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前任執行長賈伯斯病逝後，台灣媒體大幅報導相關消息，儼然是賈伯斯的追念專輯，各種頭銜，從創意典範到經營管理大師都冠在賈伯斯身上，似乎這位執行長是正港台灣人。

將賈伯斯的過世炒成媒體的熱門議題，是反常現象。並非賈伯斯天縱英明，值得海角一隅的島民效法。追根究底，其實是台灣產業焦慮的投射。

賈伯斯有其重要性，但絕非本地媒體所吹捧的樣子。放在美國產業的脈絡下，他代表美國的資訊科技產業，在1970年代被日本業者壓著打的危機時代，透過軟體、IC設計這兩個新元素，而走出新局面時，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年輕世代。賈伯斯只是這些新的經營管理者中的一個類型，除了他之外，還有微軟的蓋茲等人。西方媒體之所以重視賈伯斯，全因為他的3項功績：個人形象的塑造能力、產品開發的控管能力、蘋果的行銷實力。除此之外，賈伯斯倒是無甚特出之處。

本地總以為蘋果所開發的產品概念引領時代，甚至歸功於賈伯斯個人，其實是大誤解。要論產品設計的前瞻性，日本電子業者反而領先美國，他們在1970年代所推出的實驗性產品，樣式可是多到讓人眼花撩亂，今日被譽為御宅族聖地的秋葉原，當年其實是日本電子業者測試市場水溫的集散地，只要問問台灣的電子大老們，在初創業年代在秋葉原所「觀摩」到的產品開發概念，就可以知道其中奧妙。甚至，從工業設計的歷史來看，都可以發現今日被譽為創意的蘋果產品概念，其實在30餘年前的西德家電業者的產品型錄就可以看到。

媒體名嘴刻意遺忘科技產品的歷史，刻意忽略：蘋果產品，其實是吸收了其他電子業者的失敗經驗，然後在成本與產品品質之間取得某種程度的平衡。名嘴們或許沒有工廠的實務經驗，但是在代工製造領域謀取生機的廣大民眾，對於「成本」與「產品前瞻性」之間是如何取捨，並不是一無所知。

更有趣的，是幾乎所有檯面上的媒體，都將賈伯斯譽為經營、行銷的典範。這個論斷頗為有趣。只要看看商業企管領域的刊物，例如哈佛企管評論（HBR），就可知道賈伯斯在整體商界中的位置；如果只因賈伯斯將蘋果的股價、市值，從谷底帶入高峰的成果，就將賈伯斯視為企業經營之神等級的人物，這實在是小看了商業界。

嚴格說來，賈伯斯其實只是經營利基型市場的長才，從賈伯斯踏入電腦市場開始，他的經營策略就是鎖定特定的對象從事行銷、產品經營，而且，幾乎毫無意外的是，當對手模擬蘋果的策略，開始以低價、螞蟻雄兵的方式推出海量產品時，蘋果就會面臨市場萎縮的窘境，從麥金塔到iPod皆是如此。國外媒體對於賈伯斯尚未辭去蘋果執行長之前，頻頻以專利控告宏達電、三星的舉動，就解讀為「蘋果已預見Android大軍即將重複蘋果市場被奪的老戲碼，於是以訴訟爭取時間」。當然，蘋果是否會在智慧型手機這個領域，重複以往的「高價利基產品不敵平價大軍」的模式，推斷隨著賈伯斯的過世，已經無法獲得驗證了。

將賈伯斯視為行銷的人才，是急於為代工模式尋找出路的本地商業人士，在焦慮下的投射。所謂的「蘋果行銷模式」，它的極致不會是用明星、模特兒進行代言，也不大會借重廣告來進行，而是由CEO素顏上場解說自家產品。其實，只要看看蘋果歷年的廣告，就可以看出它的行銷，與廣告、時尚業所希望的行銷，其實是兩個世界。

