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是「世界無菸日」，董氏基金會所主辦的「2010戒菸就贏」比賽當天揭曉，蘭嶼高齡86歲的周榮發老先生獲頒首獎30萬獎金。這則新聞獲得各大媒體配合大幅報導。根據董氏執行長姚思遠的說法，這是「透過動員全台灣1千9百萬不吸菸人口，感動吸菸者，讓他們戒菸」。衛生醫療單位全體動員，近萬通路投入宣傳，總計吸引2萬5,405組參賽者報名。反菸／禁菸／戒菸在台灣成為全民運動，2千3百萬人民分成兩類：吸菸者與不吸菸者。多數不吸菸者的責任是督促少數吸菸者戒除「危害國民健康」的不良習性。

不過，很少人注意到，在董氏基金會發布的新聞稿中，其實還夾帶有其他的訊息。那就是「戒菸門診」以及「戒菸藥物4週免費」的宣傳。董氏的網站，在「戒菸服務」的標題中，第一項即明顯標示「戒菸藥品，真的有效」。再繼續點進去，就是「戒必適」、「尼古清」等藥物圖文並茂的介紹和宣傳。這些都是跨國公司輝瑞大藥廠的產品。

新版《菸害防制法》中，已排除任何菸品廣告。只要與菸品有關，除了一般傳播管道全面禁絕，採訪、報導、茶會、演唱、演講、公益活動等也絕不允許。相對之下，「尼古清」等所謂「尼古丁替代品」的廣告，卻是在電視上採取近乎疲勞轟炸的密集廣告策略。這真讓人不得不懷疑，「菸害防制」全民運動的背後，其實隱藏著戒菸藥品行銷的龐大利基。

2008年，董事基金會如火如荼鼓吹「校園憂鬱症篩檢」時，即遭致醫師、家長協會和人權團體的質疑和抗議，隨後並舉辦萬人連署活動，「抗議董氏誤導大眾對憂鬱症的認知，協助藥商對大眾進行恐嚇性行銷」。當時，抗議者即指出抗憂鬱症藥品的最大生產者是輝瑞大藥廠。董氏基金會有責任把它和輝瑞藥廠的關係說清楚。

用全民運動來推動戒菸或憂鬱症篩檢，可能還隱藏著另一個倫理上的問題。自20世紀以來，開始全面嚴苛執行反菸／禁菸政策是在納粹掌權第三帝國時期。德國醫師最早做出菸品導致肺癌的研究，而當代有關菸害防制的主要手段，譬如公共場所禁菸、軍隊限菸、禁止販售菸品給婦女、限制18歲以下青少年吸菸、提高菸品稅捐、限制菸品廣告、反菸教育的推廣、大型海報的張貼、菸害傳單的散播、組織醫師協助戒菸、政府支助菸害研究等，在1930到1940年代的德國就已經雷厲風行。在納粹政府的宣傳裡，菸害防制有助於種族優生和軀體淨化，認為優越種族吸菸將導致「種族的退化」。也就是說，這類「全民健康運動」，在歷史上曾經潛藏著法西斯的因子，我們在推廣時，豈能不慎！

左看：品牌形象的利益

富士康公司員工自殺事件，暴露了全球資本主義殘酷的現實。原來我們消費者所喜愛的超炫蘋果公司手機，都是在這種非人性的管理與壓榨大陸勞工而生產出來的。

事件爆發後，全球大企業（如蘋果電腦公司）、中共政府當局，現在都開始出面澄清說，富士康公司不是所謂的「血汗工廠」、沒有違法，該公司員工的薪資、福利都比同業高的正面說詞。 台灣一些企管學著也發表所謂全球企業應負起「社會責任」，以提升品牌形象。

據今日最新消息，富士康公司將於本月就開始加薪3成，並誓言徹底洗除「血汗工廠」的污名。此外，許多媒體也發覺，自一連串負面新聞爆發後，該公司開始歡迎媒體參訪，管理上的透明化程度也大幅躍進了。看來，該公司果然是一步步邁向社會責任了。

但這些舉動，為何不早做？何況，現在都可以加薪3成而不會虧損，那富士康過去多年來的暴利真不知有多少？如果企業的品牌形象不能獲利（或有助於其獲利），則這企業的社會責任根本是空話一句。

了解這關鍵，我們才能明白，為何富士康公司現在會開始學習負起「社會責任」了。

許若仁／社會評論者

右看：社會責任是普世價值

富士康公司員工連續自殺事件，固然是悲劇，但痛定思痛之餘，這或許更是我們大力宣導企業社會責任的良機。

所謂「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是由聯合國前任秘書長安南提出，並於2000年，全球先進國政府、全球大企業、國際雇主組織共同表達支持這基本原則。這盟約要求，全球企業必須「遵守、支援以及實施一套在人權、勞工標準及環境方面的九項基本原則」。

在人權方面，企業「絕不參與任何漠視與踐踏人權的行為」；在勞工權益方面，企業「維護結社自由，承認勞資集體談判的權利、徹底消除各種形式的強制性勞動、消除童工」；在環保方面，企業「主動增加對環保所承擔的責任」等等。其後，全球先進國經濟組織，還據此與政府訂定了「OECD多國企業指導綱領」，更具體地要求企業必須履行的社會責任規範。

