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元危機使「二次經濟衰退」論浮現時，突然發生朝鮮半島危機。南韓天安艦爆炸事件真相爭論中，首爾與駐韓美軍舉行大規模演習；同一天5月31日，中東又發生以色列攻擊土耳其救濟巴勒斯坦的船隻；而這期間，阿富汗塔利班的攻勢並未稍減。從東北亞到中亞、西亞，一片戰爭陰霾湧現。但戰爭與經濟衰退有何關係？

目前的「二次衰退」，是對於兩年前美國金融危機引爆的上次全球經濟衰退而言。兩年前的衰退，整個西方無數的評論、分析、檢討中，有兩個重要論點：一是1944年夏的布列頓森林會議，決定二戰後全球金融秩序的成敗評價；二是歐巴馬標榜的，美國的二戰英雄總統小羅斯福「新政」經濟政策，挽救了1929年經濟大蕭條。第二個論點，在歐巴馬當選美國總統之前，美國內部就出現了反面意見的雜音，舉出當年數據為證，認為「新政」並未使美國經濟好轉，而是珍珠港事變之後美國參加二戰，戰時工業刺激了美國經濟才「恢復繁榮」的，此說還扯上「希特勒也幫了忙」。

這個反面雜音其實毫不新鮮，20世紀美國靠兩次大戰發戰爭財而崛起稱霸全球，這已是世界現代史的共識；甚至連珍珠港事變的真相，美國自身的史學界，也早在1960年代以《從後門參戰》等書，揭發小羅斯福「誘日入陷阱」的密謀。問題在於：史實真相盡管歸史實真相，但世人的精神信念很少寄託於史實真相，大部分人大部分時間都相信政治宣傳，此所以歷史上永遠有野心家與陰謀者，一手遮天掩蓋真相，而促成戰爭。

將近3年的美國金融危機與兩年來的全球經濟衰退，最近3個多月，竟然因為一個小小的希臘債務，把總生產超過美國的整個歐盟陷入極大危機，並且進退維谷難以解決。在這整個西方資本主義空前危機，而且是全面性、根本性、結構性的危機之下，不禁令人想起二戰前的全球經濟大蕭條：當時德國經濟崩潰、美國1929年股市大崩盤10年無起色，與今日西方情況何其近似？更有甚者，1930年代歐美之間為德國一戰戰敗賠款與英法對美償還戰債問題，又與今日中國手握8千億美元的美國國債、6千億美元的歐債，有異曲同工之「不妙」。而歐巴馬要改變美國，卻改出了一個精神與當年納粹相近的、美國式民粹主義茶葉黨。經濟衰退促成二戰爆發模式是否隱約浮現？

這是杞人憂天。二戰以來人類將近70年的新文明發展，可以超越過去一萬年，而歷史也不會重演。首先是經過二戰後的40多年冷戰文明的「過濾」，意識形態從此消弭了民粹主義與非理性盲動；側面是第三世界覺醒與伊斯蘭復興運動的強勁牽制力量，加上核武大戰的全球全毀可能性，都使國際大戰不再可能爆發。並且後冷戰以來的區域戰爭不斷，也發洩了美國的「戰爭需求」。

最後，最重要的一點：後冷戰以來美式一極經貿金融「全球化」模式在最近3年失敗，已重新洗牌改組往真正的全球國際社會轉型。再次韓戰打不起來，以、土摩擦只會削弱北約東緣，美歐之困不是當年1930年代之厄，火藥庫仍侷限於阿富汗；中國調整工資結構之後的「世界工廠」，仍將撐起全球經貿。

左看：自欺或欺人？

自從環保議題在20世紀浮現以來，歐美主流的政界商界對於環保議題的態度，從一開始的抗拒、被迫適應，至今已轉為積極利用，將環保作為吸納進追逐利潤的競賽中，開展三度空間的「綠色資本主義」。除了有實體面的資源回收利用，開發節能產品與再生能源，還有虛擬面的碳權交易等金融衍生性商品市場，以及制度面的「綠色新政」計畫，如組織架構改造、國際氣候議題外交談判等等。

4月21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與一民間顧問機構合作發表了一項新的競爭力指數——氣候競爭力指數（Climate Competitiveness Index），將上述趨勢繼續推進。該指數不僅僅衡量各國實際作了什麼（諸如水電價格與二氧化碳排放趨勢如何），也衡量各國的領袖態度、政府部門政策方向、社會大眾的參與程度等等，並將之歸結到綠色產業的發展前景，也可以看做是各國綠色產業發展前景的指標。

可以看出，此一指標依然不脫企業營利的考量，同時也由於其衡量的是各國的政策作為而非實際的生態環境情況，因此難保不會出現綠色企業競爭力一流，但整體生態環境依然惡化的弔詭現象。

李亮／文字工作者

右看：綠色資本主義更有競爭力

台灣對於各式各樣的競爭力指數並不陌生，對歐美機構所做的國際競爭力評比向來十分敏感，屢屢引起官員出面回應，但其實沒有多少人審視過這些競爭力指數的具體意涵與潛在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就是這些競爭力指數往往侷限於經濟、尤其是企業的情況，忽略環境永續的面向。4月21日，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與一民間顧問機構合作，發表了一項全新的競爭力指數——氣候競爭力指數（Climate Competitiveness Index），令人耳目一新。

