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真是迅速變遷的時代。911與金融海嘯為這個新世紀揭開動盪不安的序幕，其影響之深刻，與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加上19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相比，不遑多讓，但是節奏卻快多了，上世紀30年的變遷，本世紀7年就走完了歷程。但是，歷史的節奏似乎還嫌不夠快。就在本月的5日爆發了「佔領華爾街」運動，直接衝擊資本主義的心臟，然後在僅僅10天，傳來了蘋果電腦執行長賈伯斯去世的消息。兩個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在短短的10天內發生，其節奏之緊迫，令人覺得喘不過氣來。

賈伯斯去世事件當然與911，金融海嘯或上世紀的世界大戰性質不同。但是，它在人類歷史的意義卻同樣重大。1976年賈伯斯最早推出個人電腦，啟動了資訊革命。能量與資訊是人類文明進展的兩大要素。18世紀人類開始系統地使用能量，促成工業革命。工業革命極大地提高生產效率，人類文明從存活經濟邁向富裕經濟，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開始了兩、三百年宰制世界的帝國主義全球化活動。

人類對資訊的科學研究，要到20世紀初才逐漸發展出來。但是，一旦人們能夠操作資訊，其對人類文明的促進作用，絕對不下於以操作能量為核心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操作資訊要比操作能量複雜得多，對資訊的科學研究以及相應的硬體軟體，都遠比能量的科學研究以及相關技術深奧得多。事實上，如果沒有20世紀量子力學創立而建立了半導體的理論，個人電腦根本就無從出現。因此，資訊革命這一人類文明要素到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兩百年後才出現。

但是，賈伯斯的貢獻還不僅在於引入個人電腦。1984年麥金塔電腦的推出，開啟了圖像（或稱數位）運算，這才使得資訊革命全面開展，影響廣闊。而最為媒體稱道的，乃是賈伯斯1998年重回蘋果公司後，推出iPod、iPad、iPhone 等等令人驚艷的產品，把奄奄一息的蘋果公司改造成市值領先所有企業的超級公司。這番經營上的奇蹟是引起全球熱烈議論的潛在因素。

賈伯斯的成功，說明資本主義體制能夠不斷接納創新，從而獲得生產力的不斷提高。這或許是資本主義迄今仍然引導人類文明發展的根本原因。

但是，佔領華爾街事件，卻告訴人們，資本主義已經到了秋天。賈伯斯之死與佔領華爾街，似乎預示著資本主義體制同時充滿了生機與危機。

左看:台北佔領台北
「佔領華爾街」抗議活動進入第4週，原本美國主流媒體以為只是幾十個年輕人在網路發起的即興動員，如今已擴大成全球各城市紛紛響應的串連行動。令人驚喜的是，台北沒有缺席，本月15日有名為「佔領台北」的活動將在101大樓前展開。數千人的網路讚聲是否能化為現場的實際行動尚未可知，但總算證明台灣也能夠與反資本主義的運動同步。

活動強度逐漸升級，唱衰聲音卻不小。保守派份子以大人自居，把坐在街頭不走的群眾當成小孩子胡鬧，批評他們「沒有中心思想、沒有主要訴求」。佔領是一種癱瘓既有秩序的行動，不論有無組織、有無具體訴求，透過集體現身，佔據某個象徵性的場所，已達到凸顯問題和擾亂當權者的目的。一旦活動獲得共鳴，也有可能由下而上慢慢形成自發性的組織，習慣正金字塔思考的菁英階級恐怕很難想像。

檢視佔領行動的成敗還太早，不必急著蓋棺論定。這週末由台北人發起的佔領台北活動只是開端，可測試出台灣民眾是否已開始思考資本主義的下一步，台灣的99％，你準備好發出憤怒之聲了嗎？

洪艾維／文字工作者

右看:趕走佔領華爾街的禿鷹

2011年的全球動盪情勢終於蔓延到資本主義的中心—美國，當歐巴馬在頌揚發起「阿拉伯之春」的人民如何勇敢追求民主時，沒料到自己家的人民已慢慢在醞釀一場「美國之秋」。歐巴馬只能慶幸，美國人民還沒打算佔領白宮，而是將矛頭指向貪婪無厭的華爾街。

金融市場背負著引爆全球經濟危機的原罪，華爾街是金融市場的代名詞，也象徵著追求極大利潤的美式資本主義，民眾把怒氣發在華爾街是可以理解的。每個國家的發達都需要一條「華爾街」，1980年代台灣經濟的繁榮，就是用股市萬點作為指標。理想上，「華爾街」應該是匯聚全民財富，促進整體經濟的交易場所，卻讓少數人變成投機炒作的工具，徹底扭曲了設計金融市場的原意。

「阿拉伯之春」拉倒了獨裁者，該國人民必須先經歷產生民主制度的陣痛，再著手重整國家的經濟; 在民主成熟的國家，人民不必用暴力才能表達訴求，「佔領華爾街」到目前為止尚稱是一場理性的活動，在遭有心人士介入使其變質前，美國政府應該儘速作出回應，好好管管長期佔據華爾街的禿鷹們。

王左一／政治評論家

10月10日，若從政治現實角度來說，乃為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慶，而從歷史事實角度來說，則是辛亥革命百週年紀念日。兩者的交集之核心人物是孫中山先生，而這也正是兩岸在政治深層矛盾中最顯而易見的共識切入點。

