti，即Indian Organization for Learning and Science，印度學習與科學組織）創辦人的文諾．瑞納（Vinod Raina）於2013年9月辭世，許多朋友都十分不捨。

2007年，文諾曾經應浩然基金會之邀到台北演講，在台灣有多位深交的友人。浩然基金會每年支助多位國際志願者到印度參與和「人民科學運動」各地組織有關的工作，這些年輕人也多得到文諾的熱心安排和照顧。

文諾．瑞納博士是知名物理學家，他為了專心投入草根民眾科學教育工作，辭去德里大學的教職。除了是印度人民科學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在國際上也很活躍，是世界社會論壇（WSF）國際委員會成員，曾擔「南方免債運動」（Jubilée South）亞洲地區主席及亞洲另類學術交流網絡ARENA（Asian Regional Exchange for New Alternatives）主席。本期《新國際》特刊選兩篇文字，作為紀念文諾的專輯。

■鄭欣娓

BGVS的創始元老之一文諾．瑞納（Vinod Raina）博士於2013年9月中旬因病辭世，消息一傳開，不僅引發印度國內社運界、教育界乃至政界的錯愕與震驚，更狠狠震盪了全球的左翼運動網絡。

其實Vinod與癌症病魔搏鬥已將近4年，只是畢生活躍於公民社會運動的他面對自己的私事相當低調，除了少數極親密的家人與友人之外，絕大多數的朋友和同事都是直到最後才獲悉這個噩耗──事實上，若不是朋友阿吉（Asha ji）鍥而不捨地追問，我們甚至不會知道Vinod的病情在8月時已經非常不樂觀，急需親友協助處理就醫相關事宜。

Vinod的隕落對整個印度的左翼社會運動──特別是人民科學運動（People’s Science Movement, PSM）以及才剛邁入新里程碑的兒童義務教育運動而言，不啻是一個巨大的損失；而就全球的觀點來看，晚近蓬勃發展的另類全球化運動也就此失去了Vinod這麼一個極具影響力的核心人物。

生於1950年的Vinod是印度脫離英國殖民獨立後的第一代，和許多同世代裡懷抱社會主義理想、對社會改革殷切盼望的年輕人一樣，他曾一度加入毛派的共產主義游擊隊（Naxalite），親睹無數同志在一次次武裝起義中或死或傷；爾後，他帶著同樣的信念回到學界，試圖尋求一個更務實理性、更科學、更長遠的社會變革途徑，隨後於德里大學（Delhi University）取得物理博士學位與教職。

原本就出身優越的Vinod大可就此在學術界穩定發展，但1970年代初的一次下鄉服務之行，卻讓他毅然決定拋下響亮的名校聲譽及舒適的物質生活，全心投入草根社區的科學教育運動──Vinod辭去教職、搬到中央省（Madhya Pradesh）的鶴山佳芭達（Hoshangabad）行政區，從最初在16所公立中學推動另類科學教學計畫（Hoshangabad Science Teaching Program, HSTP），以強調師生互動的「探索學習法」（discovery approach）顛覆死板的傳統填鴨式教學法，透過有趣的實驗與田野活動，讓學童快樂、自發地學習科學知識，到1982年與夥伴共同創立愛克拉維亞（Eklavya）基金會，進一步推廣科學知識普及化，再到1980年代後期發起全民識字運動（Total Literacy Campaign）做為實踐人民科學運動的重要取徑，在印度鄉村掀起驚人的社區動員能量，進而促成全印人民科學網絡（All India People’s Science Network, AIPSN）與BGVS的誕生。

Vinod 30餘年來深入大小鄉野、與人民並肩而行，為的是將科學知識與庶民的日常生活連結，讓每個人都能夠平等地參與科學知識的產出過程、讓科學成為為人類共同福祉服務的科學。

