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看財經媒體近幾年在為業界「造神」時有氣無力，窘迫於找出新生代典範的狀況，就可一窺究竟。我們大致可以看到，目前在業界居於主流、在1960年代出生的中堅幹部，逐漸進入退休年齡之後，台灣的科技產業將可能出現人才、經營的空窗期。

台灣的經濟，在二次大戰後搭上兩波全球性的發展趨勢，一個是塑膠相關的商品製造，紡織、成衣、日常用品，幾乎都來自於石化業；另一個是以矽為基礎的半導體、電子產品，也就是我們熟知的晶圓代工、資訊類商品。並非台灣人有什麼天賦異秉，而是跨國資本對抗下所營造出的大環境格局。台灣幾乎是在毫無政策、教育、人才準備的情況下，從無到有的搭上這兩波經濟快車。

台灣的本土家族企業，在1950年代對於發展PVC產業避之唯恐不及，甚至有企業主稱病躲避官員的情事。政府部門最初做出的產能規劃，則被美援總署驚為「產能規模僅有大學實驗室等級」，而經營之神王永慶早年面對產能過剩時一籌莫展，需要由官方提供解決方案的經歷，更說明了一切。

電子業也是其中的典型，台灣、南韓的電子業，幾乎是受惠於美日業者對抗的夾縫。電子業的第一波發展是1964年的東京奧運，那一年，美國業者擔心奧運商機無法吸納的日本電子商品過剩產能，會像蝗蟲一樣跨海侵襲美國本土，於是謀畫「海外代工」，以更低成本的「圍魏救趙」模式來對抗。這個模式開啟了將近20年的家電業、消費性電子業在東亞地區的發展榮景。到了1980年代，美日半導體業界之間的對抗，開啟另一波以技術授權為主的結盟模式，台灣、南韓的業者在這個大環境下，從邊做邊學的模式下成長，工程師快速累積技術、資本家快速學習經營的技巧。

以事後諸葛的角度來看，將近50年的時間是上天所給的機會，產業界、政治界應該可以利用這段時間的好環境，發展出新的產業。不過，從產業的狀況來看，顯然成果有限，電子業在技術、生產領域，幾乎沒有搭上近幾年西方國家熱門的軟體、網路、通訊產業；在經營模式上，則沒有擺脫代工製造的老調，目前主流論述中的「從代工到品牌」、「以設計提高附加價值」思路，與1980年代西方家電產業的發展路徑，有極高的相似度。然而，家電產品被電子晶片取代的歷史經驗，在本地業者的思維中，幾乎是船過水無痕。

目前的格局是，國際資本對抗的夾縫早已從半導體等領域移出，台灣很難再透過結盟的方式來生存。台灣學到了在原有環境下的生存之道，卻沒有發展出面對未知領域的解決方式。但是，在台灣原本熟悉的領域之外，卻沒有找到新路。「四大慘業」其實與50年內的所有亮麗產業都有很類似的發展路徑、思考模式，但是，在面對新技術、新模式時的嘗試，卻幾乎沒有新的格局，也不容易看到成功案例。

國際大環境消失，而台灣的產業又沒有找到自主的發展路線，這才是慘業的根源。

冰島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後原本也採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但冰島民眾拒絕為金融資本埋單，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最終促使新政府改變政策，拒絕償付不合理債務，反對銀行紓困方案以及條件苛刻的國際貸款，反向將寶貴的資源用於擴大緊急社會救助，同時管制資本流動、讓貨幣貶值。目前冰島更進一步利用網路工具，由全國民眾直接參與創立新憲法，將金融穩定、生態環保等理念寫進憲法。這些違反主流財經看法的措施，已經證明是行之有效的；10月份冰島失業率已經由危機期間的9％回落至7％左右。

冰島總統格里姆松（Olafur Ragnar Grimsson）曾表示，外國債權人威脅，若冰島不接受他們的條件，冰島就會被孤立，成為北歐的古巴；但「實際上如果冰島接受，那我們會淪為北歐的海地」。誠哉斯言！
李亮／文字工作者

冰島在2000年之後大幅推行金融開放與自由化，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富裕，卻也使冰島成為受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衝擊下第一個破產的國家。近日，冰島又重新登上國際新聞焦點，一方面是因為克魯曼、史迪格利茲等人大力稱讚冰島的經濟復甦，同時也因為冰島民眾全民參與在網路上制定新憲法，讓我們再次看到冰島的特殊性。

北歐小國冰島原本也實行北歐福利國家的混合經濟模式，1990年代以後轉向新自由主義模式，金融危機後卻在民眾壓力下採行金融管制、拒絕償付外債等激進措施，甚至以怠忽職守、釀成金融危機等理由，控訴或通緝前總理以及銀行家。這種激烈轉變的條件，部分來自於冰島人口僅有30多萬，政治運作並不複雜，正是小船好轉彎的寫照。此外，冰島尚未加入歐盟，可以採用貨幣貶值、管制資本等政策，其他歐洲國家難以效法。至於全民制憲，則是北歐小國民主傳統的進一步延伸，也不是其他國家短時間內可以模仿的。

從國際角度看，冰島畢竟是個小國，拒絕償債的國際衝擊有限。但若目前處於歐債風暴中的大國如義大利、西班牙等也有樣學樣，對全球經濟體系的衝擊將難以估量。
王放／政治評論員