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接二連三的員工跳樓事件，不僅讓台灣首富郭台銘深陷「管理危機」的質疑聲浪，也引發中國社會各界對於市場化所導致的城鄉差距、分配不均等社會矛盾展開一連串的討論。亞洲的勞工團體一方面抗議富士康的勞動條件，另一方面從全球供應鏈的角度，揭露利潤不均與剝削的根源。

然而，正當亞洲各界嚴肅面對此一勞權問題所體現的制度性弊端，台灣部分綠營名嘴卻不改其逢中必反、見縫插針之習性，硬把問題扭曲為「中國要趁機將黑手伸進富士康」，「企業一旦進入極權的中國就會變壞」，這種顛倒是非、貧血弱智的論點，除了剝削台灣民眾知的權利，也讓台灣的媒體自由又多了一樁民粹無知的醜事。

需知，即便富士康的勞動條件一如輿論所稱的「血汗工廠」，然則「血汗工廠」卻不是中國特有的產物。它普遍存在於第三世界國家，卻經由代工的上下游關係，連繫到歐美的知名國際品牌。過往最著名的案例是耐吉（NIKE）的運動產品，一雙球鞋在市場裡動輒要價上百美金，生產它的第三世界勞工時薪卻不到0.5美元。

歸根究底，剝削的根源其實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勞資關係，只是在全球化之後，歐美國家經由代工，將這種勞資矛盾轉嫁至第三世界國家罷了。一般修過經濟學的大學生都知道，此乃全球性的普遍現象，跟什麼「企業一旦進入極權的中國就會變壞」完全八竿子打不在一塊。

中國的問題是，既然決定走上市場經濟的道路，就得接受它的遊戲規則，並承受它將帶來的社會矛盾。對中國來說，富士康是不是台商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提供了為數龐大的就業機會，光是深圳廠區就有40幾萬名員工，這確實解決了不少農民工的就業問題。既然如此，由中國政府的立場來看，富士康這樣的大型企業能夠平穩持久地經營下去，才是中國樂見的，又何來「中國要趁機將黑手伸進富士康」之說？相反地，如何去處理富士康這類大型企業所帶來的勞動條件及勞資糾紛問題，才是中國政府要替企業、也替自己解決的燙手山芋。

其實，中國政府對這類社會矛盾的認知一向是充足的。「讓一部分的人先富裕起來」，就意味著中國打從一開始就知道，用市場經濟來富裕社會，也必將延伸出貧富不均的問題。如今，針對富士康事件，中國政府與社會輿論，也同樣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來面對。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提出：「富士康所面臨的問題正是『轉型中國』問題的縮影，數十萬人口遷移，卻沒有相應的社會管理機制配套。戶籍制度、城鄉二元結構等障礙仍把外來打工者遠遠地擋在了城市之外。富士康跳樓事件折射出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中面臨的一些迫切問題，外來打工者社會權益、生活權益的欠債已到了不得不還的時候。」

中國總理溫家寶則公開承認：「中國社會存在深層次矛盾，而且日趨尖銳化，社會矛盾的深化和存在不公平問題，是導致事件發生的根源。」

相較來說，台灣的綠營名嘴，卻只會一再扭曲、誤導，掩蓋體制上真正應該被揭露與檢視的問題，這樣的態度與認識視角，恐怕是台灣在面對中國崛起此一議題時最令人擔憂的現象。

左看：本末倒置

今年4月26日，世界銀行在華盛頓召開了土地政策與管理的年會，主題聚焦在目前世界上日益流行的海外墾殖現象。然而，根據一些報導指出，世銀內部已完成（但因故尚不願公布）的研究報告承認，此類投資對於當地的社區與小農完全沒有好處可言，但這似乎完全不妨礙世銀繼續公開推銷其關於海外墾殖的「社會責任」原則。

世銀的報告檢視了近幾年在80個國家中的389個海外墾殖案例，其中37％目的是生產糧食，35％是生產生質能源作物。此波進行海外墾殖的國家（與企業）主要是中國、英國與中東產油國，墾殖地首選為非洲，其次為亞洲、拉美與東歐。更重要的是，報告分析墾殖地點的選擇原因，除了土地資源豐富、當地機械化程度低之外，竟然還有「當地土地管理能力薄弱」（weak land governance）一項，擺明了是利用當地政府效能不彰大鑽漏洞，期待其遵守社會責任實為緣木求魚。

從國際發展工作的角度來說，真正該作的是讓發展中國家逐漸加強自己的生產能力，有了糧食剩餘之後便能夠出口，在此基礎上讓各國互蒙其利。本應推動發展工作的世銀，對海外墾殖的態度完全是本末倒置。

李亮／文字工作者

右看：邁向雙贏

自從前幾年出現世界糧價高漲的現象引發世界糧食危機以來，已有越來越多的國家著眼於自身的糧食安全，而向外尋找土地進行墾殖。同時，由於生質能源的前景看好，許多企業也紛紛在全世界尋找適合的土地進行直接投資。這兩股力量共同促成了全世界新一輪的、對於土地資源的需求。