因此，當科學不能為人民服務、甚至成為人民福祉的威脅時，人民科學運動便必須試圖介入，處理「人」與「科學」之間的問題（註1）。這是為什麼我們在1984年Bhopal化學毒氣外洩事件（Bhopal Gas Disaster，註2）發生後至今將近30年間，能夠看到Vinod持續不怠地為了受害者的權益奔走不懈、積極爭取政府修法；也是為什麼Vinod會在1986年參與那馬達反水壩運動（Narmada Bachao Andolan, NBA），抗議政府為了興建水壩逼迫當地居民遷離原本的家園、反對政府強硬興建這個在技術設計上錯誤百出的水壩（註3）。從科學、教育、環境永續到土地正義，Vinod對這些議題的長期關注，正是人與自然、人與科學、科學與自然之間確實存在不可切割之緊密關係最好的說明。

Vinod在生涯晚期傾其全力投入、也是印度晚近10年來最重要的一項政策倡議行動，是《義務教育法》（Right To Education Act, RTE）的推動。儘管聖雄甘地早在1937年即提出實現普及教育的思想方針，獨立後的印度卻一直要到1993年才經最高法院決議認定「初等教育為基本人權」，2002年通過修正案將兒童義務教育納入憲法保障。 2004年，印度人力資源發展部（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MHRD）下轄中央教育諮詢委員會（Central Advisory Board of EducationCABE Committee）完成《義務教育法》草案之研擬，其後經過各界長達4年的努力，印度國會終於在2009年正式通過《義務教育法》，並於隔年4月起全面實施。

做為中央教育諮詢委員會的一員，Vinod高度參與該法從草擬、遊說、協商到頒布施行的過程，被視為催生《義務教育法》的關鍵推手；也因為Vinod不畏爭議地堅持，《義務教育法》明文規範各公私立小學須保留25％的免費就學名額給學區內的弱勢孩童，盼能弭平不同社會階層間的教育落差，是為印度人權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推進。

Vinod對教育議題的關注並不因2009年法案的通過而停止，他與BGVS持續監督《義務教育法》的落實狀況，而BGVS一方面扮演資訊傳播者的角色，出版相關刊物、舉辦一系列社區動員活動以讓民眾了解義務教育的必要性、喚起社會大眾對兒童教育權的認知與關切，一方面也與印度政府及其他草根民間組織合作，追蹤普查印度學齡孩童失學或輟學的狀況，同時定期檢視《義務教育法》的實施成效。

更重要的是，Vinod坦然承認現行法案的不完美，並採取具體措施以補其不足，如BGVS自2012年起於北印3個在經濟、社會及教育面向皆相對落後之省份所推動的「重返校園計劃」（Fir School Chalen Abhiyan），即是為了補足《義務教育法》中僅規定「年滿6歲以上未曾入學、或曾就學但中途失（輟）學之孩童，應進入符合其年齡的年級就讀」，卻未考量這些孩子可能銜接不上同齡學習進度之困境的缺失而設計。該項計劃旨在藉由銜接教育中心（Bridge Learning Center）之設立，為失、輟學的學齡孩童提供多元化的銜接課程，協助他們成功「重返校園」。而不論是BGVS於2013年1月份針對「重返校園計劃」所舉辦的全國種子培訓營（National Level Training to Orient State Resource Persons）、或是6月份的計劃檢討工作坊（National Review and Planning Workshop），Vinod都親自參與其中，為第一線的種子工作者們授課、帶領討論。

7月初在波帕爾（Bhopal）舉行的中央省RTE大會（State Level Convention on RTE）是Vinod最後一次在BGVS的活動中公開露面。當時Vinod的身形雖已明顯消瘦，卻還是精神奕奕地全程參與了前一天的會前會及當日一整天節奏緊湊的議程，與來自全省各地的教育工作者對話、交換意見。大家萬萬沒有想到，Vinod病逝的消息竟會在短短兩個月後傳來；更沒有人願意相信Vinod會在《義務教育法》正要步上軌道之際與世長辭，再也不可能親眼見證一個「讓每個孩子都能快樂上學」的印度。