氣候競爭力指數以近年來逐漸興盛的綠色經濟概念作為核心，衡量一個國家的政府、企業與公民社會在朝向環境永續、低碳經濟發展方面，作了多少努力、達成多少成果。不僅將具體的成果納入指標，連相關的制度環境與社會共識程度也一併考慮在內。此種競爭力的具體落實，其實就是各國的綠色經濟產業的發展情況，向來重視環保的北歐國家居於領先地位，OECD國家居次。

對台灣而言，此項競爭力指標不僅可以提供許多線索，讓政府找出別國的成功經驗加以學習，更可確立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並行不悖的觀念。

王放／政治評論員

節譯■葉興台

美國總統歐巴馬發布2010年國家安全戰略文件，已激起各方廣泛討論：就任時承諾要改變美國外交政策的歐巴馬，是否已傳達了美國在世界舞台應達成目標的新觀點？根據英國衛報的一篇評論，歐巴馬一開始的外交作為，如他在開羅所發表的演說和對伊朗的姿態，顯示他偏好與對手交涉，一改前任的好鬥性格。但目前還不清楚歐巴馬是否有連貫的外交政策世界觀，或僅是一種本能反應，認定布希做的一定是錯的。

如今，這份國家安全戰略文件已經出爐，外界的反應不一。贊同歐巴馬的人鬆了一口氣，認為歐巴馬政府已扔掉「反恐戰爭」的措辭，不再提及美國涉入與「激進好戰穆斯林」的鬥爭，美國政府官員也指出，這份文件拓展了安全概念，擺出與21世紀權力中心（巴西、印度和中國）進行廣泛交涉，並與對手進行有原則交涉的姿態。批評者指出，這份文件大部分換湯不換藥，實際上只是把柯林頓總統和布希總統時代的外交政策，重新包裝成為較不連貫的整體。

這些批評有部分是對的，但也不太公平。衛報的評論認為，這份文件大部分支持美國現行政策，並未清楚說明在結盟結構或偏好結果方面的激進調整，但大家不該期待這類文件會出現激進思維。國家安全戰略是應美國國會要求，並由委員會所撰寫，因此反映大部分經過妥協的共識，是官僚體系能夠承擔的。

先前的國家安全戰略不過是一種經過精美包裝的活動簡報，目的是為了推銷已經在執行的政策。根據經驗法則，這些戰略文件只會在提出毀滅性的政策時才會引人注意，例如布希總統在2002年的戰略文件中提出先發制人的侵略戰爭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文件不僅設法避免提出毀滅性的政策，也暗中表達了不同於華府自由派國際主義集團的傳統思維。自冷戰結束後，民主黨內的自由派國際主義人士和共和黨，在美國面對的威脅、結盟的價值、美國領導的必要方面出現令人不安的一致意見。多數的民主黨自由派國際主義者和共和黨（尤其是新自由主義者）都支持活躍的美國外交政策，視每個問題都是美國展現領導力的機會（換言之，即發號施令的機會），只是在口氣和方法上可能有所不同。華府不分黨派的外交政策集團傾向於認為，美國在海外的領導力確有必要，且是毫無限制的，無論花費多少代價或國內的支持程度高低。

這份文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拒絕了柯林頓和布希版的那種必勝信念，反而坦率且誠實地看待世界。這種謹慎地現實主義避開了布希戰略裡改變世界的野心，承認美國影響力的侷限，尤其是在全球經濟互相依賴和新興權力中心竄起的世界。這份文件不但沒有強調美國重塑國際秩序的能力，反而重設美國的優先項目是替推動其他國家採取負責任的行動。這份文件也拒絕自由派國際主義者的假設──即國際機構和多邊聯盟必然是好事──相反的，歐巴馬堅持必須釐清這些機構的利益和責任，並且改革這些機構，讓它們在達成集體行動上更有作用。

其次，這份文件承認重建美國經濟力量的必要性，而非假裝美國無限制地涉入海外事務，還能容忍不斷升高的赤字和衰敗的基礎建設。這份文件堅稱，經濟復甦為美國戰略的核心，坦承除非在教育、健保和基礎結構方面進行改革，美國的國際地位將愈來愈受到質疑。這直接挑戰新保守主義的核心主張和自由派國際主義者的立場：為喀布爾或巴格達興建學校，卻忽視美國很多大城市的學校幾近荒廢。歐巴馬的策略顯然是在連結國內和國際，卻將優先順序倒過來。

第三，這份文件承認美國連貫的外交政策的核心在於，必須獲得美國民眾的支持。美國政治的緊張根源，存在於菁英的國際主義傾向，和廣大民眾對更為謹慎、有時甚至是孤立主義的偏好。自冷戰結束後，美國大部分的外交政策反應菁英的偏好，卻將民眾對美國政府過度涉外的不滿當作是一種拘束，而非一種需嚴肅看待的批評。相反的，這份文件似乎承認，美國的外交政策不能凌駕於國內支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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