今年4月26日，世界銀行在華盛頓召開土地政策與管理年會，如何看待目前世界上此種大舉進行土地、農業直接投資的現象，成為場內場外的爭議焦點。場外的抗議人士以「攫取土地」（land grab）稱呼此一現象，認為這將嚴重傷害小農的權利、賤賣發展中國家的土地資源，甚至危及國家主權。

然而，回到現實來看，這些貧窮的發展中國家空有大量土地與天然資源，卻多半陷於低度發展的困境，農業部門生產力因為缺乏科技投入與現代經營管理，多年無法提升，農民的權利則不等外國公司侵害，早被其本國政府與一干土豪劣紳欺壓多年。如今，來自中國、英國、中東產油國的企業引進現代化的技術進行墾殖並提供工作機會，只要能夠遵守國際機構所認定的社會責任原則，未嘗不是雙贏的好事。

王放／政治評論員

節譯■葉興台

根據英國衛報的一篇評論，在去年6月初，伊朗和美國的關係看似有解凍的可能。歐巴馬總統剛就職才5個多月，他向伊朗的領導人承諾，如果伊朗人願意鬆開拳頭，美國也樂於伸出友誼之手。由於伊朗被布希政府列為邪惡軸心國家，面對歐巴馬這個有魅力的新總統，伊朗當局突然不知怎麼面對美國，歐馬馬甚至承認伊朗有權濃縮鈾，與布希政府的反對截然不同。

當時伊朗也正在進行類似的政治重組，該國不僅面臨通膨和失業率升高，艾馬丹加上任以來也遭逢聯合國安理會第三度制裁。由於伊朗3分之2人口不滿30歲，不斷要求更多的社會自由，艾馬丹加這位現任總統絕對不可能是會贏得2009年大選的總統候選人。

在總統大選選前的最後幾週，具有進步思想的伊朗年輕人大規模動員，希望確保艾馬丹加不會連任成功。而作為改革派總統候選人和綠波運動（Green Wave）名義上領袖的莫沙維（Mir Hossein Mousavi），在選前一天表示，伊朗目前的氣氛很像1979年伊朗革命後的頭幾天。

但莫沙維絕對不是伊朗這個政治體制的敵人。在伊朗精神領袖何梅尼（Ruhollah Khomeini）統治和兩伊戰爭的近8年期間，莫沙維都擔任伊朗總理，因此獲得這個政治體制裡很多人的尊敬。事實上，莫沙維是未被伊朗「憲法監護委員會」（Guardian Council）否決2009年參選資格的4名總統候選人之一，迄今莫沙維仍強調真誠面對何梅尼遠見，並依照伊朗憲政架構行事的重要性。

這點使得去年總統大選的舞弊變得引人注目。對伊朗而言，莫沙維正是適當時刻的適合人選：一個曾經參與伊朗革命的人士，適合帶領伊朗與明顯改變的美國重修舊好。在伊朗的核子問題上，莫沙維曾公開表示，不會就這個伊朗不可剝奪的權利進行妥協。歐巴馬在伊朗總統大選出爐後的5天甚至認為，莫沙維和艾馬丹加的政策差異，也許不如宣傳所說的那麼大。

撇開政策差異不管，若莫沙維當選伊朗總統，伊朗的形象將大大受益。在獨裁統治的阿拉伯國家所支配的地區中，伊朗的神權統治一直是與眾不同。更有甚者，伊朗憲法中的民主成分──無論現在變的多麼殘破，一直是伊朗政府的權力來源。若具有社會進步改革派取代現任的極右派當選伊朗總統，將增強伊朗政府的合法性，也許這是當時總統大選投票時，選票一面倒向莫沙維的原因。

但在政治生存動機的驅使下，偏激的新右派最終還是把伊朗當作人質。儘管在總統大選中敗選，艾馬丹加政府不想交出權力，但這種作法不僅弱化這個政府，實力更強大的反對派，也許會加速這個政府的滅亡。

在核子議題上，伊朗即將面臨聯合國安理會的第四度制裁，也是歐巴馬上台以來的首次。美國政府今年2月提議的以燃料換鈾方案，在土耳其和巴西居中斡旋，伊朗同意進行談判後，現在又遭到回絕。加上總統大選舞弊，伊朗的形象和影響力嚴重受創。艾馬丹加的第二任期從一開始就被外界視為非法，這個政府不僅選擇認可舞弊的選舉結果，更嚴厲打壓反對派。過去伊朗所擁有的民主光澤，如今已經黯淡無光。

因此，在伊朗穆斯林眼中，艾馬丹加政府已經失去宗教地位。在總統大選結束一年後，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這個政權所犯下的謀殺、虐待、甚至強暴層出不窮，其道德權威已經淪喪。去年伊朗好幾個宗教領袖公開抨擊艾馬丹加政府。

今日很多人臆測伊朗綠波運動已經灰飛煙滅。在艾馬丹加政府殘忍鎮壓下，去年6月爆發的大規模抗議已逐漸減少。但儘管街頭已不見抗議人士，綠波運動根本沒有消失，正如伊朗諺語所言：「灰燼之下仍有火苗。」草根社會運動正在伊朗扎根，正如1979年伊朗革命前爆發之前的景象，伊朗反對派利用廣大的社交網絡，仍在適應、吸收新血和茁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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