Vinod過世後，相關的追思紀念活動在全國各地展開，來自全國各地與全球10幾個國家的悼念訊息也不斷湧入。9月底，我們帶著Vinod回到他投身人民科學運動的起點鶴山佳芭達，伴著激昂的歌聲與口號，將他的骨灰撒入聖河。正如同《印度時報》（The Times of India）所說，與其將Vinod定義為一個「運動者」，我們倒不如說Vinod本身就是一場運動。

他用行動證明，公民社會運動對進步理念之追求不必然只能停留在體制外的抗爭，更可能與政府建立對等互信的合作夥伴關係，進入體制內影響政府決策，進而從制度層次帶動更全面的社會變革。（本文作者為浩然基金會國際志願者，前往印度BGVS服務。BGVS已將Vinod生前所寫文章集結成冊，並於2014年新德里國際書展中正式發表。）

註1：這是Vinod 2007年來台參加浩然「另立全球化工作坊」時在其演講中所提及。完整紀錄詳參〈傾聽公民力：改變印度社會的新力量──Dr.Vinod Raina（文諾‧瑞納博士）〉。

註2：Bhopal化學毒氣外洩事件發生是歷史上最嚴重的工業化學意外，也是科學技術在和平時期裡屠殺最多人的事件：1984年12月3日凌晨，美國聯合碳化物（Union Carbide）所屬聯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UCIL）設於Bhopal貧民區附近的一所農藥廠氰化物外洩，造成2萬5千人死亡（其中約2千5百人是在事發後瞬間喪命）、20多萬人永久殘廢的悲劇，甚至至今有成千上萬的人還在承擔著毒氣外洩的後遺症；此外，Bhopal當地居民的離癌率及兒童夭折率也因毒氣事件影響而遠比印度其它城市來得高。

註3：事實上，最後Narmada水壩還是在印度政府的強硬堅持下興建完工。不過此次反水壩運動卻迫使出資援助的世界銀行必須承認技術設計上的失誤並且撤資，而其往後在出資贊助任何水壩建案時亦因此不得不更加謹慎。

（圖說）印度學習與科學組織（BGVS）的官方網站首頁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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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諾．瑞納（Vinod Raina）

我問人家說，台灣有多少人？有人告訴我是2,300 萬，我覺得這是一個有意思的、非常好的地方。印度有10億人，當然中國比印度還要多一些。我們可以想像一個有10億人的國家的情景。我希望有一天來台灣，來到一個只有2,300 萬人口的地方居住。

印度是貧富差距很大的地方，好的很好，差的很差。在印度，沒有一個時刻是無聊的。在印度你經常可以看到一個很漂亮的建築，旁邊就是貧民窟。你可以看到很富有的人，也可以看到連飯都吃不飽的人；印度有很多美食，但是也有人連基本的食物都沒有。

我有時候去日本旅行，老實說，在日本的時候我覺得有點無聊。很多東西一模一樣，日本是我知道的最單一文化的國家，全國各個地方都是同樣的語言，同樣的種族，同樣的建築，同樣的豐田汽車。

在印度，我們使用的語言種數就有467種，其中80種是官方語言。我只會講6種語言，所以我到很多地方去的時候，根本沒有辦法跟他們說話。我到台灣來，雖然我不懂中文，就像在印度我到很多地方去，我也不懂他們的語言，但是我不會覺得不懂得的語言是很麻煩的事情。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裡面，我們學會用各種辦法溝通。同時我們也會被引導去學習很多語言，我懂這些語言並不是我被教導要學習這些語言，而是你要跟人溝通，你就需要這些語言。

當我們談到民眾科學，很多人會覺得奇怪，科學跟人民有什麼樣的關係？科學不是跟電腦、手機和戰爭的武器等高科技武器連繫在一起的嗎？那麼為什麼我們要有一個「人民科學運動」？

科學和人民有關係嗎？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為什麼我們要叫做「人民科學運動」？我們叫做人民科學運動，是因為一開始宣導這個運動的很多人是專業專家，有核電專家，有醫生或工程師。科技是一個高度爭議的領域，我們的生活被科學與技術圍繞著，我們每天都面對很多科學與技術的問題，不管是在概念上，還是在現實生活上。我們所詮釋的科學，不只來自於實驗室、大企業或大學，科學是每一個人在不同場合所應用的技能，包括在農田、在家庭、在每天的生活裡，都是科學。比如說，農業作為一種科技，已經有1萬年的歷史，那麼農民使用農業科技如育種、種植等等這些都是1萬年以上的實踐。在還沒有「科學家」的時候就已經有這樣的科技。