日前中共領導人胡錦濤倡言中共乃是孫中山遺志的「最忠實的繼承者」，而孫中山辛亥革命的願景理當成為成為「兩岸同胞的共同追求」。另一方面，台灣的馬英九總統則宣稱「國父建國的理想在大陸沒有機會實施，如今已在台灣完整實現」。

兩岸領導人的政治發言不僅不符客觀事實，而且對於孫中山政治志業的歷史意義（包括成就與侷限）毫無體認與闡釋，僅在乎標籤化孫中山、手段性利用辛亥革命的歷史圖騰來服務於當下的政黨利益。

在這百週年日子裡，我們如何以兩岸當前的政治現實來詮釋孫中山政治志業，並以此來評估兩岸之執政兩黨的成就呢？

孫中山的政治願景，一言以蔽之，就是三民主義：所謂的民有（民族主義）、民治（民主）與民享（民生主義）。

在當時的歷史現實裡，中國民眾深受西方帝國主義的直接壓迫與侮辱，提倡民族主義乃是追求民族解放的必要政治訴求，固有其正當性與必要性。但，時至今日，公民文化、公民意識已逐漸成為普遍政治認識，民族主義顯然有其根深蒂固的狹隘性與負面性，而應代之以更深刻的公民群體的政治價值觀，即政治共同體不再以民族、種族為聚合標準，而是以公民政治的自決身分來結合。反映在台灣社會，更是如此：否則所謂台灣人、台灣公民難道僅只是純種閩南人的政治專利？

其次，所謂民享的民生主義，孫中山當時反對大財團、壟斷資本主義運作，提倡社會基本需求應是國營事業來承擔，這固然有其進步性，但長遠來說卻不可行。因為，一旦資本主義開始真正發展起來，私人資本就勢必轉化為壟斷資本、排擠掉國營事業。台灣近20年來的民營化，就是最好的證明。我們應對民生主義賦予新的實質內容，才能達到真正的社會資源公共化之民享。

歸結到最後，孫中山三民主義真正能在今日充分實踐的，唯有民主而已，而且應是最徹底的直接民主！這直接民主應全面取代目前台灣引以為豪的菁英主導代議民主，讓群眾社會權利與政治權力合而為一，這才能做到真正的民享、真正的公民政治的政治共同體之民有。

三民主義的真正內涵其實乃是一民主義（直接民主），而這一民主義，請容我們遺憾的說，兩岸至今尚未達成。 （社會評論者）

面對全球化衝擊，台灣過去以大規模製造業為主的生產形態，在中國挑戰下逐漸失去優勢，製造業外移迫使台灣面臨經濟轉型的壓力；又鑒於全球化產生文化均質化的危機，使在地文化的特殊性開始扮演重要角色；加上英國、澳洲、加拿大等國的經驗顯示，文化藝術產值對GDP、就業機會等卓有貢獻，故令台灣政府意識到必須投資更多力氣在設計、形象、內容與應用，並善用文化藝術凸顯台灣的特殊性，以做為全球化下的辨識符碼來提升競爭力，形成當前台灣對發展文化經濟或文化創意產業一股躍躍欲試的風潮。

馬英九更於本月5日國民黨中常會聽取文建會主委報告「文化創意產業環境整備推動情形」後指出，文化、文化產業、文化創意產業已在盛主委的統籌下，彙整在建國百年的活動當中，並強調政府已從國發基金中撥出1百億元從事文化創投工作，極欲彰顯建國百年力推文創產業軟實力走向國際的施政努力。

對於「文化政策」問題的探討，過去學界已提出不少反思。而90年代末提出的「文化創意產業」政策，則宣示了文化政策從傳統「國家論述」與「公民論述」轉向「市場論述」；文化概念逐漸由傳統「菁英文化」轉向「文化經濟」的趨勢。

所謂「文化經濟」，一般指涉文化與經濟間頻繁而密切的互動：其一面向為「經濟的文化化」，在後福特時代，製造業越來越像在生產文化，側重商品的象徵符號與文化意涵，而趨同於文化工業。其後隨著知識經濟的出現，資訊、知識與創意成為新的核心概念。另一面向為「文化的經濟化」，專注於將文化藝術描繪為經濟過程，探索各種文化活動的生產、獲利、分配、推廣等問題，例如文化創意產業。

走向「文化創意產業」或「文化經濟」，雖可擴展文化政策的影響面向，更務實的面對各種新興創意產業的發展，但就促進文化發展而言，過度強調經濟價值卻可能會帶來文化價值比重失衡、意義簡化缺乏，以及生產工具被掌握操控等問題。另方面，從經濟發展角度來看，文創產業仍是沿用舊的經濟發展模式來思考台灣的未來，如此的經濟願景趨勢所能造福的也只是有能與新興文創產業扯上邊，或有能力發展兩岸經貿關係者。

質言之，以個別產業做為重點發展策略的想法，只能改變局部人的命運，而社會上許多人總是無法從這樣的產業發展策略中利益均沾。故所謂的新經濟發展模式，或許應該朝向勞資關係更平等的利潤分配、產業決策更民主合作、產業製程與生態維護更和諧等方向去思考與突破，方能引起更多處境民眾的交感共鳴。

（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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