賈伯斯在資訊產業有其地位，但是，他在西方的地位，與本地並不處於同一天平。一台5百美元價位的電子產品，以本地的薪資水平算是中高價商品，在西方卻不是。本地將資訊產業看得很重要，宛如國家的經濟支柱，在西方卻未必如此。賈伯斯其人，被媒體處理成為本地的產業偶像，但是，對於西方同業而言，他只是眾多鞠躬盡瘁的商業經理人之一。

左看：99％的挫敗台灣傳媒習於吹捧企業主，在賈伯斯死後更是瘋狂報導吹捧，配合上近年來流行的創新經濟論述，幾乎已達神格化的地步。然而，賈伯斯具有將時尚與科技巧妙結合的行銷天賦，卻絕不是甚麼創新之神。他重回蘋果之後最突出的，是對產品開發、決策執行過程的菁英集權，粉飾為「執行力」，其實不過是古老的企業內專制，而與當初科技業分權、重創意的模式背道而馳。
再者，賈伯斯式的「創新」高唱入雲的這些年，也正是美國社會不平等加劇、經濟成長與人民生活脫節的年代。科技創新的結果，蘋果、Google、臉書、亞馬遜等公司富可敵國，但把它們全部的雇用人數加起來，只有11萬3 千人，科技產業策源地加州，如今更是債台高築近乎破產。金融創新支持了這些科技公司的成長，肥了華爾街的錢袋，卻將美國民眾與全世界拖入經濟危機深淵。與此同時，所有矯正貧富差距、防範危機的稅制、監管與社會福利政策，全被宣布為「創新」的敵人。
賈伯斯式創新的成功，象徵著那1％者的成功，以及另外99％的挫敗。至於跟著傳媒洗腦去膜拜賈伯斯，則更是奴隸將靈魂也交給奴隸主的悲哀。
李亮／文字工作者
右看：矽谷vs.華爾街這些日子裡，最引人注目的美國新聞，當屬賈伯斯辭世以及佔領華爾街運動了。前者象徵著美國科技創新的高峰，其影響力已然超越實體的商品而深入人心；後者則象徵著美國另一個影響深遠的創新：金融創新，愈來愈受到質疑。這兩則消息同時發生在美國的當下，值得玩味。
金融創新如今受人詬病，理由不難理解，金融／經濟危機愈演愈烈，早已勝過一切學術理論雄辯。但科技創新則廣受歡迎，因為科技創新並非買空賣空，而是創造出實實在在的新產品、新服務。儘管iPhone不能吃，但在手機已與食物同等重要的今天，確實能帶來巨大的實質效用。
但有趣的是，正如許多論者所指出的，科技創新與金融創新其實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美國的科技產業的發展，得利於發達的創投資本市場，蘋果公司的巨大吸引力，也與股票市場脫不了關係。美國高科技公司的產業鏈遍佈全球，也有賴於移轉訂價、稅務操作才得以增加獲利。
矽谷與華爾街其實並不遙遠，可是上街叫嚷著要佔領華爾街、佔領台北的年輕人，不是人手一支iPhone，就是臉書的重度使用者，如此反華爾街，真是好不矛盾！
王放／政治評論員

譯寫■葉興台

英國小說家安伯勒（Eric Ambler）的經典驚悚小說《雙面狄米崔》（The Mask of Dimitrios）中，在背後拉繩操縱木偶，使得歐洲捲入二次世界大戰的影武者，是宛如幽靈般的歐亞信用信託（Eurasian Credit Trust）。他是刻意選用這個名詞的。根據英國衛報的一篇評論，上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歐亞」很少是個中性的字眼：它喚起種族退化變質（racial degeneration）的氣味，文明被東方游牧民族侵擾的可能性。

但俄羅斯總理蒲亭此時卻重提歐亞聯盟這個概念，也許他想要焦躁的俄羅斯民眾注意更高層次的東西，不要只聚焦在總統大選上。蒲亭支持由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組成的歐亞聯盟，它可能成為當代世界的支柱之一，並作為歐洲和充滿活力的亞太地區的重要連結。