若富士康公司今後能以全球企業的社會責任標準，不僅承認勞資集體談判的權利，而且積極做到徹底消除各種形式的強制性勞動，才能釜底抽薪，真正解決類似事件的癥結。

陳安君／大學教師

■徐世輝（企畫人員）

洋華光電的惡劣勞動條件，由於洋華的客戶──宏達電的高階管理人，日前在政大的演講會場遇到抗議者，而開始醞釀成為另一個焦點。大部分的爭論，似乎都集中在抗議者「鬧場」的正當性，以及主辦單位應該採取何種「主人」的立場。

這樣的討論，看似就事論事，其實是迴避了「台灣的企業、學界與國外脫節」的現實。本地企業自詡要在全世界經營品牌、本地學界自認為學術具備的菁英品質，在遇到一個具有國際性質的議題時，所展現的處理手法、反應，卻全然沒有「國際」的視野氣度。

首先，是眾人對於「鬧場」的大驚小怪。比爾蓋茲還未從微軟總裁卸任時，在公開場合就曾被砸派；美國前任總統布希在公開演說時被記者扔鞋抗議；社運人士也多次在巴黎時尚秀的場外抗議服飾業者採用皮草。類似的「鬧場」事件在國外屢見不鮮，「鬧場」的理由不論正當、不正當，在「江湖」行走的企業就是要概括承受。但是，應該具備國際經驗的本地學界、業界，不論在臨場反應或是事後的解釋，卻好像是純潔如白紙的第一次遇到。

其次，是把社會議題隔離在企業經營、品牌形象之外的心態。品牌業者要如何看待供應商的勞動條件、環保規範？這在國際上已經逐漸形成一整個運作慣例。企業已經不能再用「這與我何干」的無辜、無奈心態，來面對社會議題。然而，常常將「新產品全球首次發表會」移師到國外舉行，應該在頗有國際見識、甚至號稱要在全世界發展品牌業務的業者，在面對這類議題時，它的反應卻還停留在「要不要遵循」、「再研究」的層次，所顯示的意義，不言可喻。

「洋華」並不是突發事件，它早已醞釀多時，最早的訊息甚至在一年多前就已在媒體上披露，然而，應該見多識廣、比業界看得更遠的學界，對於此議題的思考方式、反應速度，竟然和業界相去不遠。

表面上，這似乎是應該被歸類到「公關危機處理」的案例，但是，一葉知秋，業界、學界在這件事情上，從驚慌失措到憤怒指責的各種反應，顯示的卻是，台灣的企業、學界，在品牌形象的認知、實務上，離國際的一般水平，還有相當的差距。尤其是，對照「富士康連環跳」事件當中，蘋果等業者的反應，更可以看到這種落差。

■羅德水（教師）

立法院於6月1日上午三讀通過工會法修正草案，離民國64年的大幅修正歷時已35年之久，觀察次此工會法修法歷程，有以下特點：

首先，執政黨主導修法進程：與以往歷次立院修法攻防不同的是，完全執政的國民黨為了兌現馬英九總統的競選政見，主導了這次的修法，在野的民進黨似無太多著力；相較之下，各工會團體在修法角力過程中，不僅稍嫌被動，就連工會版修法版本之提出也失去先機，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修法公聽會竟然在草案完成委員會審查並排入院會二、三讀程序時，才在各工會強力要求下召開，相當程度來說，其實也凸顯了台灣工會組織不諳國會立法程序的現實。國會遊說工作影響勞工權益甚鉅，未來各工團應將國會經營列為組織重點會務。

其次，修正內容未能符合預期：依官方說法，此次工會法修法，主要目的在解決現行工會組織發展的問題，例如，限制部分勞動者之團結權行使、工會組織架構缺乏彈性、勞工團結權保障不足、工會財務管理機制未臻健全等問題，並取得「明定雇主不當勞動行為態樣」、「擴大勞工團結權行使」、「工會理、監事選任、解任及停權等規範由工會自主決定」、「工會結盟、內部組織，由工會自主決定」等成果。相較之下，各工會團體對於修法結果看法顯然大相逕庭，例如，工團欲爭取的強制入會，在妥協之下最終通過條文則僅具訓示性意義、不允許「非典型僱用」勞工加入企業工會、限制教師工會之組織型態等。

最後，教師組工會成為實然問題：儘管此次修法內容未能符合預期，惟長期禁止教師組織工會的工會法第4條也終於獲得修正，意味著各級學校教師終於可以一如其他本國勞工依法籌組工會，自此，教師組織工會已從該不該組，進入如何組、怎麼組的問題。茲提出以下建議：

其一，加強內外宣傳：法制上，工會法已然解禁，惟無論是一般輿論或是教師自身，仍對教師工會存有不少誤解與疑慮，教師組織應加強內外宣傳，俾讓各界認識工會的正面價值。

其二，啟動組織轉型：為因應工會法修法，目前全國教師會與不少縣市教師會均設有教師組織轉型小組，建議各縣市教師會儘速研商組織轉型與發展事宜，加速組織轉型進程。

其三，堅定專業路線：維護權益僅是教師工會的初級任務，未來各級教師工會尤應以捍衛教育專業價值為核心工作，企盼教師工會開啟台灣教育的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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