在廚房裡，你必須瞭解熱力學的一些原理，如何煮一鍋湯？如何使用熱源？這個實際上跟化學是一樣的，只不過我們沒有把它稱之為化學，所以我們說每個家庭主婦每天都在重複的在做化學實驗。我可以談很多與廚房有關的科技，比如家庭主婦如何使用熱源，如何挑選各種材料，如何使用這些材料。還有，我們通常只是隨手把它們稱之為手藝的這樣一個領域，有許多手藝人，有各種各樣技能，所以我們說這個世界上科學的實踐是有人類以來就一直持續著。

人民科學運動結合了人民的庶民知識以及所謂的標準知識，也就是現在科學所教的標準科學。我們反對科學裡面壞的面向，我們反對戰爭，我們反對核子武器，我們反對在我居住的城市裡殺死了2萬5千人的毒氣，這些是科學特別惡劣的一面。另外一方面，科學是看待世界的一種方法，科學是一種好奇心，所以科學是一種想像，科學是一種藝術。比如說音樂裡面有大量的科學原理，大部分的音都有數學的結構。科學是一扇向世界打開的窗戶，跟美學、跟藝術、跟生產都聯繫在一起，然後結合成某個完整的知識體系。所以科學的實踐也可以是為了人民的共同福祉，這是我們民眾科學運動如何看待科學的論述。

我們許多工作人員是從實驗室或大學辭職，全身心投入到這個運動裡。因為在大學裡面，在實驗室，我們不可能控制我們的生活，這些機構可以用我們的知識與技能來做炸彈，做對人民不好的東西。我們這些科學家對這樣的事情卻沒有任何控制能力。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從這些機構辭職來發展我們的運動，讓我們自己的技能與知識能真正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這些機構服務。所以民眾科學運動非常重要的精神是，直接跟人民一起工作。

人民科學運動最早是從印度南方喀拉拉邦開始的，運動一開始我們只是試著把科學知識翻譯成本地語言。印度很多地方，沒有本地語言所寫的科學教科書與科學材料，所有教育語言用的是英語。1962年開始了這個運動，把科學介紹給只懂本地語言的人。我在1972年開始參與民眾科學運動，做兒童的科學教育。那些兒童是在農業與手工藝為基礎的村莊裡面長大，我們希望能把他們的知識跟標準科學知識結合起來，去發掘他們的本土知識跟標準知識的聯繫，然後有機的連接起來，希望能打造所謂的「有機知識份子」。

1984年在印度博帕爾發生的，在和平時期裡面科學技術屠殺最多人的一個事件，有2萬5千人被毒害。因為毒氣的外洩，成千上萬的人還在承擔著那次毒氣洩漏所造成的後遺症，包括咳嗽、肺功能、眼睛的問題等等。但是該企業使用了各種各樣方式擺脫了事件的責任。

所以民眾科學運動必須面對這樣的情況，要試圖參與進來，介入民眾與科學之間的問題。除了人為災難，自然災難是不斷的，我們需要告訴人民如何去面對這些災難，譬如說我們告訴人民如何建造堅固的房子去抵抗颱風與海嘯。自然災害是對最多數的貧窮人造成最大的傷害，因為有錢人多半會住在安全的地方。譬如我們也參與了反對興建納馬達大壩的運動，為了這個大壩，有20萬人被迫離開他們的祖居地，而且我們發現整個大壩在技術上的設計是錯誤的，這個大壩所承諾提供的電，提供的水的設計都是錯誤的，這個運動發展成了被驅逐的民眾的運動，我們也參與到這個運動裡面，我們民眾科學運動提供一些技術上的資源，然後一起上訴到印度的最高法院。這些大致就是我所參與的一些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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