蒲亭明確否認此舉是為了重建蘇聯，但自蘇聯瓦解以來，一直有人談起歐亞，而歐亞的概念和蘇聯歷史有密切的關連。白俄羅斯和哈薩克已著手於商業整合，未來將形成新聯盟，也許會吸引其他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入盟，吉爾吉斯和塔吉克已被提及。在歐盟禁止俄羅斯加入，並在波蘭和瑞典的領導下積極向東擴張，以強化與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等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關係下，吾人可以理解俄羅斯努力擴大內部市場，去除勞工流動的障礙，同時贏得西邊重要門戶烏克蘭民心的努力。

政治人物喜歡臨時起意提出一些偉大的遠見，尤其是能引起歷史共鳴的。但所謂的歐亞聯盟是否值得一搏呢？先前的案例並不能提供保證。如果歐盟東擴隱含了以早期的波蘭立陶宛邦聯（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為模式重塑這個區域的意味，蒲亭的歐亞聯盟似乎侷限在前蘇聯地區。

當然，過往蘇聯的野心不僅侷限於歐亞，他們希望影響中東、非洲和東南亞。1945年因納粹德國垮台，史達林統治的蘇聯變成世界強權後，克里姆林宮有機會在全球建立社會主義第二世界，統一了東歐、巴爾幹半島和其他加盟共和國，有些社會主義夥伴甚至遠在天邊。思想和技術在第二世界的成員國流傳，甚至遠播至古巴、安哥拉、衣索匹亞和北韓。

今日有些歷史學家還可以明確地提到所謂的第三世界，這是因為在1950和1960年代，第一和第二世界為了爭取第三世界的擁護而展開激烈角力。但這種說法可能有點誇大。第二世界主要集中在東歐，其他成員國來來去去。中國崛起弱化了莫斯科的意識形態主宰地位，純粹就經濟角度而言，第二世界的力量根本不是華府連結西歐、東亞和中東產油國等經濟大國，所整合的超強全球聯盟體系的對手。

第一世界終究贏得這場艱難的對抗，全球化也讓蘇聯的第二世界瓦解，這是因為第二世界無法在國際競爭，加上很多東歐國家向西方國家舉債成癮。就經濟的角度而言，維持如此範圍的影響力使蘇聯付出的成本比它所回收的大很多。蘇聯有一大成就值得讚揚－－在19世紀末讓該國落後的地區開始工業化，但到了20世紀，這樣的工業化還不夠。

當然，蒲亭從土耳其早先嚐試推出某種歐亞主義中能學得教訓。1990年代初，當時的土耳其總統歐薩爾（Turgut Ozal）想像一個土耳其世紀的來到，希望歐亞大陸中心地帶所有說突厥語的國家能組成一個新聯盟。在歐薩爾死後，情況越來越明顯的是，引導土耳其經濟朝東或朝西之間的選擇，根本不是選擇。

在學得這項教訓後，艾爾段（Erdogan）政府追求後帝國的外交政策。但讓艾爾段模式比歐薩爾模式更強大的，不僅是它朝向於前奧圖曼帝國在巴爾幹半島和中東的領土，而非前蘇聯黑海和裏海的加盟共和國；更重要的是，它打算作為日益歐洲和全球傾向的土耳其經濟的補充，而非替代。

難怪蒲亭強調，深化整合並不意味要重建蘇聯，問題在於是否有任何替代模式，可讓他提議的聯盟有意義。如果俄羅斯經濟與南方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掛勾，卻使俄羅斯與西方或東方更強大的區域經濟強權脫鉤，最終將拖累而不會刺激俄羅斯的成長，俄羅斯將為追求舊時代的帝國之夢而付出沉重代價。

立報歡迎您投稿與指教。詳情請參投稿與聯絡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